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陈远航不在家。
周卫国在他家弄堂口站了二十分钟，二楼的窗户始终黑着。他又去了供电局副局长值班室，值班的小张说陈局长下午就被一辆黑色伏尔加接走了，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像是被什么人叫去谈话了。
黑色伏尔加。赵振邦。
周卫国没有时间细想，骑上车直奔航政档案室。他必须赶在任何人之前回到那间备用柜前，把父亲笔记里提到的所有原始档案全部翻出来。
夜里的航政档案室黑洞洞的，走廊里连应急灯都没开。他从上次翻进来的那扇窗户再次翻进去，落地的时候鞋底在水磨石地面上滑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扶住墙壁，从口袋里摸出手电筒——这只手电筒是他从供电局抢修工具箱里拿的，铝壳磨得露了白，但电池是新的，推上开关以后射出的光柱雪亮刺眼。
备用柜还在墙角，锁孔上还插着他那把黄铜钥匙。他蹲下来，深吸一口气，拉开了抽屉。
抽屉里除了父亲的笔记本之外，还有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牛皮纸信封。周卫国把信封拿出来，解开橡皮筋，一封一封地翻看。
第一封信，发信人是“上海供电局档案室”，收信人是“宜昌三线工程指挥部人事科”。日期是1972年3月。内容很短——“兹有顾长林同志因工作调动前往你处报到。该同志在上海期间表现良好，档案已随函附上。请予接收。”
第二封信，同样的发信人，同样的收信人。日期是1972年5月——“兹有沈志明同志因工作调动前往你处报到。该同志原为教师，经重新分配转至工程系统……”
第三封信，1975年10月——“兹有方亚琴同志因工作调动前往你处报到……”
第四封信，1984年11月20日——“兹有林小梅同志因工作调动前往你处报到……”
周卫国的手指停在了第四封信上。他把信纸抽出来，在电筒光下仔细辨认。信纸上的措辞和前面三封如出一辙，甚至“兹有”两个字的写法都一模一样。但这一封信的附注栏里多了一行字——“该同志抵宜昌后，请安排至保密等级较高的岗位，不宜与外界过多接触。”
落款不是秦素云的名字。落款处只盖了一个章——上海供电局档案室。公章。
周卫国把四封信摊在地上，手电筒的光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
他看到了一个规律。每一封信发出的时候，都是母亲认为有人对他的生活构成了“干扰”之后。顾长林跟他交了朋友，调走。沈老师对他表示过关心，调走。方亚琴给他写过一封信，调走。林小梅目睹了不应该目睹的事情，调走。
但问题在于——宜昌三线工程指挥部真的收到了这些信吗？这些人真的到了宜昌吗？
周卫国把父亲的笔记本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夹着一张便条，便条上是母亲年轻时的笔迹。他把便条翻过来，在铅笔地址的下面，发现了一行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更小的字——“宜昌回函存航政档案室东墙第三只柜。阅后销毁。未销毁。”
他站起来，走到东墙第三只柜前。柜子没有锁。他拉开柜门，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沓牛皮纸档案袋，每一只袋子的脊背上都写着一个人名和日期。
他抽出了标着“顾长林”的袋子，解开棉绳。
里面只有一份文件——宜昌三线工程指挥部人事科的回函。回函的内容很短，措辞刻板而公式化：“上海供电局档案室：你室发来的顾长林同志调令及档案已收悉。经核查，该同志并未到我处报到。来函档案暂存我处，请指示后续处理。宜昌三线工程指挥部人事科，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周卫国抽出沈志明的袋子。同样的回函格式，同样的“并未到我处报到”。方亚琴——同。林小梅——同。
一封都没有例外。
母亲发出的所有调令，宜昌方面全都回了函，确认人没有到。但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处理过这些回函。她把它们放在航政档案室东墙的铁柜里，锁起来，不去看，不去碰，让它们在黑暗里安静地落灰。好像只要她不打开这些柜子，这些人就还在去宜昌的路上，永远没有到达，也永远没有消失。
周卫国坐在地上，手电筒搁在膝盖上，光柱照着面前摊开的四份回函。他的脑海里有一个可怕的画面正在成形——母亲写了一封调令，盖章，发出。然后呢？
他忽然想起了地下室里那副发黄的橡胶手套，那块沾着甜腻气味的手帕，那瓶标签模糊的三氯甲烷。他想起林小梅那封“告别信”上工整到不正常的笔迹。他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我锯断电缆，是为了让那条有裂纹的电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她说的不只是电缆。
