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国地方法院第六刑事部的法庭，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迎来了本案的第三次公审。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除了媒体记者和少数公众之外，还有十几个穿着深色西装的镜工学员工——他们是今井孝之组织来旁听的，用这种方式向法官和陪审团传递一个无声的信息：这家公司的员工相信他们的社长。今井本人坐在第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双手放在膝盖上，从开庭到现在的四十分钟里，他的背几乎没有靠过椅背。
证人席上站着的人，是日高理惠。
她今年三十四岁，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刚好到耳垂，露出纤细的脖颈。如果不是左手无名指上那枚朴素的银戒指，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刚从商学院毕业、正准备参加第一场面试的年轻人。她的站姿端正而不僵硬，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清清楚楚。
“日高小姐，”检察官山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证人席前方三步远的地方站定。他是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说话节奏缓慢而有力，喜欢在提问之前停顿三秒，让法庭的气氛在沉默中凝聚。“请向法庭说明，您曾在镜工学担任什么职务？”
“社长助理。”日高理惠回答。“从九年前到三年前，一共六年。”
“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安排社长的日程，处理往来邮件，保管部分内部文件，以及——社长特别交代的一些事务。”
“在您担任社长助理期间，是否曾目睹或听到过真壁圭一与朴正桓之间的接触？”
日高理惠点了点头。“见过几次。朴正桓是槿城邦的供货商，每次来旭日国都会到公司拜访社长。一开始两人的关系还不错，社长会留他在办公室喝茶。但后来，大概是我离职前不久的那段时间，气氛完全变了。”
“怎么变了？”
“有一次，朴正桓来公司，社长没有让他在办公室见面，而是让他在一楼的小接待室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社长下去见他的时候，我听见——”她停顿了一下，抬起眼睛看了看检察官，又迅速地垂下去。“我听见社长在接待室里对着他吼叫。”
“您能复述吼叫的内容吗？”
“社长的原话是——‘我会让你彻底消失。从这个行业，从这世上，彻底消失。’”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低声的议论，被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压了下去。今井孝之在第一排座位上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什么都没有说。他旁边的镜工学员工们交换了几个不安的眼神。
山田检察官转过身，面向审判席，用他惯常的停顿三秒的方式让这句话的重量充分落在法庭的空气里。然后他重新转向日高理惠，换了一种更温和的语气：“日高小姐，您离开镜工学的原因是什么？”
日高理惠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更像是某种被刻意压制的委屈在眼眶里晃了一下又被强行按了回去。
“是因为一盏灯。”她说。
“一盏灯？”
“会议室的洗手间。有一天加班到很晚，我用了那个洗手间。走的时候忘了关灯。第二天，社长看了监控，发现最后进去的人是我。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她的手指在身前交握，指节微微泛白。“他对我说，一个连灯都记不住关的人，不适合在他身边工作。当天下午我就被调去了档案室。”
“从社长助理调到档案室？”
“是的。一年之后，我主动辞职了。”
山田向审判席微微颔首，表示他的询问到此结束。审判长转向辩方席，示意三浦舜可以开始交叉询问。
三浦站了起来。他没有立刻走向证人席，而是先在辩护席上整理了一下手里的文件——那是他从槿城邦带回来的几份调查记录的复印件。他把其中一张单独抽出来，夹在笔记本的封面内侧，然后才缓步走到日高理惠面前。
“日高小姐，”三浦的声音比山田轻得多，像是在和一位不太熟的邻居寒暄。“您刚才说，真壁社长对您很苛刻。因为一盏忘记关掉的灯，就把您调离了核心岗位。这件事对您来说，是不是伤害很深？”
日高理惠警惕地看着他。“我当然不希望被那样对待。但我理解社长对细节的要求。”
“当然。您离职之后，真壁社长有没有联系过您？”
“没有。”
“完全没有吗？”三浦低头翻了翻手里的文件。“根据镜工学财务部提供的工资记录，在您离职之后的整整三年里，镜工学每个月仍然向您的银行账户汇入一笔固定金额，金额恰好是您担任社长助理期间的月薪数额。这笔钱累计到今天，总额大约相当于您三年半的工资。”
日高理惠的表情僵住了。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发出声音。
