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德的名字在空气中盘旋了很久才落下来。
警察们迅速行动起来——带队警官对着对讲机下达了一连串指令，山下的派出所被要求设卡拦截，巡逻车的警笛声从远处隐隐传来，在山谷里回荡成层层叠叠的呜咽。两个警员打着手电筒绕到后院去检查书房窗户下方的足迹，剩下的则开始给客厅里的每一个人登记身份信息。
周知音坐在沙发上，阿满把头搁在她膝盖上，喉咙里不时发出一两声低沉的呜咽。她能感觉到导盲犬仍然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它的耳朵不时转动，朝向某个她觉得毫无异常的方向，仿佛这栋宅子里还有某种她没有捕捉到的威胁残留。
“你确定是她？”沈拓在她旁边坐下，声音压得很低。他的录音设备仍然无法使用，但他从背包里翻出了一个老式笔记本和一支铅笔，纸页翻动的声音让周知音想起法庭上书记员的速记。
“书房窗台上的鞋印尺寸很小。今晚在二楼的人，除了王德芳女士和我，只有她。”周知音停了一下，手指在阿满的耳朵后面轻轻摩挲，“而且，大姐从小练过体操，她翻窗的动作会比任何人都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曾经从二楼窗户翻出去，只为了逃一节数学课。落地时踩在花圃的软泥上，几乎没有声音。”
“但你确定她今晚来了，不仅仅是因为鞋印。”沈拓的声音里有一种微妙的肯定——不是提问，而是确认。
周知音点了点头。“在断电后那段混乱的时间里，我听到楼上有一个人的呼吸声。当时王德芳在我面前，那呼吸声来自走廊更远的方向，书房的位置。呼吸的节奏我太熟悉了——大姐睡觉时鼻子有点堵塞，吸气时会有一种极轻微的哨音。小时候我们睡同一个房间，那个声音每晚都在我耳边。”
她顿了顿，手指停在阿满的耳根处。
“但我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她今晚会来。”
沈拓翻动笔记本的页张。“我之前采访她的时候，她住在宁州市区，开了一家小裁缝铺。她说她这辈子最不想提起的事就是母亲的死。我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她才愿意坐下来和我聊。但每次谈到关键细节，她就会忽然沉默，然后说——‘我记不清了。’”
“她说记不清，是因为她记得太清楚了。”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是傅连生。他坐在沙发另一端，后脑勺的伤口已经被吕允安用一块撕下来的衬衫布料简单包扎好了，白色的棉布上渗出了浅黄色的血清印记。老医生的声音仍然虚弱，但比刚才平稳了不少。
“王明德是你们四个孩子里最像母亲的一个。”傅连生说，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那双手曾经拿过无数次手术刀，此刻却在微微发抖，“不光是长得像，性格也像。蒋素云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难受也不说，害怕也不说。王明德也是。但藏得太久的东西，最后都会变味。”
“傅医生，你最后一次见到我大姐是什么时候？”周知音问。
“三年前。”傅连生的回答来得很快，“她突然跑到我退休后住的疗养院来找我。坐在我面前，很客气地叫了我一声‘傅医生’，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那是你母亲去世前一个月的照片——肚子胀得很大，眼睛陷下去，手上全是针眼。她问我——”
傅连生的声音哽了一下。
“她问我，‘傅医生，我妈当时是不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说是。然后她又问，‘那为什么不让她早点走？为什么要拖那么久？’我告诉她，因为我是一个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尽量延长生命，而不是——不是缩短它。”
“她信了吗？”周知音轻声问。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照片收起来，站起来说了一句话——‘傅医生，你说的是真话吗？’”傅连生的手指互相攥紧，关节发白，“我说是。她笑了一下，然后走了。那个笑容我至今记得。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了然。”
客厅里沉默了片刻。警察们在二楼拍照取证，闪光灯的咔嚓声隔着天花板传来，像一场无声的雷暴。周国良已经被带上了手铐，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被时间风化的石像。周明诚则被安排坐在他对面，父子之间隔了不到三米，却谁也不看谁。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沈拓的铅笔停在纸上，“周女士，你说你大姐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件事。那她为什么选择今晚现身？她完全可以继续藏在暗处，继续观察。为什么要翻窗离开？为什么不直接走下来和我们站在一起？”
周知音没有立刻回答。她的手指在盲杖上反复摩挲，杖柄上有一小块被磨得光滑的凹痕，那是她常年握持留下的印记。阿满抬起头，用湿润的鼻尖碰了碰她的手背。
“因为她不是来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周知音终于开口，“她今晚来，是为了一个别的目的。”
“什么目的？”
“如果警察不来，”周知音的声音变得极轻，“我怀疑她会亲自动手。”
沈拓的笔停了。傅连生的呼吸断了一拍。
“你是说——”
“我大姐不是来看真相被揭露的。她是来执行某种她认为应该有人执行的东西。”周知音的盲杖在地板上轻轻敲了一下，那声音在嘈杂的客厅里并不响亮，却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她用了三年时间调查母亲之死的全部真相。她找到的证据，可能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多。但她没有报警，没有找媒体，没有联系沈先生你——直到你主动找上她。她一直在等。等一个她觉得可以了结一切的时机。”
“今晚就是她等的时机。”吕允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律师已经做完了笔录，正在整理自己的衣领。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之前苍老了很多，那种律师特有的自信似乎在今晚的黑暗中被磨掉了一层外壳。“她一定早就知道今晚的聚会。她知道所有人都会来——傅医生、周明诚、周国良、你、我。她把所有人都聚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如果不是王德芳报了警——”
他没有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
带队警官从楼梯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袋子里装着一只女式布鞋，尺码很小，鞋底沾着泥和碎草屑。
“在后院围墙外找到了这个。”他说，“嫌疑人应该是翻窗时掉了一只鞋，来不及捡就直接跑了。山下派出所已经在所有路口设了卡，但果园后面那片山路岔道太多，暂时还没有发现她的踪迹。我们会在天亮后扩大搜索范围。”