他站起来，把回函全部塞进自己的帆布挎包里，又把父亲的笔记本放回备用柜锁好，然后翻出窗户，骑上车朝老白渡码头的方向狂奔。
老白渡码头在浦西这边，是一处老旧的货运码头，白天还有一些沙石船在这里装卸，到了夜里就空无一人。码头上堆着锈迹斑斑的集装箱和废弃的缆绳，江水拍打着水泥堤岸，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
周卫国在码头边上找到了顾大海的小船。老船工正蹲在船舷上修一盏煤油灯，佝偻的背影在灯芯微弱的火光里显得格外单薄。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里面有警惕，也有心虚，还有一些周卫国说不上来的东西。
“周技术员，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顾大海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紧张。
“老顾，我问你一件事。”周卫国蹲在码头上，和船工平视，“十一月十七号晚上，我母亲借你的船，除了锯电缆，还干了什么？”
顾大海的手抖了一下，煤油灯的玻璃罩差点掉进江里。他稳住手，把灯放好，两只粗糙的大手互相搓着，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
“周技术员，你妈让我什么都不要说。她帮我外甥进了港务局——”
“老顾，”周卫国打断了他，声音压得很低，“你外甥在港务局的编制，不是我妈给的。她只是帮你送了一封信。港务局要你外甥是因为他自己的条件。我妈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她只是在利用你害怕她的心理。她用一封推荐信，换你一个封口。但你现在帮我——你帮我，我就帮你们所有人。”
“帮什么？”
“帮那些被我妈说已经调走的人。”
顾大海沉默了。江风吹过码头，吹得煤油灯的火苗晃了几下。老船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把手里的一块破抹布放下，坐在了船帮上。
“那天晚上，秦同志借了我的船，让我在岸上等她。她一个人划船去了老白渡下游大概一个多钟头。回来的时候船上多了两样东西。”顾大海说，“一样是一把锯。锯条上全是铅粉。另一样是个编织袋。”
周卫国的呼吸收紧了。
“编织袋里是什么？”
“不知道。但我帮你秦同志把编织袋从船上搬到一辆板车上的时候，摸了一下——”顾大海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软的。”
软的。
周卫国的手抓紧了码头边缘的水泥棱角。
“板车推到哪了？”
“她没让我推。她说剩下的路她自己走。我就回码头了。”顾大海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复杂，“但我回去之前，偷偷看了一眼她推板车的方向。不是往供电局。是往老白渡下游那个废弃的泵站。”
周卫国猛地站起来。他知道那个泵站。那是一个五十年代建造的排水泵站，后来因为航道改建被废弃了，平时没有人去。泵站下面连接着几条已经干涸的下水道，其中一条下水道的出口直接通到黄浦江里。
“老顾，你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任何人说？”
顾大海低下了头。老船工的脸在煤油灯的昏暗光线里显得格外苍老。
“因为我也怕。”他说，“不是怕她把我怎么样。是怕她说的那句话。”
“什么话？”
“她说——老顾，你帮我办这件事，你外甥就有编制。你要是不帮我，或者以后跟别人多说一句话，你外甥就不只是没有编制。他连户口都保不住。上海的户口。”顾大海抬起眼睛看着周卫国，“你妈说得不是威胁。她是陈述一件事实。她手里有档案。档案里想让谁的户口出问题，谁的户口就会出问题。”
周卫国没有再问下去。他拍了拍顾大海的肩膀，然后骑上自行车，朝老白渡下游的废弃泵站赶去。
泵站坐落在一条碎石路的尽头，周围全是半人高的枯草和堆积如山的建筑废料。泵站的铁门已经锈烂了，斜挂在门框上，里面散发出潮湿的混凝土和淤泥混合的气味。
周卫国推着车走进泵站，打开手电筒。
光柱扫过空旷的泵房。地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灰上留着几道清晰的脚印。脚印很大，不是女人的——顾大海帮他搬板车的时候留下的。脚印在泵房深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道独轮车压过的痕迹，一直通向泵站最里面那扇通往地下管道的铁栅栏。
铁栅栏的锁已经被撬开了。
周卫国推开栅栏，弯腰钻了进去。地下管道里一片漆黑，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前方两米左右的范围。管道壁上长满了霉斑，空气又冷又湿，每呼吸一口都带着泥土和铁锈的味道。他把帆布挎包背好，沿着管道往里走。
