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风庄406室的窗外，千代市的霓虹在午夜过后渐渐暗淡，像一场高烧缓缓退去。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是那盏台灯，橘黄色的光圈笼罩着桌上摊开的消防疏散图、一把刻着菊花纹章的银色钥匙，以及那个红色蜡封完好无损的防水文件袋。
加藤健坐在折叠椅上，面前摆着拆解成零件的配枪——一支东和国警用制式的新南部M60左轮手枪。他正在用一块浸了枪油的软布擦拭转轮的每一个弹巢，动作缓慢而有节奏，像是某种冥想仪式。朴秀雅坐在床边看着他的动作，注意到他擦枪的手指在轻微颤抖。
“你在害怕。”她说。
“当然害怕。”加藤健没有抬头，“我在警视厅干了八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拿着离职技术员偷来的钥匙，和一个南鲜国女学生一起去闯防卫省罩着的黑监狱。这种事情如果写进述职报告，人事课的人大概会以为我精神失常了。”
他将擦好的转轮推回枪身，咔哒一声锁紧，然后从子弹盒里取出六发子弹，一发一发地填入弹巢。
“但害怕是对的。害怕能让人保持清醒。真正让我不安的，不是害怕本身，而是有些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害怕的能力。藤原龙之介不会害怕，山本直树不会害怕，那些坐在旭日综合商社会议室里审批预算的人也不会害怕。他们把恐惧外包给了别人——外包给了你哥哥，外包给了山田绫，外包给了每一个挡在他们路上的普通人。”
朴秀雅站起身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一条缝。远处湾岸区的方向，千代国际会议中心的轮廓在夜空中隐约可见，建筑的顶端亮着施工灯，正在为后天下午的峰会做最后的布置。那是藤原龙之介即将登上世界舞台的地方。而在南星宿的另一端，一栋没有编号的白色大楼地下，她的哥哥正被关押在一个法律不承认的空间里。
“那张图上标注的监控探头，有多少是工作的？”她转身问道。
“全部都在工作。”加藤健将填好子弹的手枪插进腋下的枪套，拉上工装外套的拉链，“离职技术员说，大楼的安保系统分为三层。外围由旭日综合商社的保安子公司负责，采用面部识别加红外热感应，只要有人靠近外墙就会被探测到。内层是走廊和电梯间，用的是公安部特殊监视课的远程监控系统，画面实时传输到千代市警察本部。核心层——地下两层的留置区域——由藤原龙之介的私人安保团队负责，成员都是从自卫队特种作战群退役的。”
“也就是说，我们能避过外围和内层，但到了地下，必须面对那些退役特种兵？”
“不。”加藤健从地图下面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打开后是一张值班表，“离职技术员在离开前下载了最后一周的内部排班表。峰会前夜的安保配置会临时调整——藤原需要抽调一半的私人安保去会议中心负责他的安全。地下留置区域当晚会只剩两个人值守。两个人，十二个房间，每两小时轮一次巡逻。他们在明，我们在暗。”
他将值班表推到朴秀雅面前，指尖点在标注着“巡逻间隔·最大23分钟”的位置。“二十三分。”
“什么？”
“我们进入地下到救出你哥哥，最多只有二十三分。超过这个时间，下一轮巡逻就会发现前面的人没有回报，整个大楼会在三十秒内封锁，所有出口都会关闭。到时候别说救你哥哥，我们自己连骨头都剩不下。”
朴秀雅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霓虹彻底暗了，只剩下远处东京湾的黑色水面上偶尔掠过的货船的灯光。她转过身，从床上的环保袋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抽出山田绫给她的照片。那张偷拍的服务器机房照片，机柜发出幽蓝色的光，角落里白石理纱穿着自卫队制服，正与一个西装男人交谈。
“这个穿西装的男人是谁？”
加藤健接过照片，仔细端详了一阵，然后从自己的钱包里翻出一张剪报。剪报是从《东和经济新闻》上剪下来的，日期是三年前。新闻标题是“幻象科技与防卫省签署AI模拟训练系统联合开发协议”，配图上藤原龙之介与防卫省官员握手，背景里站着一排西装革履的公司高管。最左边的那个人，正是照片中的西装男人。
“他的名字叫黑崎诚，幻象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加藤健说，“但有意思的是，两年前他忽然从公开报道中消失了。幻象科技的官网上撤掉了他的高管简历，媒体在报道时也绝口不提这个人。山田绫查过，他的户籍记录在令和七年被移至‘非公开名单’——这种操作通常用于保护关键证人，或者——”他顿了顿，“用于抹除某个人的存在痕迹。”
“藤原把他怎么了？”
“没有人知道。也许他良心发现了，也许他掌握了不该掌握的东西，也许他只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栋白色大楼的研发中心，最初是由黑崎诚一手创建的。那份离职技术员偷出来的消防疏散图，很可能就是黑崎在任时设计的。”
朴秀雅将照片和剪报并排放在桌上，看着两个曾经并肩站立的男人——一个即将在全球媒体的闪光灯下登上顶峰，另一个则像一缕烟消散在历史中，连是否存在过都需要靠照片来证明。
