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第一次见到莉迪亚·莫雷诺是在社区大学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二周。
那天他迟到了十五分钟。不是因为睡过头——他从不睡过头，他的生物钟精准得像个瑞士钟表匠——而是因为尼古拉斯在早晨七点打来电话，说他从床上摔了下来，需要有人帮他回到床上去。艾伦开车穿越半个阿雷纳德尔里奥赶到父亲家里，发现尼古拉斯好端端地坐在客厅轮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到折角的枪支杂志，地板上根本没有摔倒的痕迹。他只是想确认儿子是否还愿意回应他的召唤。艾伦把他从轮椅里拎起来放回床上，在床头柜上留下一杯水和两片药，然后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引擎发动的时候，他听到屋里传来一声沙哑的干笑。
因为这些耽误，他错过了《生物危害控制规程》前十五分钟的课，只能从后门悄悄溜进阶梯教室。他在最后一排靠墙的座位上坐下，从背包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支黑色中性笔。讲台上的教授正在讲解血液传播病原体的三级防护标准，声音单调得像一台老式空调的嗡鸣。艾伦低头记笔记，写了大概三行，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是那种便宜的自助洗衣店常用的花香型，混合着阳光暴晒后残留的干燥气息。
他抬起头。坐在他前排右侧的女生正侧过脸看他。
“你的笔漏水了。”她低声说，朝他的手指方向努了努下巴。
艾伦低头看到自己右手食指侧面上沾了一道墨迹，从指关节一直延伸到手腕。他刚才写得太用力，笔尖戳穿了纸面。女生从包里抽出一张湿纸巾递给他，动作很自然，像是在喂一只习惯了流浪的猫。
“谢谢。”艾伦接过湿纸巾，擦掉了手上的墨迹。他注意到女生的眼睛是深褐色的，接近黑，但在阶梯教室荧光灯的照射下泛出一种暗琥珀色的光泽。她的头发也是黑色，长而卷，松散地扎在脑后，有几缕从橡皮筋里逃逸出来垂在耳边。
“我叫莉迪亚。”她说，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教授正在讲台上用幻灯片展示一组感染数据，“莉迪亚·莫雷诺。你是新生吗？”
“艾伦。艾伦·克劳斯。不算新，去年就在读了。”
“你看起来像是那种从不迟到的人。”
“今天是个例外。”
“例外总是有原因的。”莉迪亚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嘴角停留了一秒然后迅速收敛，像是想起不应该在陌生人面前暴露太多表情。她转过身继续听课。艾伦看着她的后脑勺，注意到她的发旋处有一颗细小的痣，被几缕碎发半遮半掩。
这就是开始。没有戏剧性的相遇，没有意味深长的对白。只是一支漏水的笔，一张湿纸巾，和一堂关于血液传播病原体防护的无聊课程。但艾伦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再写。
下课后他在走廊里又一次碰到了她。莉迪亚靠在自动贩卖机旁边，往嘴里丢了一颗薄荷糖，看到他走过来时把糖盒往前递了递，像递一支烟。
“你也选这门课？”艾伦拿了一颗，捏在手指间没有吃。
“必修。我在读护理预科。”她把糖盒收回外套口袋里，“家里人说护士好找工作。你呢？”
“现场清理。”
“犯罪现场那种？”
“大部分时候不是犯罪。老人独居，死后没人发现，过几周邻居闻到味道报警。那种更常见。”艾伦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描述超市里的货架排列。他习惯了别人听到他职业时皱起的眉头和后退半步的本能反应。但莉迪亚没有皱眉。她看着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没有厌恶，只有一种认真的、试图理解什么东西的目光。
“所以你去别人不想去的地方，处理别人不想处理的东西。”她说，“这很……特别。”
“很多人觉得恶心。”
“恶心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你知道。你的工作让你知道。这没什么不好。”
艾伦把薄荷糖放进嘴里。糖在舌尖上慢慢化开，一股化学甜味弥漫整个口腔。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一个陌生人说这么多话了。上一次大概还是母亲在世的时候。
接下来几周，他们开始在课间和课后自动地碰到对方——一开始是巧合，后来变成了一种不需要约定的惯性。他们在同一栋教学楼上课，中午在同一家快餐店买午餐，有时候会在图书馆的同一张长桌上各看各的书。莉迪亚会在笔记本上画一些很小的涂鸦，花、鸟、卡通人像，画完就擦掉，从来不保留。艾伦有一次问她为什么，她说“画的时候是开心的，擦掉的时候也是开心的。这样就够了。”艾伦想了一会儿这句话，觉得里面有某种自己不理解但愿意相信的逻辑。
十月中旬的一个周四下午，艾伦没有在学校食堂吃午饭。他从家里带了一个三明治，独自一人走到了学校后面的荒地上。那是社区大学校区和联邦边境保护区之间的一小片缓冲地带，名义上属于学校财产，实际上就是一片长满鼠尾草和风滚草的无人区。铁丝网围栏在荒地尽头横贯而过，铁丝网的对面就是埃斯特拉达共和国。从那里可以看到华雷斯新城的边缘——一些土坯房、晾衣绳、被太阳晒褪色的彩钢瓦屋顶。还有偶尔跑过的孩子。
艾伦坐在一块凸起的石灰岩上吃三明治，眼睛望着围栏对面。他每周至少会来这里一次，像是执行某种自己也无法说清的仪式。他从口袋里掏出母亲留下的那张照片，把它举到与视线平齐的位置，试图把照片上的背景和眼前对岸的景色重叠在一起。背景的山脊线大致吻合，但具体是哪栋房子，他始终无法确定。
身后传来脚步声。艾伦把照片迅速塞回口袋，转过身。
“我看你吃完饭往这边走，就想看看你去哪。”莉迪亚站在石灰岩下面，一只手遮在眉骨上方挡住西晒的阳光，“这地方不错。视野好。”
“没什么好看的。”艾伦说，“就是边境。围栏。对面。”
