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浦的冬天比仁盛更冷。
佐藤健一从长途巴士上下来的时候，天下着细密的冷雨。不是那种畅快的暴雨，而是釜浦特有的、黏腻的、像雾一样渗进衣服纤维里的雨。他在车站门口的屋檐下站了一会儿，把老花镜摘下来擦干，重新戴上，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小城。
街道很窄，两边的建筑大多是七八十年代盖的砖房，墙面被煤灰和雨水染成了灰褐色。远处可以看到一座废弃的矿井塔架，锈红色的钢结构在灰色天空下像一具恐龙的骨骼。空气里有煤矸石燃烧的气味，淡而持续，像某种永远不会散去的记忆。
他掏出那张从金哲洙手里拿到的地址，问了一个在路边修自行车的中年人。中年人看了一眼地址，抬起头打量他——一个明显不是本地人的老头，东瀛口音，穿着一件旧风衣。
“你找朴永哲？”
“对。”
“他住上面。”中年人指了指坡上那片棚户区，“最里面那排，倒数第二间。门口有个豁了口的碗。”
佐藤沿着坡道往上走。巷道越来越窄，两侧的墙壁上爬满青苔，头顶的电线上挂着一串不知道晾了多久的衣服，被雨水淋得湿透。几个小孩蹲在巷口玩弹珠，看到他走过来，停下手中的动作，用一种介于好奇和警惕之间的目光盯着他。
他找到了那个豁口的碗。
碗搁在门槛旁边，盛着半碗雨水，水面上漂着一片枯黄的橘子叶。门是铁皮的，锈迹斑斑，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
他敲门。
里面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然后是一个沙哑的声音：“门没锁。”
佐藤推门进去。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房梁上，灯罩上落满了灰尘。空气里弥漫着煤烟、霉味和某种药膏的气味，混在一起，像固体一样稠密。铁架床上半躺着一个老人，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棉被，床头放着一个搪瓷痰盂和几盒药。
朴永哲。
他的脸和朴真宇有七分像——同样的高颧骨，同样的深眼窝。但他的眼窝比儿子更深，深到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过。他的嘴唇发紫，是矽肺晚期典型的缺氧体征。每呼吸一下，锁骨上方的皮肤就会凹进去一块，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从空气里榨取最后一点氧气。
“你是谁？”
“我叫佐藤健一。从仁盛来。以前在东都当刑警。”
朴永哲的眼睛动了一下，然后转向门口。那个动作的意思很明确——他以为儿子回来了。
“真宇不在。”
“我知道。我是来找您的。”
佐藤在床边的一把旧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发出危险的嘎吱声，但撑住了。他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桌上——里面是他在车站买的几个橘子和一盒营养品。
“真宇是不是出事了？”朴永哲的声音忽然紧了。
“还不好说。但有些事，您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佐藤从风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被子上。照片是崔秀英从大和重工官网上下载的，上面是穿着深灰色西装的朴真宇——或者说，岸田真一。
“这是您儿子吗？”
朴永哲盯着照片，沉默了很久。那沉默里有某种正在被压住的东西，像旧矿道里被木桩撑住的顶板，随时可能坍塌。
“是他。胖了一点。”
“他现在不叫朴真宇了。他叫岸田真一。已经归化成了东瀛国籍，在大和重工国际法务部工作。”
“有出息。”朴永哲的声音很平，平得不像是称赞，更像是在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
“他在东都参与了一个历史劳工索赔诉讼的翻译志愿者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人给了他钱，让他毁掉一份证据。他做了。那份证据是一本昭和年代的劳工名册，上面记着被强征到东瀛的矿工名字——包括您哥哥朴永泽的名字。”
房间里只剩下雨声和煤炉的嗡嗡声。
朴永哲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拿起床头那个搪瓷痰盂，慢慢地吐了一口痰。痰里有暗红色的血丝，在白色的搪瓷上格外刺眼。他看了一眼痰盂里的血迹，然后把它放回去。
“永泽死的时候，我就在他旁边。”他开口，声音沙哑但平稳，“坑道冒顶，石头砸在他腰上。我拉着他的手，拉了四个小时。他说‘哥，我冷’。我把衣服脱了盖在他身上。他还是说冷。后来他的手冷了，我才知道他走了。”
佐藤没有打断他。
“后来工会要告矿上，我签了名。他们把我抓去关了半个月。出来之后工龄没了，赔偿没了，永泽的抚恤金也没了。他们让我在‘自愿放弃’上按手印。我不按。他们掰着我的手指按。按完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您后来没再告过？”
“告谁？”朴永哲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一丝笑意，“当年掰我手指的那个人，现在是市里的什么主任。我连他的门都进不去。”
“您儿子知道这些吗？”
“知道一些。不全知道。我不爱说。”
佐藤站起来，走到墙边那个铁皮柜前。柜子已经空了——里面的东西被朴真宇带走了，或者被父亲卖掉了。只有柜门内侧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地址：东都目白二丁目，金明淑律师事务所。字迹很稚拙，像是小孩子写的。
“这是谁写的？”
“真宇。他走之前写的。说如果打电话找不到他，可以寄信到这个地址。后来他寄钱回来，寄的是东都的邮戳，不是这个地址了。”
佐藤把纸条拍了照。然后他回到椅子上坐下，看着朴永哲的脸。
“朴先生，您儿子现在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他不是坏人——至少，我不认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做坏事。但他走错了一步，然后就被那一步困住了。现在有人在查他。查他的人是我和几个——算是朋友。我们查到的东西，足以毁掉他现在拥有的一切。”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我想让他回头。”佐藤的声音变低了，“但如果我先去找他，他只会否认。大和重工的人已经把他裹进了一层又一层保护壳里。我需要一个能让他停下脚步的人。”
朴永哲明白了。
