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秀英在仁盛港的第四天,有人开始跟踪她。
不是那种电视剧里戴着墨镜、穿着黑西装的跟踪。是更细小的、更容易被忽略的东西——身后多出来的脚步声,便利店门口停得太久的灰色轿车,邮箱里一封没有发件人的空白邮件。她当记者七年,跑过仁盛市的黑工窝点,跟过渔船走私的线索,被黑帮威胁过两次。她知道被跟踪是什么感觉。
那天傍晚,她从港口附近的一个旧工棚里出来,刚和另一个矿难遗属谈完,手里攥着一盒录音带。路灯还没亮,街上行人稀少。身后二十米左右,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在同一侧的人行道上走,步速和她差不多。
她没有回头。她在便利店门口停下来,借着玻璃门的反光看了一眼。男人蹲下来系鞋带——动作很自然,但那个位置没有路灯,谁会在黑暗中系鞋带?
她走进便利店,绕过货架,从后门出去,穿过两个小巷,绕到主干道上。她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去了金哲洙在电话里给她的那个地址。仁盛市旧城区一栋三层民宅,外墙爬满了老藤,门口挂着一个不起眼的木牌——“海东国矿难遗属互助会”。
金哲洙已经到了。他坐在二楼的旧沙发上,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旁边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夹克,胸口的刺绣已经磨掉了大半,但还能隐约看出“海东矿业”四个字。
“这位是?”崔秀英问。
“佐藤健一。”金哲洙介绍的时候,老人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前东都警视厅刑事部搜查一课刑警,退休八年了。”
“东瀛刑警?”
“我父亲是海东人,母亲是东瀛人。”佐藤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被烟和岁月反复打磨过,“我在东都干了大半辈子刑警,退休之后回了海东,帮这边的民间团体整理历史档案。算是赎罪。”
“赎什么罪?”
佐藤看了她一眼,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但没有点。
“平成八年,大和重工在仁盛开分公司的时候,有人举报过他们销毁海东劳工档案。那时候我在搜查一课,案子被送到我们课里。我和搭档去仁盛调查了一趟,找到了一些东西——旧契约、工资单、事故报告。但回东都之后,课长说证据不足,不立案。后来我才知道,课长退休之后进了大和重工当保安顾问。”
他把烟夹在指缝里,手指的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淡淡的灰色痕迹。
“那是我这辈子最窝囊的一件事。那份档案里有名字,有日期,有死因。我都看到了,但我没继续查下去。”
“所以您现在在帮忙?”
“我在做二十年前没做完的事。”
崔秀英把录音笔放在桌上,把从朴顺子那里拿到的手抄笔记本照片调出来给他们看。金哲洙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那页红笔圈出的名单时,他的手停了。
“朴永泽。这是朴真宇的二叔。”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个人的死亡记录,更像是在确认一个早就知道的答案,“这份手抄本是新的发现——之前那份原件上,这一页已经看不清了。”
“所以原件上本来也有这个名字?”崔秀英问。
“有。我亲眼见过。在名册被毁之前,我逐页核对过。第二册第十五页,备注栏里用红墨水写着‘死亡,坑道冒顶’。名字是朴永泽,年龄二十三,工种是坑内支柱工。旁边还有一个补充——‘兄:朴永哲,同坑,幸存。’”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手指一直按在照片上那个红笔圈出的名字上,指节微微发白。
“朴真宇毁掉那几页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他二叔吗?”崔秀英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不确定。”金哲洙收回手,靠在沙发背上,“他是在后来才知道的——我在法院洗手间里告诉了他。但我不知道在他倾斜瓶口的那一刻,他有没有停下来看一眼那些名字。也许看了,也许没看。也许他故意不让自己看。”
佐藤把没点燃的烟从嘴里取下来,放在茶几上。
“关键不是他知不知道,而是他现在知不知道。他现在还继续在那家公司工作吗?”
