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重工临时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在事后被泄露了出来。
记录显示，社长从头到尾没有提高过音量。他坐在长桌顶端，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手指没有敲击，眉头没有皱起，甚至连领带的结都打得一丝不苟。但每一个在场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见过社长最冷的一天。
“田中俊介从今天起不再是大和重工的任何职务人员。他的办公室已经被清空，门禁权限全部注销，公司法务部将对他提起违反内部合规程序的民事诉讼。”社长翻开面前的一份文件，语气像是在朗读一份天气预报，“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处理另一个问题——岸田真一。”
会议室里的空气忽然变重了。
“他是田中的共犯，也是揭发者。他手里还有多少公司内部数据，我们不清楚。公关部评估了目前舆论走向——海东国和东瀛国的社交媒体上，他的形象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幡然悔悟的告密者’，而大和重工则是包庇田中的共谋。如果我们继续留他在公司，每一分钟都在给负面舆论提供燃料。”
“您的意思是——”海外事业部长试探性地开口。
“解除劳动关系。撤回奖学金推荐。将他的人事档案移交给内部调查委员会。如果发现他在归化过程中有任何虚假陈述，立即向东瀛入国管理局报告。”
没有人反对。会议室里只有翻文件的纸张声和空调出风口持续的低频嗡鸣。
“还有一件事。”社长合上文件，摘下眼镜，“绫乃的订婚——取消。公关部今天下午会发布正式声明，强调大和家族与此事无关，绫乃本人对岸田真一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
坐在会议桌末端的绫乃没有说话。她的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指尖泛白。
散会之后，社长把她单独留了下来。门关上之后，他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不是愤怒，不是责备，甚至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更冷的东西，像是在重新评估一件原本被视为家族资产的物品。
“你知道多少？”
“全部。他告诉我的。”
“在丑闻爆发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
社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东都的天际线，灰蓝色的天空下，大和重工的帝国在每一栋挂了家徽的建筑里延伸。
“你需要发表一份个人声明。措辞公关部会帮你拟好。核心意思是——你受到欺骗，感到震惊，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同时与此事彻底切割。”
“如果我拒绝呢？”
“那你会失去继承权。”社长没有转身，“不是威胁。是程序。大和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将个人判断置于家族利益之上的成员，不得进入核心管理层。这个规矩从明治四十二年起就没变过。”
绫乃站起来，拿起那份公关部拟好的声明草稿，走出了会议室。她没有回自己的书房，而是去了那晚朴真宇来过的书房。台灯还摆在原来的位置，那两杯茶早就不在了，被佣人收走了。她坐在曾经朴真宇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把声明草稿摊在桌上。
声明不长，三段话。第一段陈述事实——她与岸田真一（本名朴真宇）的交往建立在他提供虚假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她对此不知情。第二段表达立场——她对大和重工历史劳工诉讼中出现的证据问题感到遗憾，并将配合内部调查。第三段宣布——她与岸田真一的婚约即日起解除。
她拿出钢笔，在最后一段上加了一句话——“但我不会否认我认识他。一个人可以选择切割，但不能选择失忆。”
然后她把声明折好，装进信封，交给门口的秘书。秘书接过信封的时候愣了一下——小姐的眼睛红了，但没有哭。她从小到大都没有在人前哭过。
两个小时后，大和重工公关部发布了三份正式声明。第一份宣布田中俊介被解职并面临内部诉讼。第二份宣布解除与岸田真一的劳动关系及奖学金推荐，并将配合入国管理局审查其归化手续。第三份是大和绫乃的个人声明。
海东国和东瀛国的媒体在半小时内就转载了全部内容。崔秀英在目白二丁目的临时工作站里刷新屏幕，看到第三份声明末尾那句话时，她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了一瞬。
“这个大小姐比我想的要硬气。”
金哲洙从对面探过头来看了一眼，没有说话。金明淑坐在窗边，把那份声明的打印稿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然后她把它折好，放在膝盖上，继续磨那个旧饭盒。
“有钱人家的孩子，能说这种话，不容易。”她说完，把饭盒打开又合上，发出轻微的金属摩擦声。
朴真宇不在房间里。他站在事务所楼下的巷子里，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是大和重工公关部声明的全文。他反复看的是绫乃加上的那句话——“一个人可以选择切割，但不能选择失忆。”
他按灭了屏幕，把手机塞回口袋。巷子里的风从北边灌进来，把他外套的下摆掀起来。那件西装外套是他入职大和重工那天买的，穿了一个冬天，袖口已经磨出了淡淡的毛边。
手机响了。是一条绫乃发来的信息。
“抱歉。”