走了大约五十米，管道忽然变宽了。这里是一个废弃的汇水井，井的直径大约三米，井壁上有一道锈蚀的检修梯，梯子下面是黑黝黝的水——那是和黄浦江连通的暗渠，水面上漂着各种垃圾和油污。
周卫国把手电筒往下照。
光束在水面上扫了一圈，照到了一个东西。
那东西搁浅在汇水井边缘的水泥台阶上，被油污和淤泥半掩着。周卫国顺着梯子往下爬了几格，靠近了看。
那是一只编织袋。绿色的塑料编织袋，上面印着模糊不清的化肥广告，袋口用铁丝扎得紧紧的。袋子的大小和顾大海描述的一模一样。
周卫国伸手去够那只编织袋，指尖碰到了袋子湿滑的表面。他用力一拽，袋子翻了上来，铁丝崩断，袋口敞开，里面的东西滚落出来。
手电筒的光柱直直地照在那些东西上面。
一只女式布鞋。黑色布面，塑料鞋底，鞋码很小。布面上绣着一朵褪了色的梅花。
一件蓝色的女式工作服上衣。胸口印着“浦东纺织厂”五个白字，字的边上还有一个已经洗得发白的工号牌——上面用红线绣着“0127”。
还有一绺头发。乌黑的，长长的，被污水浸透了，缠绕在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上。
周卫国用颤抖的手把纸条展开。纸条上的字迹他认得——林小梅的字迹。但不是那封告别信上的字迹。这封信没有客套的开头，没有工整的段落。只有几行字，笔迹急促而潦草，显然是匆忙之中写下的：
“如果有人找到这个，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他们说带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让我写了信。信是照着抄的。我不知道要去哪。跟我一起走的人还有三个。都是女的。”
纸条的最后一行字被水泡得模糊不清，周卫国只能辨认出半句话——
“……穿供电局工作服的……不是男的……她……”
周卫国跪在冰冷的台阶上，手电筒搁在膝盖旁边，光束照着那张纸条和那只绣着梅花的布鞋。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没有情绪，是情绪太多了，多到超出了他能承受的极限，大脑自动切断了所有感受。
林小梅没有去宜昌。她也从来没有去过。她写的告别信是照抄的。有人——一个穿供电局工作服的人——把她和另外三个女的带到了某个地方。然后——
然后这些东西出现在了泵站深处的汇水井里，被一只塑料编织袋裹着，和黄浦江的污水一起漂了不知道多久。
跟他一起走的人还有三个。
三个女的。
这句话在周卫国的脑子里反复回响。顾长林不是女的。沈老师不是女的。方亚琴——方亚琴是女的。但他的档案袋里只有一封宜昌回函，没有别的。另外两个人是谁？他在档案室里没有翻到。也许他翻得不够深。也许外-83系列那些他还没打开的柜子里，还有更多的回函，更多的人名，更多的他从来不知道的名字。
他把林小梅的信和布鞋放进帆布挎包。其他东西他留在原处，把编织袋重新扎好，放在台阶上。然后他爬上检修梯，走出地下管道，穿过废弃的泵站，回到了冷风中的碎石路上。
他的自行车还在原地。车把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露水。他擦了擦车座，跨上去，开始往回骑。
但他没有回供电局。他朝着航政档案室的方向又骑了回去。
因为他在爬出检修梯的那一刻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母亲把编织袋扔进汇水井，但她没有带走林小梅身上的所有东西。布鞋、工作服、头发、纸条——这些都还留在袋子里。但林小梅的档案里还提到了另一样东西——她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在纺织厂的联系方式。那张纸条后来被母亲夹在了“外-84-37”号卷宗里。
但那张纸条不是林小梅自己带来的。是母亲在接待她之前就已经拿到了的。
那母亲是怎么拿到那张纸条的？唯一的可能性，是她早在林小梅去供电局举报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个人会来。
而能提前知道林小梅会去举报的——只有当时和她一起在江边目击了那条小船的人。
周卫国猛地刹住了自行车。
轮胎在碎石路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站在那里，双脚撑地，呼吸急促而粗重。
林小梅在纺织厂上夜班，和她一起骑车的应该还有别的女工。她当时在外滩看了一眼江上的小船，船上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她看到的是母亲，还是母亲和别的什么人？
而林小梅的室友——那个和她同住一间宿舍的人——是谁？
周卫国发现自己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他骑上车，朝浦东纺织厂的方向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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