“继续。”金哲洙点了点头,“而且他已经不是朴真宇了。他现在的名字叫岸田真一,已经完成了归化手续。上周大和财阀的慈善晚宴上,他是被特别邀请的座上宾。有媒体拍到了照片——他站在大和绫乃小姐旁边,两个人聊了很久。”
崔秀英把那张从大和重工官网上下载的照片调出来,手机放在茶几上。佐藤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
“脸没变,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把手机推回去,“我当刑警的时候见过这种人。寒门出身,聪明,吃过太多苦,一旦有了往上爬的机会,什么都舍得往里押。但这种人往往有一个弱点——”
“什么弱点?”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埋掉了。但过去不会死。它只是等着从土里爬出来。”
窗外的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透过藤蔓照进房间,把三个人的脸切成明暗交错的碎片。远处仁盛港又响起了汽笛声,比白天更加低沉悠长。
“我们现在有什么?”佐藤把腿翘起来,点上了那根烟。
“手抄名册——这是新的发现,可以证明被毁的原件上确实存在那些遇难者名字。”金哲洙开始逐条清点,“朴顺子可以做证人,证明名册当年被矿上安全科没收过,后来流失到史料馆。史料馆的退休管理员老郑头可以作证,说朴真宇曾查阅过相关资料,而且他看完之后馆里的扫描件就损坏了。”
“我还有一个线索。”崔秀英打开笔记本,翻到某一页,“大和重工的法务部去年招聘了一个人,姓田中,叫田中俊介。他是那家诉讼案中大和重工方的代理律师。我在网上查到他以前在某个跨境商业纠纷案中用过类似的手法——对方的核心证据在庭审前突然出现技术性损坏。那个案子最后庭外和解了,大和重工花的钱很少。”
“惯犯。”佐藤吐了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慢慢散成淡蓝色的薄层,“但知道他是惯犯和证明他是惯犯是两回事。我们需要物证。直接的、能被法院采信的证据。”
“比如什么?”
“比如朴真宇和中间人之间的通讯记录、通话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他收过钱吗?”
金哲洙摇了摇头:“我们没有证据。他的经济状况确实突然改善了很多——学费交完了,生活改善了,甚至给釜浦的父亲寄过钱。但这些都是他名义上的工资和奖学金可以解释的。大和重工给他做的身份包装非常完整。”
“那就找到不完整的裂缝。”佐藤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语气变得像在做案件分析,“任何包装都有裂缝。他的归化时间、签证转换、入职流程——如果有人刻意帮他加速这些程序,一定会在某个环节留下痕迹。”
崔秀英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在仁盛港查资料的时候,有个人跟我提过,朴真宇在来东瀛之前几乎没出过釜浦。但他在东都大学外事处的表格上填了一个曾经出国经历——说自己去过海东的某个语言研修营。那个研修营不存在。”
“你怎么知道?”
“我打电话查了。研修营的机构在几年前就关闭了,负责人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就是说,他的申请材料里有伪造内容。”
金哲洙和佐藤对视了一眼。
“如果能证明他的申请材料是伪造的,”金哲洙缓缓开口,“就能证明他的归化和入职都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这不是刑事罪,但它是杠杆。有了这个杠杆,我们可以撬动更大的东西。”
崔秀英把这条线索记在笔记本上,用红笔圈了三圈。然后她抬起头。
“但这一切都需要朴真宇开口。如果他死咬着不松口,所有的线索都只是线索,不是证据。我们需要他反水,说出田中的名字。”
沉默降临在房间里。远处仁盛港的汽笛声又响了一轮,比刚才更远,更闷,像是沉进海水里的钟。
佐藤忽然站了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
“我有办法让他开口。”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疲惫,疲惫得像是在说一件他不愿意说的事,“但不是用证据压他。”
“那用什么?”