他将证物袋放在茶几上。周知音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塑料袋的表面。她当然看不见那只鞋的样子，但她能摸到鞋底的纹路——浅而密的花纹，是那种老式布鞋特有的纳底。母亲以前也穿这种鞋。大姐从十几岁起就喜欢模仿母亲的穿着，买同样的款式，走路的姿态也越来越像。
“警察同志，”周知音收回手，“如果找到了我大姐，你们会怎么处理她？”
警官犹豫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来看，王明德女士并没有实施任何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她只是进入了私人宅邸——但这处宅子是她母亲的遗产，她作为继承人之一，进入这里并不构成非法入侵。除非我们有证据证明她携带了武器，或者有明确的犯罪计划，否则——”
“所以你们拿她没办法。”周知音说。这不是质问，而是陈述。
警官没有反驳。
取证工作在凌晨三点左右基本结束。技术人员给客厅里每一件可疑物品都拍了照、编了号、装进了证物袋——碎玻璃、残留冬眠灵的注射器、周国良交出的那支生锈针管和王德芳提供的小玻璃瓶、茶几上的怀表、以及王德芳地下室里那台老旧的硬盘录像机。整个客厅被闪光灯照得如同白昼，每一次闪光的间隔里，周知音都能听到不同的人在黑暗中发出的不同声音——周国良沉重而缓慢的呼吸，周明诚断断续续的哽咽，傅连生偶尔压低的咳嗽，吕允安在鞋底碾碎一片碎玻璃时发出的细微咔嚓。
“各位，”带队警官最后站在客厅中央宣布，“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将对1986年蒋素云死亡案正式重启调查。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会逐一联系各位做详细笔录。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请各位不要离开宁州地区。”
他转向周国良。“周国良先生，根据你今晚的陈述，我们需要你配合进一步调查。你现在可以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周国良慢慢站起来。手铐在他手腕间发出冰冷的金属碰撞声。他经过周知音面前时，脚步停了不到一秒。
“知音，”他说，声音沙哑得像一张被揉碎的砂纸，“你刚才问我，妈妈除了说谢谢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话想说。这个问题，我二十年来每天都在问自己。”
他顿了顿，手上的手铐链子在静默中轻轻晃动。
“如果有一天你见到了她——我是说，到了那个地方——你替我问问她。告诉她，我这辈子最怕的事不是坐牢，不是死，是有一天她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用力地推那一针。”
他被两个警员带出了别墅。皮鞋踩在碎石路面上，声音渐渐被夜风吞没。
剩下的几个人被允许自行离开，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到市局报到做正式笔录。吕允安第一个走，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里散落的碎砖和半干的水渍，嘴唇动了动，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的脚步声消失在铁门外，一辆出租车的引擎发动后渐行渐远。
傅连生被沈拓搀扶着走出别墅。老医生的腿似乎在摔倒时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他在门口停下来，回头对周知音说了一句话。
“周女士，我在法庭上没有说实话。这个案子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然后他也走了。
客厅里只剩下周知音、阿满、沈拓、以及王德芳。警察在撤离前恢复了别墅的电源——原来那个电磁干扰装置是王德芳安装的，她交出了控制器，电闸重新推上去后，头顶的吊灯亮了起来，发出昏黄的、带着微尘的光。但周知音看不到这些。她只感觉到皮肤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光的温度。
“王女士，”她说，“你今晚说，你来这里是为了见证。但你在别墅里安装了那么多设备，在地下室里存了那么久的录音，你显然不只是来见证的。你到底在等什么？”
王德芳站在壁炉前，手里拿着那块被周明诚撬下来的碎砖。她把它翻过来，露出了背面干涸的泥浆和烟灰。
“我在等一个人。”她说，“不是傅连生，不是周明诚，不是你父亲。不是你。”
她将碎砖放在壁炉台上，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在昏黄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平静。
“我等的是你大姐。王明德。”
周知音的手指在盲杖上微微收紧。
“为什么？”
“因为三年零两个月前，有一个年轻女人找到了我。她没有说自己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谁——她的眼睛和蒋素云一模一样。她坐在我对面，递给我一摞纸，说——‘这是我从当年的庭审卷宗里复印的所有东西。我看了三百遍，发现了一个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
王德芳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纸页泛黄，边缘已经磨损，是当年的庭审记录复印件。她用指尖指着其中一行字。
“这里。审判长问周国良：‘六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你在哪里？’周国良回答：‘我在汉中市区招待所房间里睡觉。’”
王德芳抬起头。
“但招待所的入住登记簿上，那天晚上周国良的房间钥匙在九点十五分被领走了。领走的人不是周国良本人——因为他在那天下午就拿了钥匙。领走的人在前台登记的签名，是蒋素兰。”
周知音感到自己的血液在血管里凝固了。
蒋素兰。母亲的名字是蒋素云。蒋素兰——母亲有一个妹妹。比她小四岁，嫁到了外省，在母亲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和宁州的任何人联系过。
“我大姐发现了这个签名。”周知音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不只是签名。”王德芳说，“你大姐找到了蒋素兰本人。在福建泉州，一个海边的小渔村里。蒋素兰对你大姐说了一句话——”
她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像一颗石头投入深不见底的井。
“‘你妈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宁州。你爸让我去招待所替他拿钥匙，因为他要留在别墅里，做一件他说必须由他来亲自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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