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说的那条暗道，阿七知道在哪儿。
他没见过，但他知道。老吴伯活着的时候有一回喝多了酒，嘴上缺了把门的，说胡人车马店后面有口枯井，井底下是一条前朝留下来的暗道，能通到城外乱葬岗。当时阿七以为是醉话，没往心里去。如今想来，老吴伯在宫里走了十几年的夜路，知道些不该知道的门道，原也不稀奇。
胡人车马店在崇仁坊西边，隔了三条横街。那地方早年间是西域胡商落脚的车马店，后来丝路贸易改了道，生意一落千丈，店主卷了铺盖跑回疏勒，留下一座空院子。阿七摸到那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东边坊墙上头的天空泛着蟹壳青的颜色，鸡叫了一遍又一遍。
他找到了郑公说的那口枯井。井在车马店后院的角落里，井口盖着半扇石磨，石磨上长满了青苔。阿七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石磨挪开一道缝，够一个人侧身挤进去。他往下看了一眼，黑洞洞的，什么也瞧不见，只闻到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夹着隐隐约约的腐臭。
那是乱葬岗的味道。
阿七把郑公给的布口袋系在腰间，又把那本账册贴身塞进怀里，用腰带扎紧。他坐在井沿上，两条腿垂进黑暗里，深吸一口气，松开了手。
井不算深，两丈多的高度，摔到底的时候脚底板震得发麻。井底铺着一层厚厚的烂泥和枯叶，踩上去软绵绵的，像是踩在什么东西上面。阿七不敢多想，摸黑在井壁上找洞口。找了约莫半盏茶的工夫，手指触到了一处凹陷——井壁上的砖被挖掉了几块，露出一个半人高的洞。
暗道里比井底更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阿七只能一只手扶着墙壁往前走，脚下的路忽高忽低，有时候要弯腰才能通过，有时候头顶的土块簌簌往下掉，像是随时要塌下来。他走了很久，久到他已经分辨不出方向，只知道自己在往上走，因为脚下的坡度一直在升。
等他终于从乱葬岗的一块墓碑后面爬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乱葬岗在长安城西墙外头，一片荒坡上密密麻麻堆着无主尸首的坟包，有的立了碑，有的只是一抔黄土。野狗在坟堆之间转悠，看见有人从地底下钻出来也不害怕，只是懒洋洋地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去刨它的烂骨头。
阿七趴在一座坟堆后面，远远望着长安城。
城墙上的旌旗在晨风里飘着，城门开了，挑着担子进城卖菜的农人排起了队。守门的兵士比平时多了一倍，每个人的脸色都比平时更紧。一个卖柴的老汉被拦下来盘问了半天，柴捆被拆散了翻了个底朝天。老汉挑着散了架的柴担骂骂咧咧地走了，守门兵士在他身后啐了一口。
阿七的心沉了下去。
他在城门外等着进城的人流里没有看见老儒生的身影。郑公没有跟来。阿七其实早就猜到了，郑公说“我留下”的时候，那个语气就不像是还有退路的意思。他只是不愿意往深里想。眼下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先活下去再说。
阿七把身上的破羊皮袄脱下来翻了个面穿上。这件袄子是两面穿的，正面是黑羊毛，反面是白粗布。昨天晚上他穿着黑面，现在翻过来穿白面，乍一看像是换了件衣裳。他又从地上抓了两把泥抹在脸上和头发上，把布口袋里的胡饼掰碎了塞进袄子内袋，铜钱串子拆散了分藏在袖口和腰带里。做完这一切，他从坟堆后面绕出去，混进了官道上往西去的人流里。
不能往东，不能往南，不能往北。东边是长安城，不能回去。南边和北边都是平地，神策军的快马一个时辰能跑出去四十里，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往西走，往西是醴泉、武功、扶风，再往西是陇山。陇山山高林密，进去了就是另一片天地，神策军的铁蹄要翻山越岭也得掂量掂量。
阿七跟着一队运盐的骡马队走了大半天。盐贩子是关中人，说话嗓门大，脾气也大，一路上骂骂咧咧地数落官府抽税太狠。阿七闷头跟在队尾，不搭话，也不靠太近。盐贩子们只当他是去邻县投亲的穷汉，没人多看他一眼。
走到日头偏西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小镇子。镇子不大，一条黄土街，两边是些低矮的土坯房，街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马嵬驿”三个字。阿七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听过说书先生讲的《长恨歌》，知道这里是杨贵妃当年缢死的地方。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名字还是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阴气。
盐贩子们要在马嵬驿歇一夜，阿七不敢跟他们住同一家客栈。他在镇子边上一户人家的柴房里讨了个地方窝着，给了主人家三文铜钱。主人家是个瘸腿老头，收了钱也没多问，指了指柴房的方向就回屋了。
当夜阿七缩在柴房的干草堆里，就着墙缝里漏进来的月光翻开了老吴伯留下的那本账册。
册子不厚，大概三十来页，用的是那种廉价的麻纸，年深日久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用的是老吴伯自己调的灯油烟墨，颜色发乌，有些笔画拖泥带水，显然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阿七认得的字不多，老吴伯教过他一些，郑公也教过他一些，账册上的字他大概能认出六成。但认不出来的那些，反倒让他心里更沉。
账册是按日期记的。每一笔都写着时间、地点、人物。某年某月某日，几更天，什么时辰，哪道宫门开了，什么人进去，什么人出来，带了什么东西。老吴伯写得老老实实，不加评语，不加揣测，只是一笔一笔地记。他像一个不识字的判官，用自己的方式给这座宫城里见不得光的勾当做了一份最完整的案卷。
