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在埃尔姆伍德已经待了四天。他住在榆树街一家汽车旅馆的二楼最里间,窗户对着停车场,窗帘永远拉紧。房间里的烟味浓得像是墙壁本身在呼吸尼古丁——他每天抽两包Dunhill,烟蒂堆满了床头柜上的塑料杯。床头柜上还放着一把格洛克19,一本西班牙语圣经,和一张从谷歌地图上打印下来的橡木街卫星照片。照片上有七个红圈,每一个圈里都标注着一个名字。
他在等4月30日。
安赫尔今年五十二岁,比他在监狱里度过的十三年要老得多。他的头发在入狱时还是黑的,现在已经全白了,剃得很短,贴着头皮。他的左眼皮上有一道疤,那不是在监狱里留下的,而是十三年前联邦探员突袭迈阿密安全屋时,一颗玻璃碎片划过留下的。那天他哥哥拉斐尔被捕,莉迪亚·科斯塔站上了证人席,整个罗德里格斯家族的版图在四个小时的证词里碎成了粉末。
安赫尔在监狱里学到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打架或怎么走私,而是怎么等待。等待减刑听证会,等待假释委员会的决定,等待那些月复一月从迈阿密寄来的信件——他的人在信里用暗语告诉他,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寻找莉迪亚·科斯塔。十三年来,他们排查了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中每一个可能与她匹配的新身份,追踪了每一笔可疑的社保记录,在至少三个州发现了可能的踪迹。但每一次都在最后一刻断了线。
直到去年秋天,一条来自加州车管局的自动警报被触发。一辆深蓝色福特金牛座的牌照被套牌使用,真实注册信息指向迈阿密一家控股公司——那是安赫尔的壳公司之一。有人在使用他公司的假牌照,而在使用地点附近,有一个名叫卡罗尔·瓦伦丁的女人,社保记录显示她是四年前才存在的。
安赫尔从监狱里传话出去:不要动她。先确认。
确认花了几个月。他的人拍到了照片,录下了视频,截获了一通从埃尔姆伍德打到华盛顿特区联邦法警局的电话。电话里的女人声音紧张,用了“莉迪亚”这个名字自称。他们把音频发给安赫尔时,他听了十七遍。不是因为他需要确认身份——他只需要确认一件事:她还活着,她还在那个镇上,她还在以为自己是安全的。
出狱后他只用了两周就搞定了过境文件。哥伦比亚护照,伪造的商务签证,入境理由填的是“咖啡豆采购洽谈”。他在达拉斯入境,然后一路北上,坐灰狗巴士,住现金支付的汽车旅馆,沿途换了两张SIM卡。到达埃尔姆伍德那天是4月26日,距离4月30日还有四天。
四天够他做三件事:找到她的确切住址,摸清她的日常路线,然后决定怎么动手。
第一天他去了公共图书馆。他从后门进入,戴着棒球帽和口罩,假装是来用打印机的。他坐在第三台电脑前,打开谷歌地图,用街景模式反复浏览橡木街。23号,一栋浅蓝色墙面的小房子,门廊上有两只陶罐,窗户上挂百叶窗,车道上停着一辆银灰色丰田卡罗拉——那是卡罗尔的车,他在照片里确认过。他注意到23号对面是17号,门廊上挂着三只风铃,院子里种满绣球花。这个细节他记了下来:绣球花的叶片在这个季节还很稀疏,挡不住视线。
第二天他开车进了橡木街。没有开那辆深蓝色福特——那辆车已经被注意到了,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次他开的是一辆从奥马哈租来的白色雪佛兰,普通得像是保险公司推销员的标准配置。他在下午三点左右经过23号,车速保持在限速的二十五英里,没有停留,没有减速。只用六秒钟,他看清了门廊上的灯亮着,二楼书房的百叶窗紧闭,车道上那辆卡罗拉不在——卡罗尔出去了。
第三天他跟踪了卡罗尔去超市。
她从23号出发,步行,方向是埃尔姆伍德主街上的福克斯超市。安赫尔把车停在距离超市两个街区外的加油站,用一顶棒球帽和墨镜换了装扮,然后步行跟进超市。他推着一辆空购物车,和她保持着三个货架的距离。卡罗尔在生鲜区挑苹果时,他站在谷物货架后面;她在收银台排队时,他在门口的ATM机旁边假装取钱。她买了牛奶、面包、猫粮和一瓶洗碗液。她用的是现金,没有积分卡,没有会员折扣——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证人保护计划下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小心谨慎。这几乎让他尊敬她,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导致他哥哥死在监狱里的直接原因的话。
回到汽车旅馆后,安赫尔翻开那本西班牙语圣经,在扉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了今天观察到的所有细节:卡罗尔的步行速度、她过马路时习惯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她离开超市后会停下来和街角一个遛三条狗的老妇人交谈——那个老妇人,他推断,就是17号的道森太太。他在笔记本上标注:“可能的邻居哨兵。注意规避。”
然后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埃尔姆伍德本地座机。
“我找莫尔豪斯牧师。”安赫尔说,英语带着浓重的西班牙语口音。
对方沉默了两秒。“我就是。”
“我听说你认识一个叫卡罗尔·瓦伦丁的女人。”
又是沉默。这次更长。当卡尔文再开口时,声音没有丝毫动摇:“你是谁?”
