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后的裁定日,东都地方法院门口比开庭那天更拥挤。
不是记者更多,而是来的人不一样了。除了媒体和遗属代表,还多了很多普通人——有从海东国专程赶来的学生团体,有东瀛国的市民运动组织,还有一些穿着矿工旧工装的老工人,胸口的刺绣已经磨掉,但帽灯擦得锃亮。他们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站成好几排,手里举着的横幅在冬风里哗啦作响。
金明淑的轮椅被推到原告席旁边。她的旧饭盒搁在膝盖上,饭盒内侧的名字已经被金色油漆笔重新描过,此刻在法庭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金哲洙站在她身旁,手里攥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过去两周补充提交的全部证据清单和法理论证。
朴真宇坐在旁听席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他今天没有穿西装,而是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外套,是佐藤从仁盛带过来的——釜浦的老工人们凑钱给他买的。衣服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味,像从旧箱子里刚翻出来不久。
法官入席。法庭起立。
主审法官翻开面前的裁定书,厚度惊人。他扶了扶金边眼镜,声音不紧不慢地响起来。
“本庭就光化3年(ワ)4661号损害赔偿请求事件,做出如下裁定。第一,关于追加被告田中俊介的申请——根据原告方提交的录音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及证人朴真宇的当庭证言,本庭认定田中俊介涉嫌策划并指挥对本案核心证据的故意损毁,其行为构成对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证据妨碍。本庭批准将其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同时,鉴于田中俊介当前不在东瀛国境内,本庭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渠道申请红色通缉,并向邦加万当局发出司法协助请求。”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压抑的骚动。有人低声说了一句“终于”,声音里带着颤抖。
法官继续。
“第二,关于证人朴真宇的豁免申请。本庭审查了其在证据损毁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其事后主动提交关键证据的行为、及其在法庭上的完整证言。根据东瀛国刑事免责法相关规定,本庭批准对其在证据妨碍罪范围内的刑事豁免。但是——朴真宇涉及的伪造文书及欺诈罪项,不在本次豁免范围之内,将由检察院另行处理。”
朴真宇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指尖蜷进掌心。豁免不是全免,他早就知道。金哲洙跟他说过很多次——法律不会因为一个人做了正确的事就一笔勾销他做过的所有错事。但至少,他不会因为说出真相而坐牢。剩下的,他自己扛。
“第三,关于大和重工株式会社的赔偿责任。本庭审查了田中俊介与公司法务部之间的指令关系、财务记录、及公司内部备忘录。证据显示,田中俊介的行为并非个人独断,而是利用公司法务部资源、在法务部办公室内、为公司利益而实施。因此,大和重工不能以‘田中个人行为’为由完全免除其雇主责任。本庭裁定——大和重工株式会社对原告方证据损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金额将在终审判决中确定。”
石田律师站起来想要说什么,法官抬手制止了他。
“但是,本庭同时注意到,大和重工在丑闻曝光后采取了配合调查、主动解雇涉案人员、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等措施。这些措施将在终审量刑时予以考虑。”
石田坐了回去。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某种被压抑的暗号。
法官翻到裁定书的最后一页。
“第四,关于本案的后续审理。本庭决定——正式重启全部证据调查程序。新提交的录音、转账记录、手抄名册副本将作为核心证据进入下一阶段审理。鉴定中心将对这些证据进行全面鉴定。同时,被告大和重工需在三十日内提交其在昭和四十至五十年间所有涉及海东劳工的内部档案,不得再以‘文件遗失’或‘保密协议’为由拒绝提供。本裁定为中间裁定,终审日期将另行通知。”
法槌落下。一声沉闷的响,在法庭里回荡了很久。
旁听席上,金明淑没有说话。她把饭盒抱在怀里,两只手交叠在上面,指节泛白。金哲洙弯下腰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她摇了摇头——不是否定,只是在告诉自己这真的发生了。一滴眼泪从她满是皱纹的眼角滑下来,落进膝盖上那条褪色的毛毯里,瞬间被吸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前排另一个遗属——穿灰棉袄的老太太——站起来,举着那块写有“要一个对字”的硬纸板。她的手在发抖,纸板边缘被汗水浸得起了褶皱,但那四个字仍然清晰。
崔秀英合上笔记本。作为记者,她需要在截稿前把报道发回去,但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然后她在稿件的开头敲下了一句话——“今天下午,东都地方法院对一个字做出了裁定。那个字是‘对’。”
走出法院的时候,金哲洙推着金明淑的轮椅经过朴真宇身边。金明淑忽然抬起手,示意停下。
“真宇。”
“是。”
“法官说的那些——伪造文书什么的——还要另外判。你知道吗?”
