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顺流而下，漆水河的水声渐渐小了。
两岸的芦苇荡在船后合拢，把漆水桥上的哨声和喊叫一层一层地隔断在远处。马老爹坐在第一条船的船尾，手里的长篙一下一下地点着水面，动作不紧不慢，像是这条河上漂了几十年的老渔夫，什么风浪都见过，什么追兵都不放在眼里。两个后生划着第二条船跟在后面，马五和田七坐在船头擦刀，刀刃上的水珠在日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阿七蹲在船舱里，把郑公的头枕在自己膝盖上。老人的后脑勺硌得他膝盖骨生疼——郑公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后脑勺上的枕骨凸出来，像是石头棱子。武功县大牢里的伙食，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什么样子。阿七从布口袋里掏出最后半块胡饼，在河水里蘸软了，一点一点地掰碎喂到郑公嘴里。老人含了好一会儿才咽下去，喉结上下滚动的时候，脖子上的皮皱成了好几层褶子，松松垮垮地挂在青筋上。
“您刚才说什么？”阿七低下头，把耳朵凑到郑公嘴边，“我没听清。”
郑公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那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白已经变成了浑浊的黄色，但瞳仁深处的光还在，虽然微弱，却倔强地亮着，不肯熄灭。
“账册……第三十页。”郑公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些，虽然还是气若游丝，但至少能听清楚了，“那一页……不是我写的。”
船桨入水的声音忽然顿了一下。马老爹的手腕微微一僵，长篙在河面上停了一瞬，然后他什么都没说，继续撑着船往下游走。但那一瞬间的停顿，阿七注意到了。沈鹤也注意到了——他坐在船头，本来背对着船舱在看前方的水路，听到这话以后，身体虽然没动，但脑袋微微偏了一侧，露出了半只耳朵。那是他在听，在认真地听。
“我知道。”阿七压低了声音，“昨夜我就发现了。那一页的纸质跟前面不一样，墨色也不一样，不是老吴伯的灯油烟墨。”
郑公的嘴角动了一下，牵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那笑容在他干裂的嘴唇上绽开来，像是冬天河面上裂开的第一道冰缝。
“那你知道……那一页是谁写的吗？”
阿七摇了摇头。
“是你师父。”郑公说完这句话，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每一次咳嗽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从喉咙里挤出来。阿七赶紧拍他的背，隔着那件灰布袍子，他能摸到郑公脊背上每一根肋骨的形状，根根分明，像是蒙了一层薄布的算盘。
“我师父？”阿七愣住了，“老吴伯？老吴伯三年前就死了。”
“老吴伯当然死了。那一页是十二月初四写的。我说的是你另一个师父。”郑公止住了咳嗽，闭上眼缓了好一阵子，才重新开口，声音变得更低，几乎是在耳语，“教你认字的师父。崇仁坊那个抄书的老学究。”
阿七的脑子里像是被人塞了一块冰，冰碴子顺着后脑勺往下滑，一直凉到尾巴骨。他确实有两个师父。一个是老吴伯，教他打更，教他认路，教他在长安城的暗夜里怎么活着。另一个是住在崇仁坊巷子最深处的老儒生，姓周，人称周先生。他从六岁到十四岁，每天下了工就去周先生的陋室里学认字，束脩是一捆柴或者一斗米，周先生从来不嫌少。后来周先生搬走了，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阿七就再也没见过他。
“周先生？”阿七的声音不自觉地发颤，“您认识周先生？”
“不是我认识他。”郑公缓缓睁开眼睛，浑浊的黄色瞳仁里映着船舱顶上晃动的天光，“是他找的我。三年前，老吴伯死的那天晚上，有一个人敲开了我的门。就是你那位周先生。”
船舱里安静了下来。只有河水拍打船舷的声音，和船桨划过水面的哗哗声响。所有人都没有说话。马五和田七也停下了擦刀的手，隔着两条船的距离，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来。
“他跟老吴伯是什么关系？”
“同一个人。”郑公说。
这四个字落进船舱里，像是四颗石子砸进水里，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阿七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想起周先生那双瘦长的手，握毛笔的时候指尖微微发抖，但写出来的字却工整得像印版刻出来的。他想起老吴伯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握梆子的时候稳如磐石，敲出来的更声能在巷子里传出半条街。那是两双完全不同的手，但仔细想想，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食指的第二个关节都微微向外弯，那是常年握笔的姿势导致指关节变形的结果。他以前从来没有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过，一个是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穷更夫，一个是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谁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老吴伯就是周先生？”阿七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应该说是周先生就是老吴伯。”郑公缓缓道来，“你师父本名周怀朴，开元二十三年进士出身，做过一任县尉。后来因为弹劾上司贪墨，被反诬下狱，蹲了五年大牢。出狱以后，家产被抄没了，妻离子散。他就隐姓埋名，一边当更夫糊口，一边教附近的穷孩子认字。吴老更只是他顶替的一个名字，那个真正的老更夫早在三十年前就病死了，他把尸首埋在了乱葬岗，顶了他的身份，替他打更。一顶就是三十年。”