三浦从文件里抽出一张银行转账记录的复印件，递给法警转交证人。“日高小姐，您能否向法庭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家您已经离开的公司，会持续三年向您支付全额工资？”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日高理惠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薄薄的纸。过了很久，她才用几乎是耳语般的音量说：“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三浦微微前倾，语气仍然温和，但语速略微加快。“这笔钱每一笔都是通过镜工学总务课转出的，转账备注栏里写的是‘特别津贴’，审批人签名是真壁圭一本人的印章。日高小姐，您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想在这里说出来？”
“我——”日高理惠的手开始颤抖，那张纸在她的指尖下发出细碎的声响。
“让我帮您说出来。”三浦不紧不慢地从文件夹里抽出第二张纸。“日高小姐，在您入职镜工学之前，您的父亲日高昭夫曾是镜工学制造课的课长。他在二十四年前的一次工厂事故中去世，死因是化学溶剂泄漏导致的中毒性休克。当时的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是操作失误，镜工学没有承担法律责任。但真壁圭一在事故发生后，以个人名义向您的家庭支付了赔偿金，并资助您读完大学。后来您进入镜工学工作，从基层做到社长助理——这一切，是不是与这份长达二十多年的补偿有关？”
旁听席上炸开了锅。记者们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写着，镜工学的员工们面面相觑。今井孝之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的手抓紧了座椅扶手，指关节突出。
日高理惠站在原地，像一尊被突然冻住的雕像。她张了张嘴，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日高小姐，”三浦的声音更轻了，像是在和她说一件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私事，“我理解您对真壁社长的感情可能是复杂的。他也许确实对您很苛刻，但他也在用他的方式补偿您。问题在于——您刚才向法庭提供的证词，有没有因为这种复杂的感情而被影响？更重要的是——”
三浦说到这里，刻意停顿了片刻，然后从文件夹里抽出了第三张纸。
那是一张照片的复印件。照片在法庭的投影屏幕上被放大——朴正桓和日高理惠，并肩站在镜工学旧厂房的门口。日高理惠穿着白色衬衫和深色工装裤，朴正桓站在她旁边，姿态放松而熟稔。照片背面是朴正桓的笔迹：“理惠”。
“这张照片是在槿城邦沙下区朴正桓的遗物中找到的。拍摄时间大约是四年前——也就是您还在镜工学担任社长助理的期间。日高小姐，”三浦的声音终于不再是温和平缓的，而是带上了一层严肃的锋利感，“您和死者朴正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您为什么从来没有向检方或警方提起过这层关系？”
日高理惠的脸色彻底变了。那种被压制了三年的委屈，被二十四年愧疚与依赖交织的复杂情感，以及此刻被当众揭开的秘密——所有的东西同时涌上来，让她身体的某根弦似乎突然断了。她后退了一步，后腰撞在证人席的栏杆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反对！”山田检察官站了起来。“辩护人的询问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属于对证人的——”
“我的询问直接关系到证人的可信度。”三浦不等审判长裁定，直接接过了话头。“检方将这位证人列为关键证人，她的证词是控方证明真壁圭一与朴正桓存在严重矛盾的核心依据。如果证人本身与受害者存在未被披露的私人关系，这种证词的中立性就必须被重新检视。这是辩护方的合法权利。”
审判长摘下老花镜，看了看山田，又看了看三浦，最后看向日高理惠。她倚在证人席的栏杆上，脸色苍白得像纸。审判长轻轻敲了一下法槌。
“证人，请回答辩护人的问题。”
日高理惠闭上眼睛。当她重新睁开时，眼眶里已经泛起了透明的光。她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开口——旁听席后排的一扇门忽然被推开了。
一个法庭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审判席旁，弯下腰在审判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审判长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坐直身体，重新戴上老花镜，看了看手表，然后对着法庭宣布：“由于出现新的证据需要核实，本庭宣布休庭。下次开庭日期另行通知。”
法槌落下。
整个法庭陷入了混乱的低语。记者们几乎同时站起来往外跑，打电话的声音在走廊里此起彼伏。山田检察官站在原地，表情复杂。三浦舜转身看向辩护席上的助手，助手对他摇了摇头，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而日高理惠仍然站在证人席上，低着头，双手紧紧抓着栏杆。一滴泪水从她的脸颊上滑落，砸在深灰色的西装外套上，洇出一个深色的小圆点。
三浦在离开法庭之前，最后回头看了她一眼。他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银戒指——刚才在询问时他没有看清楚，现在换了个角度，他看到戒指的内侧刻着一行极小的字，距离太远看不清楚内容。但他记住了那个细节。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一个问题：日高理惠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戒指，但她的人事档案上，婚姻状况一栏填的是“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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