他打了两个字回复——“不必。”然后删掉，又打了三个字——“活下去。”发出去之后，他靠在巷子墙上，闭上眼睛。墙砖很冷，冷意透过西装外套渗进肩胛骨。
朴真宇被正式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大和重工不再提供住宿补贴。他在东都大学交换生宿舍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学校外事处在给田中打电话确认情况之后，给他发了一封措辞礼貌但毫无余地的邮件：“请于三个工作日内搬离学生宿舍。”
他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搬。几件衣服、那本泡过水的东瀛语参考书、那本缺了封面的《海东社会阶层分析》、父亲铁皮柜里的旧证件复印件。所有东西塞进一个行李箱，拉链拉上，提起来还没三十斤。
目白二丁目金明淑律师事务所的档案室有一张旧沙发，金哲洙说可以先住这里。他把行李箱放在沙发旁边，坐了下来。日光灯管的嗡鸣声和档案室里的线香味混在一起，窗外旧楼的轮廓在夜色里变成一片模糊的灰影。他坐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信息。
“工作没了。住的地方换了。但人还好。”
回复来得比平时快——“好。”
就一个字。但朴真宇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暗下去。
接下来一周，东都地方法院指定的独立鉴定中心对新提交的录音数据、转账记录及手抄名册副本进行了紧急鉴定。鉴定结果在周三下午送达法院——录音无剪辑痕迹，银行转账时间线与名册损毁时间线吻合，手抄名册副本的笔迹属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蓝黑墨水，与被毁原件的年代成分一致。
金哲洙在收到鉴定报告的当天就向法院提交了补充诉状，申请将田中俊介追加为被告，同时申请对朴真宇适用证人豁免程序。后者意味着一件事——朴真宇需要在下次开庭时以证人身份出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把自己的全部行为从头到尾说一遍。不是匿名，不是书面陈述，是站在法庭上，当着所有旁听者的面说。
“你能做到吗？”金哲洙把豁免申请书的副本放在他面前。
“能。”
“你父亲那边——要告诉他吗？”
“先别说。等开庭日期定了再说。他的肺受不了这么多事。”
金哲洙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在事务所里工作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他知道什么叫做“撑着的平静”。
崔秀英在仁盛和东都之间往返了两次之后，把她在《仁盛市民报》上发表的系列报道整理成了一篇长篇特稿，标题是《名册上的名字：一桩历史诉讼背后的证据战争》。稿件在付印之前，她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在报道末尾加了一句。
“本案中最为复杂的角色，是一个同时犯下罪行和揭发罪行的人。法律会衡量他的行为，但历史不会只用一种尺度来丈量一个人的全部。”
她把稿子发给主编之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灯管又坏了，一闪一闪的，把这个堆满旧报纸的房间切成明暗交替的碎片。她还记得那个画面——朴顺子在仓库里把笔记本从樟木箱底翻出来递给她；金明淑在法院走廊里把手按在朴真宇手背上，只用了一秒就放开了。她忽然想到，那两个人都是遗属，都是受害者，都是被历史欠了一辈子的人。而她们两个人——一个说要找到罪犯之后啐他一口，另一个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按了下去。
朴真宇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他站在目白二丁目的旧楼天台上，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爸，我明天要上法庭。不是被告，是证人。我会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包括我做过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朴永哲的声音响起来，沙哑，缓慢，但比之前任何一次通话都要清晰。
“你二叔当年被调去那个坑道，不是因为你签了什么文件。是因为有人在名单上点了他的名字。这件事佐藤先生跟我说了。你做的事，和我当年不敢做的事，是反的。”
“是好的反还是坏的反？”
“反过来了就好。”父亲停了一下，“你妈走的时候留下二十万。我烧了。你当时看着我烧。现在你把那二十万还回去——用你自己的方式。”
挂掉电话之后，他站在天台上看着东都的夜色。这座城市有太多灯光，太多街道，太多为了活下去而低着头的人。他曾经是其中之一。现在他抬起头了。
在他身后的电梯里，金明淑坐在轮椅上，手里握着那个旧饭盒。她想在开庭之前把饭盒上丈夫的名字再描一遍，用金哲洙给她买的那支金色油漆笔。
而在东都国际空港的出发大厅，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深灰色风衣的男人正在排队登机。他的护照上印着一个新名字，航班目的地是一个没有引渡条例的东南亚国家。登机口关闭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一条推送新闻——“历史劳工诉讼案新进展，前大和重工首席律师或将被追加为被告”。他把手机关机，放进口袋，走上了飞机。他的表情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变化。像是被焊在脸上的一层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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