阿七坐在船舱里，一只手搭在郑公肩上，另一只手不知不觉地攥紧了膝盖上的粗布裤腿。他想起小时候在周先生家里认字的情景。周先生教他写第一个字，是“人”字。先生说，“人”这个字最简单，一撇一捺，顶天立地，但世上最难做的就是这个字。他那时候不懂，以为是老夫子惯常的说教，左耳进右耳出。现在他懂了。周先生不是在教他认字，是在教他怎么做人。而他自己，用了一辈子去实践这句话——为了弹劾贪官被毁掉仕途，为了给徒弟们留一份清白甘愿去当一个被人呼来喝去的更夫，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世道里，用最卑微的身份做着最高贵的事。
“周先生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告诉他自己是个逃犯？”郑公苦笑了一声，“你那时候才多大？他若告诉了你，你还能安安稳稳地在长安城里打更吗？他把账册交给我保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他的事牵连到了你，让我务必护你周全。这是他唯一求我办的事。”
阿七低下头，眼眶发酸，但没有泪。他的泪腺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生疼，却一滴也流不出来。他用力揉了揉眼睛，抬起头来，看着郑公。
“那一页是他三年前写的？还是……”
“不是三年前。”郑公的声音变得异常沉重，“那一页，是今年十二月初四写的。三天前。你师父还活着。”
船舱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船尾的马老爹终于转过头来，那只独眼在阿七和郑公之间来回扫了两遍，嘴唇动了动，终究没有开口。船头的沈鹤已经彻底转过身来，一只手撑着船板，另一只手垂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膝盖——阿七认得这个动作，那是沈鹤在极度专注时才会有的习惯。
“他在哪儿？”阿七站起来，头差点撞到船舱的顶棚。
“武功县。”郑公缓缓吐出了这三个字，“我这次被抓，不是因为我窝藏了你。神策军的人本来没想抓我，他们抓我，是为了拿我当诱饵，引一个人出来。”
“引周先生？”
“对。你师父。三年了，他一直在暗处盯着刘克明。神策军知道有这个人存在，但从来没有抓到过他。他们只知道，只要抓住了我，他就一定会露面。”郑公说到这里，喘了几口气，声音越来越弱，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了阿七的耳朵里，“我留在长安，不是等死，是在等他。但你先来了。”
阿七站了起来，转过身看着沈鹤。船头的沈鹤已经对上了他的目光，一瞬间就懂了。他把手探进藤箱夹层，拿出那张羊皮地图，在船板上铺开。他的手在武功县的位置点了一下，从漆水河往上划了一条水路。
“从漆水河逆流往上，走五里水路可以绕过武功县城，到县北的一处废弃渡口。天黑以后上岸，走半个时辰可以到县城北门。武功县城晚上守卫不严，只有两个值更的兵。城墙是夯土的，东墙有一个塌了半边的豁口，可以翻进去。”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马老爹在船尾问了一句。
“因为我上次送人失败，就是在武功县。”沈鹤的声音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我在那里蹲过三天大牢，在牢里认识了周先生。”
阿七瞪大了眼睛。
“你认识周先生？你在牢里见过他？”
“见过。三年前，我因为走私盐被抓进武功县大牢，关了七天。牢房里跟我同号的就是周先生。他那时候已经被关了两个月了，罪名是‘冒用他人身份，意图不轨’。我们在一起待了七天，他把他的事告诉了我。出狱以后，我就开始替他往外面送消息——给他以前的学生、给郑公、给所有还愿意信他的人。”
沈鹤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目光转向郑公，又转回来看着阿七，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翻涌。
“你师父从来没有抛弃过你。他一直在暗处看着你。你进更房那天，他在巷子口站了整整两个时辰，看着你从京兆府领了号牌出来，才转身走了。你第一次打更被醉汉打破了头，药是第二天一早放在你家门口的，也是他送的。他不敢见你，是因为怕他的身份牵连到你。但现在不行了——他在武功县大牢里，如果今晚不去救，明天一早他就会被押往长安。到了长安，就真的没救了。”
阿七没有犹豫。
“那就今晚。”他把短刀从腰间拔出来，刀刃在正午的日光下闪了一下，然后重新插回腰间，“马老爹，你的人已经帮了我一次，这一次……”
“不用说了。”马老爹打断了他，独眼里闪过一丝笑意，“那三个挂在城门口的后生，是周先生的徒弟。他们就是因为去武功县大牢给周先生送饭，被神策军抓住的。”
阿七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船舱里的这几个人——马五、田七、沈鹤、郑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碰巧出现在他生命里的。每一条路、每一个岔口、每一张递过来的纸条、每一把递过来的刀，都是他师父在三年前就铺好的路。他以为自己是被命运推着走到了今天，现在才明白，推着他的从来不是命运，而是一个隐姓埋名三十年、在暗处默默守护了他一辈子的老人。阿七深吸一口气，把涌上来的万千思绪压回胸腔里，用力握紧了腰间的刀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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