莉迪亚没有回答，而是手脚并用地爬上石灰岩，在他旁边坐下来。她没有问太多问题，没有说“你一个人来这里不觉得孤单吗”之类的话。她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双腿悬在岩石边缘晃荡，看着对面那些土坯房和晾衣绳，像是也在找什么东西。
“你经常来这里？”过了一会儿她开口。
“偶尔。”
“我也是。”她顿了一下，然后把目光从对岸收回来，投在艾伦脸上，“不是这里——我是说，边境。我在这边长大，但大部分家人都在对面。我表哥以前就住在那片土坯房里。”她朝华雷斯新城的方向抬了抬下巴，“后来他们搬走了。我也不知道搬去了哪里。”
艾伦没有回应。他只是看着她的侧脸——被午后阳光勾勒出的轮廓，颧骨的弧度，嘴唇的线条。夕阳在她的眼睛里镀了一层很薄的琥珀色光，让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看起来比以前更亮，也更容易看透。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任何词语，而是一种感觉：像是把手指伸进流动的温水里，感觉温度刚刚好。
“你有女朋友吗？”莉迪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转头看他，语气平淡，像在问今天午饭吃了什么。
艾伦愣了一秒。“没有。”
“前任呢？”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莉迪亚转过头来，认真地看了他好一会儿。那不是审视，更像是一个护士在阅读一份让她有些意外的病历——不是怀疑数据的真实性，而是在思考数据背后的成因。
“你看起来不像那种会孤单的人。”她说，“你只是看起来像习惯了孤独。”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进了一个艾伦以为自己已经封死的缝隙里。他没有回答。不是不想回答，而是在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自己找不到任何一句可以匹敌这句话的话。她说得太准了。他确实是习惯了孤独，而不是选择了孤独。孤独是被环境强加给他的，就像一个人在沙漠里出生，他学会的不是渴望水，而是降低对水的需求。
他们在石灰岩上坐了很久。太阳从头顶移到西边，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在大地上靠拢成一个模糊的交汇点。莉迪亚开始讲她自己的事——她母亲在普拉亚维德一家养老院做夜班护工，父亲在她六岁那年回了埃斯特拉达就再也没有回来，她从小就知道什么叫“隔着围栏想一个人”。她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用手指在空中比划，像是要抓住那些漂在空气里的字句。艾伦听着。他没有打断她，也没有在她说完后急于分享自己的故事来“交换信任”。他只是在她说完一段之后安静地点一下头，表示他还在。表示他还在听。
这种沉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社交失败。对莉迪亚来说不是。她似乎能读懂艾伦沉默里的东西——那里面不是空白，而是有内容的。有重量。
天黑之前他们走回了学校停车场。莉迪亚的车是一辆褪色的红色两厢轿车，后视镜用胶带固定着，副驾驶座上堆满了护理课本和空的矿泉水瓶。她把车门打开，然后回过头来，用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看着艾伦。
“你明天还去那个岩石那边吃饭吗？”
“可能。”
“那我可能也会去。”
说完她钻进车里，发动引擎，排气管喷出一团灰白色的尾气，消失在了停车场的出口。
艾伦站在自己的卡车旁边，看着那团尾气在暮色中散开。十一月了，空气里有了一点凉意，风吹过来的时候带着荒漠特有的那种干燥而锐利的气味。他把手伸进口袋，碰到了那片拼图碎片和那张照片。然后他把照片抽出来，借着停车场的路灯最后一次看了一眼。
照片上母亲的笑容和那个黑头发男孩的咧嘴笑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褪色。他把照片翻到背面。那个地址还在。
华雷斯新城埃尔米拉多区第四街12号。
他把照片收起来，发动了卡车。引擎运转的声音填满了空荡荡的停车场。
那天晚上他没有直接回家。他开车绕到阿雷纳德尔里奥的边境观景台——一个修了一半因为资金耗尽而停工的水泥平台，当地青少年用它来喝酒和接吻。此刻平台上空无一人。他走到栏杆旁，看着对面华雷斯新城的灯光在夜风中闪烁。不知道那些灯光里有没有一盏来自第四街12号。不知道那个黑头发男孩现在长成了什么样子。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他弟弟是被谁杀死的。
也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会怎么做。
而在普拉亚维德市联邦调查局驻地办事处的证据室里，一封打印的情书正躺在一个透明证物袋里，信纸上方有一行艾伦不知道的字——“亲爱的托马斯”。右下角的花体A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投射出一个细小的阴影。在证物袋旁边的标签上，有一个手写的新代码。那个代码是行为分析小组刚刚加上去的。它代表“情书杀手”这个代号已经被正式录入联邦暴力犯罪追缉系统的优先案件名录，而第五起命案的关联证据正在从华雷斯新城警察局传真过来。一张列表，一条轨迹，串联起六年间的五具尸体，五封情书，和五个相同花体A的签名。
探员罗梅罗正站在证据墙前，用红色记号笔在洛斯弗莱雷斯和州际公路服务区之间画了一道线。她退后一步，歪着头打量那条线，然后把笔帽扣上，自言自语了一句——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墙能听见。
“你究竟在惩罚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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