他闭上眼睛，靠在枕头上。胸口起伏的幅度很大，每一次呼气都带着细微的哨音。那张被矽肺和岁月反复打磨过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很难描述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沉在骨头深处的、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东西正在往上翻涌。
“你们要我去东都？”
“对。”
“我走不了远路。”
“有人会帮您。”
“帮我又怎样？”朴永哲睁开眼，“就算我去了，我站在他面前，我要说什么？‘儿子，你帮你二叔报了仇——不是杀了人，是把自己也赔进去了’？”
“您告诉他真相。”
“什么真相？”
“永泽当年为什么会被单独调到最危险的坑道——不是因为他是年轻劳力，而是因为他签了工会的集体诉讼申请。有人在事故发生前一周把他从名单上挑出来，分到了那个冒顶的掌子面。”
朴永哲的身体猛地震了一下。他的手抓紧了被子的边缘，指节凸出，像被掰弯的钢筋。
“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几年在海东矿业史料馆查档案。当年的安全科分工记录还在。上面有永泽的名字和调岗日期。调岗令的签字人是当时的安全科长——后来这个人进了仁盛市议会，退休之后住在釜浦南边的海滨别墅里，每个月领两份退休金。”
朴永哲的呼吸开始变快。矽肺患者的肺叶跟不上情绪的节奏，他开始剧烈咳嗽，整个身体弓起来，铁架床发出急促的金属摩擦声。
佐藤扶住他，递过去一杯水。朴永哲接过杯子，没有喝，只是握在手里。水从杯口溅出来，滴在被子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湿痕。
“我找了四十年。”他停下咳嗽，声音像被撕碎的布条，“我找是谁把永泽调到那个坑道的。没有人告诉我。所有人都说‘不知道’。你给我看那个签字的人的名字——你给我看。”
佐藤把手机递过去。屏幕上是一份昭和四十四年的矿井人力调配表，已经被扫描成高清图片。表格最下面一行用钢笔写着：“朴永泽（支柱工），调至第三掌子面。调配原因：替代病假人员。调配人签字——”
后面是一个名字。
朴永哲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久到佐藤以为他可能把手机捏碎。煤炉的火光在他眼窝深处跳动着，像一个被困在骨头笼子里的什么东西正在拼命地往外撞。
“这个人还活着？”
“还活着。”
“住在釜浦？”
“南边。海滨别墅。”
朴永哲把手机递回去，靠在枕头上，闭上了眼睛。沉默在房间里堆积起来，厚得像灰尘。然后他开口，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真宇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他只知道永泽死在矿难里。他不知道永泽是被调过去的。”
“那他知道自己在帮谁吗？”
“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敢知道。”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然后朴永哲睁开眼睛，用那双深陷的、被矽肺和岁月反复摧残的眼睛看着佐藤。
“你安排。我去东都。”
佐藤点了点头，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走到门边的时候，朴永哲的声音从背后追上来。
“佐藤先生。”
“是。”
“你刚才说——如果我儿子回头，你们能保他吗？”
佐藤转过身。朴永哲躺在床上，背对着门口，肩膀的轮廓在棉被下瘦削得像一道被风化的山脊。
“我不能给您保证。”佐藤的声音很诚实，“但我可以告诉您——如果他主动出来作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法院会考虑他的配合态度。他可能还是要付出代价，但不至于把自己的下半辈子全部赔进去。”
“那就够了。”朴永哲咳了一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不能让他比我还惨。”
佐藤走出棚屋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巷子上方的天空露出一小片深蓝色的裂缝，一颗星星在上面闪着冷白色的光。坡道上有几个小孩在踩水坑玩，溅起的水花落在豁口碗里，把泡在里面的橘子叶推得转了一圈。
他走下坡道，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拨了金哲洙的号码。
“他答应了。”
“您没告诉他全部吧？”金哲洙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很紧张。
“没说。永泽的事是意外——还是真的被针对——时间太久了，查不出来确切的证据。但我需要他恨一个人。恨那个签字的人。恨到愿意走出釜浦，踏上东瀛的地面。因为如果不这样——”
他停了一下，看着远处废弃矿井塔架的黑色剪影。
“——一个矽肺晚期的老矿工，凭什么漂洋过海去救他的儿子？”
挂掉电话之后，他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电话亭旁边，点了一根烟，慢慢地抽着。烟雾在雨后的空气里散得很慢，像一层薄薄的纱。
远处矿井塔架上停着一排乌鸦，黑压压的，一动不动，像一座被废弃的纪念碑。
而在海的那一边，东都银座的灯火正如往常一样辉煌。赤松大厦二十一楼，落地窗后面，田中俊介正坐在办公桌前审阅一份文件。文件上盖着红色的密级印章，标题是——“关于岸田真一身份信息可能泄露的风险评估及应对预案”。
他看完最后一页，合上文件，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
“让法务部信息安全组的负责人明天上午来见我。”
“是。”
他挂掉电话，转向窗外。银座的夜景在他脚下铺开，无数灯光织成一片璀璨而冰冷的光毯。他的倒影浮在玻璃上，像一个被嵌在城市天际线里的幽灵。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那个海东记者。叫崔秀英——查得怎么样了？”
“她还在仁盛。但昨天她和一个退休的海东刑警在旧城区见面了。那个人姓佐藤。”
田中的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了下来。
“盯紧。如果她靠近釜浦，立刻通知我。”
他挂掉电话，站起来走到落地窗边，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玻璃的温度很低，低到能让他的皮肤在接触的瞬间产生一种轻微灼烧的错觉。
然后他眯起眼睛，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一枚正在缓缓移动的棋子——那枚棋子还没有走到它注定要走的位置，但它已经在路上了。
而他从来不让棋子的路径超出自己的计算。
至少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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