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猎物的反击

仁盛市的冬天和东都完全不同。

东都的冬天是灰色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建筑，灰色的西装和领带。仁盛的冬天是褐色的——褐色的海泥滩涂，褐色的旧渔船，褐色的人脸上被海风吹裂的皮肤。崔秀英裹着一件褪色的防风外套，站在仁盛港码头的一排旧仓库前。海风从西面刮过来，带着盐腥和柴油的气味，把她的短发吹得乱七八糟。

她掏出一张揉皱的纸条，核对着仓库门上的编号。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名字——“朴顺子，72岁，丈夫李东勋（已故），原海东矿业工会成员。”

第四个仓库。铁皮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她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苍老而警惕的声音。

“谁？”

“我是崔秀英，之前在电话里联系过的记者。”

门拉开一条缝，露出一张干瘦的脸。老年女性，颧骨很高，眼睛有些浑浊，但目光很直接——那种在困苦里活了一辈子的人才会有的直接。她打量了崔秀英几秒钟，然后把门拉开。

仓库内部被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居住空间。墙角支着一张铁架床，灶台是用旧砖头搭的，晾衣绳从横梁上穿过，上面挂着几件洗得发白的秋衣。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老旧的蜂窝煤炉，炉子旁边堆着一袋碎煤。

“我没太多时间。”崔秀英坐下来，把录音笔放在桌上，“您丈夫李东勋先生，是当年海东矿难之后工会集体诉讼的组织人之一，对吗？”

“提他干什么。”

“我想知道，当年那份名册。”

老人的手在膝盖上收紧了一下。她的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做体力活留下的痕迹。

“名册被没收了。他们说是调查用，后来就没还回来。”

“谁没收的？”

“矿上的安全科。他们带了法院的人，把工会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名册、会议记录、签名册——全拿走了。后来矿难的事不了了之，打人的打了，关人的关了，死的人白死了。”

“名册的原件被收走了，那有没有副本？有没有人偷偷复印过、拍照过、或者手抄过？”

朴顺子忽然不说话了。她看着崔秀英，浑浊的眼珠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不是眼泪，是警惕。

“你问这个做什么？”

“因为有人在东瀛重新告这个案子。”崔秀英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件不能让墙壁听到的事，“原告方是金明淑女士的诉讼团。他们找到了一份昭和年代的历史劳工名册原件。但在庭审开始之前，那份名册被人动了手脚。物理原件被化学溶剂污染，数字备份也被人为损坏了。两个证据同时失效。”

“什么手脚？”

“有人把名册上最关键的那几页给毁了。”

朴顺子的嘴角抽动了一下，然后开始咳嗽。不是矽肺患者那种从肺叶深处往外扯的剧咳，而是干涩的、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刮到了的咳嗽。咳完之后她朝地上啐了一口，抬起头。

“你是说——有人往名册上泼了药水？”

“鉴定中心检测到醋酸酯类有机溶剂的残留。不是普通清洁剂。只有专业的人，或者有预谋的人，才能弄到这种东西。”

老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墙角一个老旧的樟木箱子前，打开锁，从里面翻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个更小的布包，布包打开之后，是一本边角卷起的笔记本。

“我丈夫被抓之前，把名册上的名单抄了一份。不是全部，是釜浦矿区的部分。他说这些名字不能丢，丢了就真的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了。”

崔秀英接过笔记本。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蓝黑墨水，手写，每一个名字后面跟着性别、年龄、工种、伤亡状况。在名单的最后一页，有一行用红笔圈出来的字——

“昭和44年8月14日，坑道冒顶。遇难者23人，釜浦籍11人。名单如下：朴永泽（23岁）、金……”

她盯着“朴永泽”这个名字看了三秒钟，然后拿起手机拍下了每一页。

“谢谢您。”她站起来，鞠了一躬，“这件事很重要。”

“等一下。”朴顺子拽住了她的袖子，“你刚才说，名册在法庭上被人毁了。谁干的？”

“还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原告方自己。”

老人松开手，盯着煤炉里跳动的橙色火焰，浑浊的眼珠被火光映得发亮。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风很大。

“抓到那个人，替我啐他一口。”

崔秀英走出仓库的时候，海风迎面扑过来，腥气更重了。她把防风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处，沿着码头的石板路往回走。仁盛港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桅杆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密密匝匝地排列着，像一排倒插的十字架。

她在码头边的便利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杯热咖啡，靠在海堤的栏杆上喝。口袋里那张纸条上除了朴顺子的名字，还有一个电话——是她一周前从海东矿业史料馆的退休管理员那里拿到的。管理员告诉她，有一个东瀛学生几个月前也来查过类似的资料，留下了学籍信息。

那个学生叫朴真宇。

她是先听到这个名字，才决定继续往下查的。

回到报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崔秀英的办公桌在编辑部最角落的位置，桌上堆满了文件夹、旧报纸和喝了一半的咖啡杯。她把笔记本的照片导入电脑，将手抄名单和网上能找到的东都地方法院诉讼档案进行比对。