“知道。”
“怕不怕?”
“怕。”朴真宇说,“但怕的不是坐牢。是坐完了牢出来,不知道自己是朴真宇还是岸田真一。”
金明淑把手从轮椅上伸出来,按在他的手腕上。这一次不是一秒,是整整五秒。那只手比上次更干更冷,但手指的力道一点没减,像把全身最后的力气都集中到了指尖。
“人活一辈子,不是看你穿了什么鞋子,去了什么地方。是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站稳。你现在站在自己的名字下面了。剩下的路,自己好好走。”
然后她收回手,示意金哲洙继续推。
轮椅滚过法院走廊的大理石地板,发出轻微的辘辘声,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
裁定结果公布后的第三天,国际刑警组织正式签发了针对田中俊介的红色通缉令。通缉令上的照片是大和重工官网上的职业照——头发花白但修剪整齐,深灰色西装,领带结打得精确。照片下的备注栏里写着——“涉嫌妨碍司法、教唆伪造证据、商业间谍罪”。通缉令通过全球警务网络分发到所有成员国。
当天傍晚,邦加万海滨咖啡馆。田中俊介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放着一杯意式浓缩。他打开电脑,屏幕右下角弹出红色通缉令的推送通知。他点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合上电脑。把咖啡喝完,站起来,在棕榈树下的石子路上独自走着。热带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和花香,把他花白头发的额发吹乱了。
他拨通了一个加密电话,语气一如既往地平稳。
“第三阶段准备启动。”
一周后,朴真宇因为伪造文书和欺诈罪被东都地方检察院正式起诉。开庭日期定在一个月后。同一天,大和重工社长在记者会上宣布正式退休。他在声明中说——“对公司在历史劳工诉讼中出现的合规问题深感遗憾,作为社长承担监督责任。”他没有回答任何记者提问,念完声明之后鞠了一躬,转身走进了大和重工总部大厦的旋转门。铜质门在他身后缓缓转动,折射出冬日阳光冷白色的光芒。记者们隔着玻璃拍下了他最后的背影——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脊背仍然挺直,但肩膀的线条在最后一帧画面里微微下沉了一寸。
金哲洙在金明淑事务所的旧沙发上把社长退休的新闻念了一遍。金明淑听完之后,继续用金色油漆笔描饭盒上的字,头也不抬——“他没说错。他只是承认了‘监督责任’。但不是他的监督责任——是每一个假装不知道的人的责任。”
与此同时,崔秀英在《仁盛市民报》上发了一篇新的报道,标题是《六十年后,名字回到了纸上》,并开始整理一本书的写作提纲。她打算把采访到但未能在报道中全部呈现的内容——朴顺子的手抄本笔记、矿难遗属的证言、佐藤二十年前未立案的调查档案、金明淑饭盒上被重新描过的名字——写成一本纪实作品。她在扉页上写下第一句话,引用了金明淑在裁定当天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恨和原谅都是人活着才能做的事。”
第二天,佐藤健一开车带着朴永哲从仁盛出发,沿着海东国的东海岸一路向北,目的地是东都。朴永哲坐在副驾驶座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毛毯,车窗外的海岸线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灰蓝色的光。佐藤问他要不要听广播。他说好。广播里正在播崔秀英关于劳工诉讼裁定结果的特别节目——她的声音从车载收音机里传出来,夹杂着电流的轻微杂音——“今天下午,东都地方法院对一个字做出了裁定。那个字是‘对’。”
朴永哲闭着眼睛听完了整段广播,然后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海。海平线很长很长,像一条被风拉直的灰色丝线。
“永泽的事,我找了四十年。”他开口,声音沙哑,“现在不用找了。他的名字被写在了法庭的记录里。”
佐藤没有回答。只是把车速放慢了一点,让他多看一会儿海。
而在釜浦,棚户区门口那个豁了口的破碗还在原处。碗里积着半碗雨水,水面上漂着一片新落的橘子叶,绿色,边缘微微泛黄,被风一吹,在水面上慢慢转了一圈。巷口有几个小孩在踢球,笑声沿着窄巷传上来,落在铁皮屋顶上,发出轻微的震颤。一个穿灰色棉袄的女人蹲在巷口洗衣服,泡沫顺着石缝流进下水道,和几年前一样。和几十年前一样。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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