“一个关心她的老朋友。”安赫尔说,“我听说她最近过得很不容易。匿名信,社区会议,诸如此类的事。我希望能跟她见一面,也许在教堂,也许在别的地方。你能帮我安排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卡尔文说。但他没有挂断电话。
“你知道的,牧师。”安赫尔说,“你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信从何而来。你也清楚莉迪亚——请允许我用这个名字——莉迪亚在教堂里的时间远比你希望的多。我只想和她谈一谈。一些旧事,需要当面解决。”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呼吸,然后卡尔文说了一句让安赫尔停顿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见她,明天下午三点,来教堂后门。不要开车,不要带武器,不要惊动任何人。”
“你在跟我谈条件?”安赫尔笑了,笑声低而沙哑。
“我在给你唯一的机会。”卡尔文说完就挂了。
安赫尔把电话放下,靠在床头板上。他没有相信卡尔文·莫尔豪斯会帮他。一个给整个社区写揭发信的牧师,不可能向一个陌生人出卖自己的教民——除非这个牧师另有计划。但安赫尔不在乎计划。他的计划从来都更简单:找到莉迪亚·科斯塔,完成十三年前没有完成的事,然后离开这个乏味的小镇。如果卡尔文要设陷阱,那他就把陷阱和猎物一起收掉。
与此同时,橡木街23号里,卡罗尔正在整理她的撤离包。
撤离包里有:三套换洗衣服、五千美元现金(分成三份,分别缝在夹克内衬、鞋底和洗漱包的夹层里)、一部预付费手机、一把史密斯威森36型左轮手枪(弹仓装满五发,第六发空着,按照老习惯)、一本写满紧急联络人信息的速记本、以及灰先生的疫苗接种记录。如果她必须走,猫不能留下。
但她没有走。
她坐在书房地板上,四周摊满了道森太太的录音记录、克劳法官从杂志合订本里复印下来的文章、以及她自己四年来的观察笔记。她用一支红笔在橡木街地图上画了三个圈:教堂、图书馆、23号。然后在每个圈旁边标注了一个日期。教堂的日期是4月30日——卡尔文说那是他寄出第七封信的日子。图书馆的日期是4月28日,即昨天——计算机登录记录显示卡尔文最后一次登录系统。23号的日期是今天——4月29日。
距离4月30日还有不到十八个小时。
卡尔文说第七封信会寄给安赫尔·罗德里格斯,信里会说她已离开埃尔姆伍德。但卡罗尔现在知道安赫尔已经在这里了。如果他在埃尔姆伍德,寄给他的信就会暴露一个事实:有人在这个镇上知道他的存在,有人试图误导他。而安赫尔·罗德里格斯不是一个能被轻易误导的人。
卡罗尔拨通了道森太太的电话。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她说,“白色雪佛兰,过去三天内在埃尔姆伍德境内出现过。可能停在汽车旅馆、加油站或者超市停车场。”
道森太太没有问为什么。她只说了四个字:“给我两小时。”
电话挂断后,卡罗尔走到窗前。夜色中的橡木街安静如常。17号的风铃在微风里轻轻摇晃。诺兰家的竞选标语被昨晚的雨打湿了一角,蜷曲着垂在栅栏上。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投出长长的影子,像一根指针——指向23号,指向她的窗户,指向她站在百叶窗后面的身影。
两小时后,道森太太回了电话。她的声音比平时更快,像是刚跑完一段路。
“白色雪佛兰,牌照是内布拉斯加州出租车辆,”她说,“停在榆树街汽车旅馆停车场。前台登记的名字是赫克托·门多萨,四天前入住,现金支付。前台服务员说他几乎不出门,只在昨天出去过一次,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超市购物袋。”
卡罗尔的呼吸停了一瞬。福克斯超市。昨天下午。她当时在买苹果。
“还有一个细节。”道森太太说,“旅馆服务员今天早上打扫房间时,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烟盒。Dunhill牌。”
卡罗尔闭上眼睛。树林里的烟蒂,同样的品牌,同一个人。安赫尔·罗德里格斯不是在“某个地方”监视着橡木街。他在过去四天里,一直住在距离她家不到八百米的汽车旅馆里,抽着在监狱里养成的Dunhill牌子,也许昨晚还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看着她的卧室灯光熄灭。
“卡罗尔,”道森太太的声音压得很低,“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卡罗尔睁开眼,看着桌上摊开的那把左轮手枪。五发子弹,第六发空着。那是她自己的习惯,从迈阿密时代就养成的——留着空的一发,不是因为安全,而是因为每一个扣动扳机的人,都应该给意外留一个位置。
“我不会再跑了。”卡罗尔说,“但我会让他知道,他找错人了。”
她挂断电话,拿起红笔,在地图上的汽车旅馆位置画了第四个红圈。然后用一条线把这个圈和教堂连在一起,再画一条线从教堂连到23号。三条线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每个顶点都是可能的相遇地点,每条边都是可能的选择路径。
桌角的电子钟跳到了23:47。距离4月30日,还有十二小时十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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