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在滨海市客运站停稳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一刻。陈永昌最后一个下车，脚踩到地面的时候膝盖软了一下，他扶着车门把手站了两秒，才稳住。站台上稀稀拉拉几个人，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正收摊，把铝锅往三轮车上搬。他扫了一眼停车场，没看见那辆深蓝色的桑塔纳，但心口那根弦还是绷着的。
他走回出租屋的路是一条窄巷，两边是八十年代末建的老居民楼，墙皮脱落，露出灰黑色的砖。巷口的路灯坏了一盏，剩下那盏照着垃圾桶旁边几只翻食的野猫。他走到自己那栋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的窗户——窗帘是他早上出门时拉上的，现在还是那个位置，但窗台外面晾的那条毛巾不见了。
他上楼的脚步很轻，旧楼梯的木板还是吱呀叫。到三楼门口，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手感不对——锁芯比早上涩了半圈。他停下来，侧耳听门里面的动静，什么也没有。他慢慢转动钥匙，推开一条缝，先没进去，伸手在门框边的墙上摸索灯绳。啪一声，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
屋里跟他早上离开时差不多。床上的被子叠着，桌上的书还摊在那一页，铝茶杯里的隔夜茶还在。但他一眼就看出不对——枕头底下的报纸原本折痕朝外，现在朝里了。他走过去，掀开枕头。那盘录音带还在，牛皮纸信封也还在，但信封的封口原本他用透明胶粘了一道，现在胶带被撕开又按了回去，边缘起了毛。
他站在那里，盯着那道毛边的胶带，后背贴着墙壁，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他往窗台看了一眼——早上那条毛巾是被风吹掉的，还是被人拿走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出去十二个小时，有人进来过，翻过他的枕头，看了那盘带子，但没拿走。
为什么没拿走？是怕打草惊蛇，还是他们已经抄录了一份？
他把录音带取出来，塞进衬衫口袋里。然后他蹲下来，打开床底的行李箱，翻出一件旧夹克的内袋夹层，把带子塞进去，拉好拉链，再把行李箱推回原位。做完这些，他在床边坐下来，双手撑着膝盖，看着天花板那片水渍，一直看到日光灯管开始嗡嗡地闪。
第二天他没去工地。他给老周打了个电话，从街角的公用电话亭打的，确认工地上的清算组已经搭了临时的办公帐篷，两个穿工商制服的人坐在里面，工人被拦在门外，不让进。老周的声音压得很低，说几个工头昨天吵了一架，但被派出所的人劝走了。
"陈总，"老周说，"他们好像在翻你的办公室，你那些图纸和账本都锁在铁皮柜里，他们拿切割机割开的。"
"让他们翻，"陈永昌说，"老周，你帮我看一件事——他们有没有拿走一个黑色硬壳的笔记本，大概这么厚。"他比了一下，意识到老周看不见，又说："就是去年年底我让你帮我记材料进出那本。"
老周沉默了几秒，说："我没看见他们拿出来，但我看他们在铁皮柜前面蹲了很久。"
"好，"陈永昌说，"你注意安全，别跟他们冲突。"
挂了电话，他站在电话亭里，手心全是汗。那个黑色笔记本里没有录音带，但记了他跟雷震几次私下谈话的时间和地点，如果被清算组拿到，那些人就能拼凑出他什么时候开始起疑心。他闭上眼睛想了想，决定不能再拖了。
他先去了滨海市公证处。公证处在一栋旧楼的二层，楼梯拐角贴着"依法公证、服务社会"的标语。他排队等了四十分钟，把护照、回乡证、泰国方面的商业登记证原件递给窗口。公证员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泰文文件，眉头皱着。
"这个需要翻译件，"他说，"而且你的公司注册地在泰国，我们需要中国驻泰国使领馆的认证。"
"我做了，"陈永昌从提袋里抽出一沓文件，"去年刚办过，有外交部领事司的转认证。"
年轻人接过来核对了半天，又翻到最后一页看了日期，说："可以办，但加急要三天，普通要七个工作日。"
"加急。"陈永昌说。
他交了加急费，拿了回执，走出公证处的时候太阳正烈。他站在楼下的梧桐树荫里，掏出韩明礼留给他的那张名片，找了另一部公用电话打过去。响了三声，接了。
"韩教授，我是陈永昌。"
"你寄了没有？"韩明礼的声音很稳，像在念讲义。
"公证在办，加急三天。材料我今天下午就能备齐，周三寄。"
"别寄挂号信，"韩明礼说，"用特快专递，寄给省高院行政庭林副庭长收，别寄立案庭。我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一行编号，你照抄上去。"
"编号？"
"你不用问。照做就行。"
陈永昌应了，然后压低了声音："教授，我昨晚回去，有人进过我的房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韩明礼说了一句话："他们动那盘带子了吗？"
"动了，但没拿走。"
"那是好事，"韩明礼的声音忽然轻快了一点，"说明他们不敢确认带子里有什么，也怕拿走了反而打草惊蛇。你找一个地方存备份，别放出租屋，也别放银行保险柜——银行会登记。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放他那里。"
"老周？"
"你那个施工员？不行。他已经被盯上了。"
陈永昌想了一下，然后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身影——那个在法院门口塞纸条的绿裙姑娘。他连她名字都不知道。
"教授，"他说，"那个帮我递纸条的人——"
"她叫林小满，"韩明礼说，"省高院行政庭的书记员，刚转正不到半年。她父亲跟我是一个教研室的，已经退休了。你暂时别联系她，但如果有急事，你可以去省城新华书店二楼的法律专柜，在靠窗第三本书里夹一张纸条。她每周五下午会去。"
陈永昌把这句话背了两遍，才挂了电话。他站在梧桐树下，看着路面上的光斑被风吹得晃动，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替他守着某个窗口，但他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帮他。
