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克劳斯在中风后的第三年，被儿子送进了阿雷纳德尔里奥郊外的“落日余晖疗养院”。
这家疗养院的名字起得颇有诗意，但实际上只是一排灰白色预制板平房，坐落在小镇南边一片被太阳晒裂的荒地上。院子里有几棵半死不活的棕榈树，草坪是塑料的，一个水泥砌的花坛里种着几株耐旱的仙人掌。这里收治的大多是附近几个镇子里那些既不够钱住正规医院、又不够健康留在家里的老人。空气里终年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尿液和加热即食食品混合的气味，浓稠得像是可以用刀子切开。
艾伦每周来一次。有时候是周三傍晚，有时候是周六上午，视他的工作排班而定。他总是穿着那件洁净世界公司的白色短袖衬衫，带一小袋水果或一盒无糖饼干，在前台登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字体一丝不苟。值班护士们都认识他。她们私下里讨论过他——那个安静而有礼貌的年轻人，每星期不落地来探望瘫痪的父亲，从不抱怨，从不发脾气，甚至在走廊里碰到其他老人的时候也会点头微笑。她们说他是个好儿子。她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她们没有意识到，每周走进那间病房的年轻人，和他父亲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比任何看护都更复杂、更漫长、更阴暗的仪式。
尼古拉斯住在走廊尽头的七号病房，一个单人间。这倒不是疗养院体贴——只是因为其他老人不愿意和他共处一室。他偶尔会在睡梦中发出尖锐的喊叫声，内容混乱而令人不安，有关于开枪的，有关于一堵墙上的血渍的，有关于某个女人的，也有关于一个站在楼梯半腰的孩子。护士们把这些记录在值班日志里，并加上一个简单的注释：“创伤后应激障碍合并酒精性脑损伤”。
艾伦知道那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是记忆。记忆和噩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真实发生过的，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会被任何心理学术语冲淡。
他推开七号病房的门，门把手上的油漆已经被磨出了一圈手掌形状的暗斑。房间不大，大概十平方米，有一扇朝西的窗户，但窗外紧挨着空调外机，所以大部分时候窗帘是拉着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塑料水壶和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收音机永远调在古典乡村音乐频道，音量低到几乎听不见。
尼古拉斯歪在床头，身下垫着两个防褥疮的充气垫子。他的脸偏向一侧，左半边嘴角的肌肉因为中风而下垂松弛，唾液偶尔会从那里溢出来，在枕头上留下一小圈深色的湿痕。他比三年前消瘦了很多，脖子上的皮肤松垮垮地挂在喉结两侧，像一件尺寸太大的旧衬衫。他听到门开的声音，缓缓转过头来。那双曾经让艾伦恐惧的灰蓝色眼睛，如今浑浊而迟缓，像两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
“是你。”尼古拉斯说。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被中风后遗症削掉了一半音节，听起来像是含着一口棉花说话。但他的眼睛在认出儿子之后浮现出的不是欣慰，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警惕、依赖、憎恨以及某种扭曲的自豪，全部交缠在一起，无法分离。
艾伦在床边的塑料椅上坐下，把带来的苹果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说话。这不是一种紧张性的沉默，而是一种策略。他知道沉默会让尼古拉斯不安。一个安静的儿子比一个大声争吵的儿子更让人恐惧，因为他无法从沉默中读取任何信息。你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护士说你昨晚又喊叫了。”艾伦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她们给你加了镇静剂。”
“她们什么都不懂。”尼古拉斯喉咙里发出一个像是咳嗽又像是笑声的声音，“我在梦里追一个人，追到了河边。河对岸有人朝我扔石头。”
艾伦没有接这句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随意地滑动了几下屏幕，像是在看无关紧要的信息。然后他把屏幕转向尼古拉斯。
“我在看新闻。”他说，“普拉亚维德那边又死了一个人。保险经纪人，出轨。被注射了过量胰岛素。凶手留下一封信，详细列举了所有背叛行为。和你以前教我的有点相似。”
尼古拉斯的瞳孔收缩了一下。那个动作很小，但艾伦捕捉到了。
“你教过我什么来着？”艾伦假装回忆，“规则。只要遵守规则，就没有人能定罪。凶手显然是懂规则的人。没有任何证据，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他每一次都只是做他能做的事，然后离开。六起了。警察连他的影子都没摸到。”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尼古拉斯的声音里多了一层沙哑的警惕。