比对了整整两个小时。

然后她发现了什么。

在笔记本最后一页，朴永泽的名字旁边，有一个用铅笔轻轻写下的备注——“兄：朴永哲，同矿井，幸存。”她翻遍了法院档案中所有公开的当事人信息，在原告方证人名单的末尾，看到了“朴永哲”三个字。备注栏里写着——“矿难幸存者，矽肺，釜浦人。”

她又在网上搜索“朴真宇”。东都大学的交换生公告页面有他的名字，入学信息显示——釜浦人，父亲朴永哲。

崔秀英靠在椅背上，盯着屏幕上的搜索结果。桌上的咖啡已经凉透了，但她的手指是烫的。一个模糊的轮廓开始在她脑海里成形，像暗房里泡在显影液里的相纸，正在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显出形状。

朴永哲——矿难幸存者，矽肺患者，诉讼方证人。朴真宇——朴永哲的儿子，釜浦出身，东都大学交换生，金明淑律师事务所翻译志愿者。朴永泽——朴永哲的弟弟，在矿难中死亡，名字出现在被毁掉的名册页面上。

她拨通了海东矿业史料馆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那个退休管理员老郑头，声音沙哑，被烟酒腌得很透。

“郑老师，再问您一件事。之前来查釜浦矿难资料的那个东瀛学生，朴真宇——他来查了什么？”

“查了矿难受害者名单和工会诉讼档案。我记得他特别翻了昭和四十四年冒顶事故的那一册，还拍了很多照片。他看得很仔细，做了笔记。”

“他有没有要副本？”

“没有。他看完就走了。不过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史料馆的电脑坏了一次。他看的那批档案的扫描件，莫名其妙就损坏了。技术员说是系统更新出了差错。”

崔秀英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划下一个重重的惊叹号。她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到窗边。仁盛市的夜景不如东都繁华，但远处的港口灯火依然倒映在海面上，像一群被冻在水底的星星。

她拨通了海东国律师协会的电话，辗转问到了金哲洙的号码。电话响了六声，对面才接起来。

“我是金哲洙。”

“金律师您好，我是海东国《仁盛市民报》的记者崔秀英。我正在调查昭和年代海东劳工索赔诉讼的证据问题。我发现了一些关于名册被毁的线索，想和您核实几个问题。”

电话那头停顿了两秒。崔秀英能从那个停顿里听出警惕。

“你怎么拿到我号码的？”

“律师协会的朋友。我不是要套消息，我是想来帮您的。我知道名册被毁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当时接触过那份名册的人里面，有一个叫朴真宇的交换生。他的父亲朴永哲是矿难幸存者，他的二叔朴永泽死在那次矿难里——名字恰好就在被毁掉的那些页面上。”

沉默。然后是金哲洙长长的一口呼吸。

“崔记者，你知道你现在在查什么吗？”

“知道。”

“那你应该也知道，查这种事很危险。”

崔秀英站在窗前，看着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防风外套，乱糟糟的头发，眼里的血丝，还有下巴上因为连续熬夜冒出来的痘痘。她看上去不像一个能对抗大和重工那种庞然大物的人。

但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庞然大物更重。比如一个老人在饭盒上刻下的名字，比如一本藏在樟木箱子底的手抄笔记本，比如一个矿工的妻子说“抓到那个人，替我啐他一口”。

“我知道。”她说，“但我还是想查。”

金哲洙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更久，久到崔秀英差点以为电话断线了。

“下周一，我去仁盛出差。到时候面谈。”他报了一个时间和地址，“但在此之前——崔记者，你一个人不要乱跑。尤其不要去釜浦。”

“为什么？”

“因为有人比你更早知道你在查什么。”

电话挂断了。忙音在崔秀英的耳膜上嗡嗡作响，和窗外仁盛港的汽笛声混在一起，像某种悠长而沉闷的警报。

她回到电脑前，把朴真宇的名字输入搜索框。东都大学的官方页面上有他的照片——瘦削的脸，颧骨很高，眼窝很深。照片里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在东都大学的银杏道上，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努力微笑。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她发现了一件事。

在东都大学校报的某篇社团活动报道中，朴真宇的名字旁边还有另一行小字——“同日下午，大和重工国际法务部实习生岸田真一也出席了该研讨会。”

岸田真一。

她把两个名字放在同一个搜索框里，但没有任何结果。朴真宇和岸田真一，像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但她把“岸田真一”单独输入搜索框之后，大和重工官网的员工目录里跳出了一张照片。

同一张脸。

同样的颧骨，同样的眼窝，同样的眼角那颗痣。

只是西装从洗得发白的衬衫换成了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发型从随意变成了精心打理，嘴角的微笑从努力变成了笃定。照片下面的注释写着——“岸田真一，国际法务部，海外合规组。东都大学法学部交换生（海东国籍），已归化。”

已归化。

崔秀英把屏幕截图保存下来，存进一个加密文件夹里。然后她关上电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灯管发出细微的嗡鸣声，像一只困在玻璃管里的飞虫。

窗外，仁盛港的最后一班货轮正在鸣笛出港。汽笛声穿过夜色，穿过海风，穿过码头边那些被盐分腐蚀的旧铁链，沉沉地落进大海里。

而在海的对岸，东都的某栋摩天大楼顶层，有人正端着香槟站在落地窗前，俯视着这片无边的灯火。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找到了。

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