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昌坐在门后面的那把硬木椅子上，屁股底下垫着旅馆备用的薄枕头，为的是如果撞门他能第一时间站起来顶住。他盯着门板上的木纹看，那些纹路像一张地图，每一条都通向一个岔路。赵晓燕坐在床沿上，双手捧着旅馆提供的搪瓷杯，里面的白开水已经凉了，她一口没喝。
窗帘拉着，屋里光线很暗。外面的灰色面包车已经停了二十多分钟，没有熄火，排气管对着旅馆门口的方向，那团白气时浓时淡。陈永昌知道那辆车上的四个人——他刚才从窗帘缝里数了，驾驶座一个，副驾一个，后座两个，都是深色夹克，没穿制服，但坐姿很正，像训练过的人。
"他们为什么不动？"赵晓燕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
"他们在等，"陈永昌说，"等我出去。"
"如果我们一直不出去呢？"
"他们会进来。"
赵晓燕把搪瓷杯放在床头柜上，杯底磕到木面发出一声轻响。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学着陈永昌的样子把窗帘挑开一丝缝往外看，然后又缩回来。她转过身的时候脸色比刚才白了一点，嘴唇抿成一条线。
"陈总，"她说，"我认得那个副驾驶上的人。他在厂里找我的时候换了便装，但脖子后面有一道疤。就是他。"
陈永昌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把她从窗边拉回来。他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座钟，十点五十三分。距离K438次列车到达广州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分钟，距离他承诺何志远的"下午三点前赶回"还有四个小时零七分钟。但从广州到省城的火车最快也要两个半小时，加上从旅馆脱身、赶往车站的时间，他最多只能在这里再停留四十分钟。
他环顾了一下房间。一张双人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盏日光灯，窗户朝南，外面是旅馆的正面街。他走到房间另一侧，推开卫生间的门，里面有一扇极小的通风窗，大约四十公分见方，外面是一条狭窄的巷子。他试了试，窗框上的插销生锈了，拧不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卡住插销的缝隙用力撬了一下，锈片簌簌地掉下来，插销松了。他推开通风窗，探头往外看——巷子大约一米宽，两端都是被封死的矮墙，但巷子尽头有一架锈蚀的铁梯，通往楼顶。
"有路了，"他回到房间，压着声音，"但从这里出去，只能到楼顶。楼顶能通到隔壁楼吗？"
赵晓燕忽然抬起头，说了一句："这是老城区，这些旅馆的楼顶都是连着的。我在广州待了两年，这种老楼的天台之间都用铁皮搭的桥连通，消防用的。"
陈永昌看着她。她说话的时候语气里多了一种东西——一种在绝望中忽然抓住抓手时才会有的坚定。他把那两盘录音带从枕头下面取出来，一盘塞进赵晓燕的工装内袋，一盘塞进自己的裤兜，然后从床头扯下一条床单，拧成绳子绑在窗框上。
"你先上，"他说，"上去之后等我一分钟，我关窗。"
赵晓燕没有犹豫。她踩上马桶盖，双手撑住通风窗的边缘，像一只猫一样钻了出去。瘦削的身体在狭小的窗口里几乎没碰到边框。陈永昌听见她落在外面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然后是低低的一声"我到了"。他跟着把椅子搬过来踩上去，也钻出了窗户。通风窗的金属边缘刮了他的后背一下，但他没觉得疼。
两个人蹲在巷子里。头顶上方那架铁梯直通四楼天台，梯级的锈斑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陈永昌让她先爬，自己跟在后面。铁梯每踩一步都发出吱嘎的声响，像是随时会断，但他不敢慢，也不敢停。爬到天台顶端的时候，他翻身跨过矮墙，半跪在地上喘了两口气。
广州老城区的天台上，晾衣绳纵横交错，几件被单在风里鼓成帆的形状。他站起来，果然看见相邻两栋楼的天台之间搭着一块宽约半米的铁皮桥，桥面铺了防滑的菱形网格。桥的另一端通到一栋楼的天台，那栋楼的临街方向是一条更窄的小巷。
他拉着赵晓燕走过铁皮桥。铁皮被脚下的重量压得微微下陷，发出"咚"的一声回响，但桥没断。他们穿过那栋楼的天台，从另一侧消防梯下到地面，落到一条只够两个人并行的窄巷里。巷口堆着一些空纸箱和废弃的自行车骨架。陈永昌侧身挤过那些杂物，探头往巷口外看了一眼——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灰色面包车。
他们从窄巷的另一端走出来，混入了步行街的人群。陈永昌低着头，赵晓燕把鸭舌帽重新戴上，两个人一前一后，隔开大约五步的距离。他路过一家小杂货店时，停下来用公用电话拨了何志远的传呼，留言："脱身了。现在去省站。"挂了电话他看了一眼时间——十一点零七分。
省汽车站的售票大厅里人很多，陈永昌排了七分钟队，买了两张最近一班开往省城的高速大巴车票。十一点四十分发车。他在候车区的角落找到赵晓燕，把票递给她一张，两个人隔着一个空位坐下来。陈永昌把外套脱下来盖在膝盖上，裤兜里那盘录音带的硬角隔着布料抵住大腿，他用手按住，像按住一颗还在跳动的脉搏。
大巴开出广州城区的时候，陈永昌靠在座椅上终于闭了一下眼睛。车窗外的高速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厂房和仓库，它们以同样的速度往后退，退到后视镜里变成模糊的灰影。他不知道自己闭了多久，也许二十分钟，也许更短，忽然被赵晓燕轻轻推了一下胳膊。
"陈总，"她低声说，"后面那辆小轿车，从出广州就跟上来了。"
陈永昌猛地扭头。大巴的后窗玻璃上贴着"空调开放"的贴纸，透过贴纸的边角，他能看见一辆深灰色的桑塔纳保持着大约一百米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车速始终跟大巴持平，没有超车，也没有变道。