“黑崎诚有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她忽然说。
“什么意思？”
“你说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但如果他还没死，如果他还有任何形式的存在记录，那么也许——也许他知道如何进入大楼的核心数据库。也许他能告诉我们，我哥哥手机里下载到的那段数据，到底是什么。”
加藤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台加密通讯器。“黑崎诚这个人，山田绫追踪了整整一年。她查到的最后一条线索是，黑崎在消失前三个月，曾在一家私人诊所做过一次心理咨询。咨询记录的诊断栏里写着‘严重焦虑症伴随现实感丧失’。给他做咨询的心理医生名叫木下沙织。今年年初，木下医生因为违反精神科医师伦理规范被吊销了执照。”
“违反了哪一条？”
“非法泄露患者隐私——但她泄露的对象不是媒体，而是佐藤正议员的调查团队。”
朴秀雅的心跳加快了一拍。
“木下医生现在在哪？”
“千代市足立区，开了一家花店。”加藤健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半。花店早上八点开门。如果我们今天白天能见到她，也许能在行动之前拿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他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将地图、值班表和照片全部收进一个防水背包，然后将那枚刻着菊花纹章的银色钥匙递给朴秀雅。
“这把钥匙你拿着。今晚你睡一会儿。明天我去找木下医生，你留在这里整理佐藤正给你的那份文件——把所有证据按照时间线和类型分类，确保如果事情出了变故，这份文件的内容能被完整地传递到外界。我们要做两手准备：最好的结果是今晚行动成功、你哥哥获救；最坏的结果——”他没说完。但朴秀雅已经懂了。
窗外起了风。来自东京湾的海风裹着咸涩的水汽灌进旧公寓的窗缝，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这座巨大的城市在深夜中压抑的叹息。
第二天清晨，朴秀雅醒过来时，加藤健已经不在房间里。桌上留着一杯还温热的罐装咖啡和一张便条——“花店见，八点半之前别打我电话。”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金色光束。她打开佐藤正给的那个防水文件袋，将里面的文件一页一页地摊开在床上。文件内容比她预想的更加详尽——每一笔转账记录的时间、金额、账户号码；每一次防卫省与幻象科技之间加密通讯的拦截记录；每一个被AI生成的伪造情报及其进入威胁评估系统的具体节点。佐藤正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把这些东西编织成了一份足以撼动东和国政坛的调查报告。
她将这些文件按照时间线排列好，然后用那部翻盖手机一页一页地拍照。拍到最后几页时，她的手指停住了。
有一页文件的抬头印着“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内部备忘录”，日期是令和五年十一月——正好是佐藤正做出那个划时代判决之后的第四个月。备忘录的内容是特别搜查部对AI生成物著作权判例可能产生的“产业影响”所做的评估。朴秀雅一行一行地读下去，看到其中一段写道：
“……关于本次判例对国家安全领域的潜在影响，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已向本厅非正式咨询：如果利用AI生成的虚假卫星影像被第三国情报机关截获并误判为真实，是否构成我方的法律责任？本厅对此的初步意见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由于AI生成物不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亦难以追溯其‘创作者’，因而难以确立法律责任的归属。防卫省对此表示满意。”
朴秀雅把那段话反复读了三遍。
他们知道。从一开始就知道。判例出台四个月后，防卫省就意识到了这个法律漏洞，而检察厅的答复不是“应该修法弥补漏洞”，而是“难以确立法律责任”。这不是疏忽，不是意外，不是法律滞后于技术的无奈。这是预先设计好的免责声明。是一座在开闸放水之前就已经挖好的泄洪渠。
她将这页文件拍下来，手指在颤抖。然后她打开云盘，把所有照片上传到那个加密文件夹。文件夹图标在她眼前闪烁了一下，显示“上传完成”。她犹豫了两秒，然后关掉了云盘界面。加藤健说得对——在她确定自己处于安全环境之前，不能轻易打开那个文件夹。
窗外，两个街区之外，一面巨大的电子广告屏正在播放峰会倒计时。距离东和-东盟科技峰会开幕，还有三十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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