阿七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
那行字写的是：“宝历元年九月十八，二更，左银台门出车三辆，锦箱二十，验符者刘。”
宝历元年。刘。
阿七虽然不懂朝廷里的事，但他知道验符意味着什么。宫里往外运东西，每一车都要对鱼符，鱼符一半在经办宦官手里，一半在守门禁军手里。验符记录上写的是谁的名字，这批东西就是经谁的手运出去的。刘——刘克明。而“锦箱二十”，阿七就算没念过书也能猜出那意味着多少钱。
他又往后翻了几页，看到了更多让他脊背发凉的记载。宫里拨给受灾州县的赈灾粮，从内库拨出去的时候是一百车，出了左银台门以后变成了六十车。那少掉的四十车去了哪里，账册里没有直接写，但后面附了一条不起眼的记录：同一天夜里，城西一家当铺的后门开了三次，每次都有骡马驮着麻袋进去。
那家当铺的名字，账册上写得很清楚。老吴伯不是不写结论，他是把结论藏在记录里面了。
阿七把账册合上，手心全是汗。
他现在明白了，老吴伯不是病死的。三天前喝下的那碗酒，是谁送的？老吴伯自己心里肯定有数。他只是没得选。一个更夫，除了记、除了藏、除了最后把命搭进去之外，还能做什么？郑公替他保管了三年，这三年里郑公一个字也没往外说过，提心吊胆地活着，最后把自己也搭了进去。而现在这本账册到了阿七手里。这本账册是证据，也是催命符。它证明了老吴伯和郑公为什么死，也注定了阿七一旦被抓就绝无活路。
他把账册重新贴身藏好，躺回干草堆里，闭上了眼睛。外头的风吹得柴房的门板咯吱响，远处有狗在叫，一叫就是半天，像是在追什么东西。
第二天清晨，阿七是被一阵嘈杂的马蹄声惊醒的。
他从柴房的破门板缝里往外看，看见镇子东头来了一队神策军，一共七八个人，骑的都是高头大马，甲胄在晨光里闪着冷光。领头的那个校尉勒住马，向镇子里的商户问话。柴房的土墙隔音不好，风把那校尉的嗓门吹过来，断断续续的，但阿七还是听清了他问的是什么。
“……从长安逃出去的，个子不高，穿一件黑羊皮袄，身上可能带着一面枣木梆子……有赏钱，知情不报者同罪。”
阿七把身体往干草堆深处缩了缩，手按在怀里的账册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神策军追到了马嵬驿。这说明他们在城里没找到人，已经把搜捕范围扩大到了城外的镇子。那个校尉手里的线索——黑羊皮袄、枣木梆子——至少在今天早上还管用。因为阿七翻穿羊皮袄是在乱葬岗外面干的事，城里的人不知道他把衣服翻过来了。
但这个优势维持不了多久。搜捕的人迟早会发现黑羊皮袄找不到，那时候就会换一套描述。而他的个头、口音和走路姿势，是变不了的。
他必须赶在搜捕圈收紧之前，往更西的地方走。
阿七等到神策军的马蹄声从镇子西边消失以后，才从柴房里溜出来。他没有走大路，沿着镇子背后的那道干河沟往西跑。河沟里没有水，铺满了鹅卵石和枯芦苇。芦苇叶子划破了他的脸和手背，他顾不上了，他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身后的动静。
太阳升到半空的时候，他在河沟的拐弯处看到了一幕让他停住脚步的场景。
前面的土路上，一个推着独轮车卖炊饼的老汉被神策军拦了下来。老汉的车被掀翻在地，炊饼滚了一地，沾满了黄土。一个军士揪着老汉的衣领，把一张画像举到他面前。那张画像上画的人，五官模糊，但衣服画得清楚——是一件黑羊皮袄。
老汉摇头，军士不信，一脚把独轮车踹进了路边的沟里。
阿七躲在芦苇丛里看着这一幕，把手塞进嘴里咬住，强迫自己不要出声。他告诉自己不要管，不能管。郑公用命给他换出来的这条生路，不能折在一个卖炊饼的老汉身上。
但这个念头每重复一遍，他咬手的力气就加重一分。他眼睁睁看着军士把老汉推倒在地，骂骂咧咧地策马扬鞭离去。老汉坐在地上，看着散落一地的炊饼，没哭，也没骂，就那么坐在那里，像一个被人抽空了魂魄的布袋。
阿七在原地蹲了很久。等那些军士彻底消失在土路的尽头，他才从芦苇丛里钻出来，快步走过那个老汉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从袖口里摸出三枚铜钱，悄悄搁在独轮车的车板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天下午，阿七遇到了一个人。
他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看见路边一棵枯死的槐树底下坐着一个人。那人一身灰布袍子，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幞头，脚边放着一只藤编的书箱，上面盖着一块油布。看上去像是个走村串巷替人写书信的穷书生。
阿七本来打算绕过去，但那人忽然开口叫住了他。
“往西走的人，最好先想清楚。”
阿七停下脚步，警惕地看着他。
书生抬起脸来，年纪不大，大约二十出头，五官端正，但面色灰败，像是好几天没吃过饱饭的样子。他看着阿七，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露出一个算不上笑的弧度。
“神策军在西边八个镇子都设了卡。从醴泉到武功，官道上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人在盘查。”书生一边说，一边从那口藤箱里翻出一个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口水，“你一个人走大路，等于是自己往口袋里钻。”
“你是谁？”阿七问他。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手里的东西值多少钱。”书生把葫芦塞好，抬起头来直视着阿七的眼睛，目光清亮得不像一个饿了好几天的穷书生，“有人出价让你活着走到陇山。至于这个出价的人是谁，等你到了陇山，自然会知道。”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