“用他的父亲。”
窗外的藤蔓在风里晃动,影子落在木地板上,像一群细长的手指在摸索着什么。
同一时刻,东都。
大和重工总部大厦的二十七楼会议室里,朴真宇坐在长桌末端,面前是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海外投资项目评估报告。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讨论的主题是大和重工在东南亚的新矿场选址。他的眼睛盯着报告上的数据,耳朵里灌满了高管们的讨论——融资比例、政治风险、劳动力成本、环保合规。
田中俊介坐在长桌的另一端,和海外事业部长低声交谈,偶尔点点头。朴真宇的目光扫过他的侧脸,想起了几天前赤松大厦里的那番对话——“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安安稳稳地做你的岸田真一。”
他正在这么做。
会议结束后,他收拾好文件,走向电梯。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绫乃发来的信息。
“父亲问起你周六的慈善晚宴后续。他说你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下周有空的话,来家里吃晚饭?他想和你聊聊国际法务部的事情。”
他盯着屏幕上的字,指尖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有敲下去。然后他打了一个字。
“好。”
电梯门打开,他走进去,按下大厅的按钮。电梯下降的过程中,他习惯性地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西装剪裁合体,领带端正,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已经习惯了这张脸——不是朴真宇的脸,是岸田真一的脸。
电梯在十九楼停了一下,门打开,一个穿着清洁工制服的老妇人推着清洁车走进来。她低着头,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她推车的时候不小心蹭到了朴真宇的裤腿。
“对不起。”她赶紧低头道歉,声音沙哑。
“没关系。”
电梯继续下降。朴真宇看着清洁工的背影,忽然觉得她的身形有些眼熟——瘦削的肩膀,佝偻的脊背,手指关节粗大。他的心脏猛然收紧了一下,但他立刻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在东都,海东裔的老清洁工太多了,不必自己吓自己。
电梯到了一楼,清洁工推着车走出去,消失在人群中。
朴真宇走出大厦,站在台阶上。银座的霓虹灯已经在黄昏里亮了起来,电子屏上的广告循环播放。他掏出手机,打算给绫乃回复更多的话。
然后屏幕亮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一个东都的座机号码。
“岸田先生吗?”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语速不快,“我是《东都社会新闻》的记者山田。我们收到了一些关于您在归化之前身份的匿名材料,想请您就一些问题进行回应。方便吗?”
他的血一下子凉了。
“什么材料?”
“关于您在东都大学交换期间,曾以翻译志愿者身份参与某个历史诉讼案件,以及您在案件证据保存过程中涉及的——”对方翻了一页纸,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关于证据污染的问题。”
他握紧手机,指节发白。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匿名材料显示,您在金明淑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使用了某种清洁剂,导致一份关键证据的部分页面无法辨认。这份材料我已经收到了传真件,来源不方便透露。”
沉默。银座的嘈杂声忽然变得很远,像是从水底传来的。
“如果你没有回应,”记者继续说,“我将在下周的版面上刊发这篇报道。在此之前,我给你七十二小时的时间考虑。你可以沉默,也可以回应。但无论你选什么,报道都会发——因为这件事涉及公共利益。”
电话挂断了。
朴真宇站在大厦台阶上,周围人来人往。他握着手机,一动不动。银座的灯火在他背后铺成一片璀璨的光海,但他脊梁骨上的冷汗比这片光还亮。
他拨通了田中的号码。
“有人泄密了。”
“我知道。”田中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没有一丝波动,“那个记者在几周前就开始打探消息。但我们还不知道她的消息源是谁。你先不要回应,任何电话都不要接。其他的我来处理。”
“如果你处理不了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田中的声音忽然降了一个调,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秘密。
“那就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然后扮演一个被诱惑的年轻人。你年轻,你贫穷,你被利用——这在舆论场上是很好的故事。但不到最后一步,不要走这条路。”
“为什么?”
“因为如果走这一步,你就不是岸田真一了。你会变回朴真宇。而朴真宇这个名字——你自己也清楚——经不起查。”
电话挂断了。忙音比银座的霓虹灯更刺眼。
朴真宇把手机塞进口袋,沿着银座的街道往前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想走。但走到一半他停了下来,抬头看了一眼赤松大厦的方向。
二十一楼。落地窗。田中站在窗后的阴影里,像一个永远不会走出棋盘的人。
而在海的那一边,仁盛港的旧民宅里,三个人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佐藤健一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海,缓缓开口。
“我去釜浦。找那个老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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