“没什么。只是在想，你当年在边境开枪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吧。程序判定你无罪。最高法院判定你享有豁免权。没有人能动你。你是不是觉得，当你站在对的那一边，做什么都是对的？那凶手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
尼古拉斯的下颚肌肉在松垮的皮肤下面鼓了一下。他把头转向一边，盯着窗边拉紧的窗帘，努力不去看自己的儿子。
艾伦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稍微拉开了一条缝。下午的阳光从缝隙中切进来，在病房地板上划出一道细长的光亮。他把窗帘拉回去，然后走到床头柜旁边，拿起那个塑料水壶看了看，又放回去。
“你妈妈的事也一样。”尼古拉斯忽然说，声音比之前更低，像是在自言自语，“那确实是个意外。”
艾伦转过身来。他们之间隔着大约一米五的距离——一个成年人可以在一秒之内跨越的距离。但他没有动。他只是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脸上的表情像是刚看完一场与自己无关的舞台剧。
“布里格斯警探六年前死于肝癌。”艾伦说，“他女儿在三年前搬去了东部，再也没有回来。你中风之后，那间储物间被重新粉刷过一次，但地板下面那道痕迹还在。我做过检测。血迹残留用鲁米诺反应可以检测，即使过了十年以上。”
尼古拉斯的呼吸频率变了。床头的心率监测仪发出细微的哔声，节奏从平稳的每分钟七十二次攀升至八十五次。
“你当年说过，没人能证明你有罪。”艾伦的声音始终平稳，“你说得对。但证明和不证明是一回事。记不记得是另一回事。”
他把那袋苹果从床头柜上移开，放在地上，然后从随身带的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型录音机。那是一个老式的磁带录音机，有些笨重，上面有一层磨损的银色喷漆。他把录音机放在床头柜上，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带开始转动。起初只有沙沙的空白噪音，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温柔，带着一点中西部口音——在念一段祷告词。那是埃琳娜的声音。那是艾伦在母亲生前最后一年里偷偷录下的几段录音之一。某天早晨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做煎饼一边唱过一首教堂颂歌的片段，被当时十五岁的他用手机录了下来，之后转存进了磁带。
尼古拉斯听到了那个声音。他的身体僵住了。心率监测仪的读数跳到了九十五。
艾伦没有关掉录音。他就让那盘磁带缓缓转动，母亲的声音在病房的消毒水气味中漂浮、扩散，然后被空调的嗡鸣声切割成细小的碎片。那个声音那么温柔，那么鲜活，仿佛埃琳娜就站在门外，随时会推开门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围裙上沾着面粉。
“关了。”尼古拉斯说。
艾伦没有动。
“我让你把它关了。”
艾伦按下停止键。他拿起录音机，把它放进背包里，拉上了拉链，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缓慢而有条理。
“我每次来都会带一盘新磁带。每次放一段不同的录音。她的声音你不会完全忘记吧？你应该不会，因为你每天晚上都在梦里听到它。”
他重新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双腿交叠，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像一个有耐心的医生正在向绝症患者解释临终关怀的流程。
“我送你住在这里，不是因为你是我父亲。是因为把你放在这里，我可以控制你的每一天。你的药，你的床单，你房间里的温度。你知道吗？你每天吃的药里面有一种是抗凝剂，另一种是利尿剂。这两种药合在一起用，对肝肾功能本来就不好的人来说，会慢慢让内脏出问题。不会快，也不会留证据。就是慢。慢到没人会怀疑。”
尼古拉斯的嘴唇在发抖。那不是冷的缘故——病房里的暖气开得很足。那是恐惧。一种迟到了很久终于到达的恐惧。
“你——”
“我没说完。”艾伦的声音依然平稳，“我不会杀你。杀你太简单了。我只想让你活着。长时间地活着，每天都听着她的声音，每天都知道自己躺在她的血上面。你没有罪，爸爸。程序是这么说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说的。你赢了。但我也有权利这样做。”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拿起自己的包，在走出房间前停了最后一秒，没有回头。
“下周三见。”
门合上的声音闷而短促。走廊里艾伦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淹没在养老院中央空调的嗡鸣中。
病房里只剩下心率监测仪的哔声，那哔声急促而单调，在空荡的病房中一圈一圈地回荡。尼古拉斯盯着天花板，浑浊的眼睛一眨不眨。他嘴唇微张，似乎想叫住什么，却最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收音机里传来一首老歌，歌词在唱“别让我孤独一人，别让我孤独一人”。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