他坐直了，把外套盖在膝盖上，把手伸进裤兜握住那盘录音带。赵晓燕侧过头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出声。他看懂了她的唇形——"怎么办？"
他扫了一眼车厢。大巴上坐了大约三十个人，前排是几个打工模样的人，中间是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后排是他和赵晓燕，还有两个穿校服的女学生。他没有回答赵晓燕，而是站起来走到驾驶座旁边，跟司机说了一句话："师傅，后面有辆小轿车一直跟着我们，可能是我得罪了什么人。前面服务区你能不能停一下？我想换一班车。"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后窗，没有说话，但点了点头。
四十分钟后，大巴在服务区减速驶入匝道。陈永昌拉着赵晓燕下了车，没有去厕所，也没有去小卖部，而是直接走到服务区另一侧的停车场上，拦住了一辆正好靠边休息的长途货车。司机是个穿蓝布工装的中年男人，正蹲在车轮旁边拿抹布擦前挡风玻璃上的虫尸。
"师傅，"陈永昌说，"捎我们一程，去省城，给钱。"
蓝布工装的男人抬头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旁边那个缩着肩膀的姑娘，然后朝货车驾驶室努了努嘴："上来吧。反正我也空车。"
货车比大巴慢，但陈永昌不在乎速度了。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赵晓燕挤在驾驶座后面那一小排卧铺边缘。货车驶出服务区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辆灰色桑塔纳停在服务区入口的弯道上，没有跟进来，但也没有开走。它像一个哨兵，守在那里。
下午两点十五分，货车在省城东郊的高速出口放下他们。陈永昌付了车钱，拉着赵晓燕在出口处的公交站坐上了进城的车。省城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他看了一眼手表，距离三点还有四十五分钟。他找了一部公用电话，拨了何志远的手机，这次通了。
"我到了，"陈永昌说，"正在进城。"
何志远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急促但清晰："听证会两点五十分休会的，现在休会中。合议庭三点十分重新开庭，对方陆维民做最后陈述。你二十分钟之内能到省高院吗？"
"能。"陈永昌挂了电话，拉着赵晓燕上了一辆出租车。他把剩下的所有现金都掏出来放在仪表盘上："师傅，省高院，十二分钟到，这钱全给你。"
司机看了一眼那沓钱，没说话，直接踩了油门。
出租车在省高院门口停下的时候，三点零三分。陈永昌拉着赵晓燕冲向大门，被保安拦了一下。他掏出何志远的律师名片晃了一下，说"当事人"，保安看了他一眼，放行了。他冲进三楼行政审判庭的走廊时，正好看见何志远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沓文件，脸上的表情像一锅刚刚烧开的水。
"进去，"何志远推开审判庭的侧门，"现在。"
陈永昌走进去的时候，法庭里的光线比他想象的暗。法官席上坐着三位穿制服的审判员，书记员坐在旁边低头记录。被告席上坐着两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其中一个身形清瘦，戴银边眼镜，正把一份材料翻到下一页。旁听席上坐了七八个人，靠墙的角落里，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背影微微动了一下。
陈永昌站在原告席后面，把赵晓燕也拉进来。她的工装上还沾着广州旅馆墙上的灰，头发乱着，但她站在那里，胸口微微挺着。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原告当事人，请入席。你方陈述剩余时间还有七分钟。"
陈永昌看了一眼何志远，何志远微微点头。他把手伸进裤兜，摸出那盘录音带的塑料壳，把它放在原告席的桌面上。塑料壳敲在木面上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法庭里，那声"嗒"像一颗石子丢进了水面。
然后他从衬衫内袋里掏出那盘沾着灰的、从暖气片后面取出来的原版带，并排放在第一盘旁边。
"审判长，"他开口了，声音因为缺水而沙哑，但每一个字都清楚，"我方有两份证据需要补充提交。第一份，是本案关键证人赵晓燕——她今天刚从广州赶到，愿意当庭陈述录音带的录制过程。第二份——"他拿起那盘带灰的磁带，"——是这盘录音带的原始母带，从未经过任何剪辑处理，可以当庭播放比对。"
被告席上的银边眼镜男人抬起头来，目光在赵晓燕脸上停了一瞬。陈永昌看见他的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住了。
审判长看向赵晓燕："证人请到证人席。"
赵晓燕迈出一步，脚踩在法庭的地板砖上，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她走到证人席上坐下，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指尖微微发白。
陈永昌站在原告席上，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那天在工商局大厅的长椅上坐着时，窗口那截铁帘子拉下来的声响。哗啦一声。但这次，他听见的是另一声——是法槌重新落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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