当天下午，他去了市中心一家老照相馆。那家店在步行街的尽头，招牌褪了色，橱窗里摆着几个落灰的胶卷模型。店主是个六十来岁的秃顶男人，正戴着老花镜修一台海鸥相机。陈永昌把录音带放在柜台上，说："师傅，帮我翻录三份，磁带用最好的。"
秃顶店主拿起来看了看，又看了看陈永昌的脸色，什么也没问，转身进了后面的暗房。陈永昌站在柜台前面等着，听见暗房里传来磁带转动的沙沙声。二十分钟后，店主拿出三盒新磁带，每盒上面贴了一张白标签，用圆珠笔标了"1""2""3"。
"原带还你，"店主把原带推过来，"三份翻录，每份九块六，收你三十。"
陈永昌付了钱，把三份备份分别包进三个牛皮纸信封，然后在信封上写了三个不同的地址——一个是他在曼谷的律师所，一个是他在香港的表姐家，第三个他留了白。他走到街角的邮局，把前两个寄了国际挂号，第三个塞回提袋底层。
做完这些，他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十分钟。太阳已经偏西了，步行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人骑自行车经过，铃铛叮叮响。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在棋盘上跑了很多步的卒子，每一步都踩在格子里，但不知道这盘棋是谁在下。
周三早上，他把公证处取回的公证书、韩明礼手写的情况说明、工商局那两张通知单的复印件，以及一份他自己逐条写的《行政起诉状》草稿，全部装进特快专递的大信封。他在信封背面用铅笔抄了韩明礼说的那串编号——六位数字，他不懂什么意思，抄得很工整。
寄完快递，他回到出租屋，开了那罐放了很久的午餐肉，就着冷馒头吃了一顿。吃完他把碗洗了，又把地面扫了一遍，像一个等着客人上门的人那样把屋子收拾整齐。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谁，但总觉得今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下午三点，有人敲门。
陈永昌从猫眼里往外看，是个穿墨绿色制服的女人，邮局的，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打开门，女人递过来一张签收单，说："特快专递，省城来的。"
他签了字，关上门，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A4纸，抬头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下面一行字——"收到你寄送材料，经初步审查，请补交如下材料：一、永昌国际中心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诉讼事宜的书面授权决议；二、合作方华海实业（滨海）有限公司的最新工商登记信息。"
落款是"林小满"，日期就是当天。
陈永昌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补交材料是正常程序，但问题是——董事会授权决议需要华海方面配合盖章，而他跟华海已经撕破了脸，雷震绝不可能给他盖章。他又看了一遍"林小满"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她明明知道他的处境，为什么要让他补一份拿不到的材料？
他拿起电话，走到巷口的公用电话亭，拨了韩明礼的号码。响到第六声才接。
"教授，我收到了省高院的补交通知。"
"哪一项？"
"董事会授权决议。"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陈永昌几乎以为断线了，正要喊，韩明礼的声音忽然传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低沉："那份补交通知，是林小满在立案庭的同事给她看的草稿。正式通知还没发出来。她先抄了一份寄给你，是想告诉你——有人在立案庭的审查环节卡你，而且卡得很专业，专门找了华海能卡住你的那一条。"
陈永昌握着话筒，手指关节发白。"那我怎么办？"
"你明天来省城，"韩明礼说，"带上你所有的材料，包括那盘带子的复印件。明天下午两点，省高院旁边的'阅江楼'茶馆，二楼靠窗，有人要见你。"
"谁？"
韩明礼没有回答，电话里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挂断的嘟嘟声。
陈永昌站在电话亭里，暮色从玻璃窗外灌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脚下的水泥地上，又细又长。他忽然想起照相馆店主在递给他备份磁带时说的一句话——那老头把带子推过来的时候，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年轻人，有些声音录下来容易，放出来难。"
当时他没在意，现在那句话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他的胃里。
他走出电话亭，巷口路灯刚亮，把那棵老梧桐的叶子照成一片昏黄。他往出租屋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正蹲在路边系鞋带，鞋带系了三秒钟还没系完。
陈永昌没有加快脚步。他转过身，慢慢走回楼道，在拐进楼梯口之前，余光瞥见那个男人站起来，朝他这个方向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他上到三楼，开锁进门，反锁，然后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路灯下面空荡荡的，那个男人不见了。
但他看见巷口停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车窗贴着深色膜，发动机没熄火，排气管在冷空气里吐着一缕一缕的白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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