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的行为分析小组在正式立案后的第四天，向哥伦比亚联邦和埃斯特拉达共和国所有地方执法机构发布了一份侧写报告。这份报告的编号是BAU-2023-0471，封面上盖着“仅供执法部门内部传阅”的红色印章，但在发布后不到四十八小时，其中两页就被泄露到了社交媒体上。普拉亚维德市本地新闻台在晚间时段用了整整三分钟报道这件事，主播的语调介于严肃警告和猎奇兴奋之间，最后以一句“如果您有任何线索，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收尾。
艾伦是在租住公寓的二手电视机上看到这条新闻的。
他刚从洛斯弗莱雷斯附近的一个工作现场回来，身上还带着臭氧和工业清洁剂混合的气味。他把工具箱放在门廊上，脱掉外层工作服——那上面沾了几滴不知道属于什么液体的深色污渍——然后走进客厅，按下遥控器，正好赶上新闻台播放侧写报告的翻拍画面。
画面是用手机在某个警局的公告栏前拍的，角度歪斜，像素模糊，但还是能看清主要内容。字幕条上滚动着“情书杀手：FBI发布连环杀手侧写”的字样。主播的旁白正在逐条念出侧写要点：“白人男性，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童年经历严重的家庭暴力或心理创伤，具备医学、护理或生物危害处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对‘背叛’这一概念存在病理性的执着。”
艾伦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站着一动不动。
“作案手法高度仪式化，”主播继续念道，“凶手使用胰岛素作为主要凶器，现场不留痕迹，每具尸体旁均遗留一封打印的‘情书’，详细列举死者的不忠行为。信中反复出现‘有记录的’这一特有措辞，分析人员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凶手在成长过程中某种未被公正对待的经历。”
摄像头翻拍的那一页最后一行被手指挡住了半截，但艾伦还是看到了那句加粗的结论：“凶手可能在童年时期目睹或经历了与背叛相关的重大创伤事件，其作案行为本质上是对过去创伤的象征性复仇。他惩罚的不是具体的受害者，而是他无法在现实中惩罚的那个人。”
艾伦关掉了电视。
屏幕变黑的那一瞬间，他在光滑的黑色面板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一个瘦高的年轻男人，头发因为一整天闷在防护面罩里而贴在额头上，表情平静到近乎空洞。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也更年轻。老的是眼睛，年轻的是嘴角。这两种东西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说不清的违和感。
他走进浴室，打开冷水龙头，把脸埋在水流里冲了很久。水顺着下巴滴在瓷砖上，发出单调的啪嗒声。
侧写是错的。他这样想。不是全部错——年龄范围差不多，专业背景也对，童年创伤那块更是精准得让他觉得有人在翻他的日记——但结论是错的。凶手不是在惩罚他无法惩罚的那个人。凶手是在惩罚所有那个人放过的人。
这两个目标之间有一条细微的裂缝，而艾伦能看清楚那条裂缝，因为他每天都能在自己的手掌心里摸到它的形状。
但他什么都不会说。他不是警察。他不是侧写师。他只是一个负责清理现场的清洁工。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凶手是谁、为什么杀人。他只是负责把血迹擦干净，把地毯换掉，把臭氧浓度调到足以中和任何腐败气味的标准线。其他的事与他无关。
至少他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莉迪亚约他去看电影。不是约会——她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反驳的轻松。她说她本来和一个护理系的同学约好了，但那个同学临时要加班，票已经买了，不去的話就浪费了。艾伦本来想拒绝。他周六晚上通常用来整理一周的工作报告，然后上网浏览那个紫色鸢尾花头像的论坛账号有没有发布新的帖子。但他听到自己说“好”。
电影院在普拉亚维德市中心一条正在衰落的商业街上，隔壁是一家已经停业的鞋店和一间只做外卖的中餐馆。放映厅不大，深红色的绒布座椅散发出淡淡的霉味和爆米花油混合的气味。那天的电影是一部黑白老片重映，讲的是一个侦探追查连环凶手的故事，剧情的核心反转在于侦探最终发现自己和凶手共享同一段童年创伤。艾伦在看到那个反转时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座椅扶手。莉迪亚侧过头看了他一眼，在黑暗中她的眼睛反射着银幕的光，像两颗被打磨过的黑曜石。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轻轻放在他紧握扶手的拳头上，停留了两秒，然后收回去。
散场后他们沿着商业街走回停车场。街上大部分的店铺已经关门了，只有一家酒吧还在营业，从半开的门里泄出暗红色的灯光和含混不清的乡村音乐。
“你觉得那个侦探最后有没有后悔？”莉迪亚问，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呼出的气息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小团白雾。
“后悔什么？”
“后悔查到了真相。如果他不查下去，他就不会发现自己和凶手是一样的人。他可以继续当一个好人。”
艾伦走路的节奏没有变化，但他的瞳孔在路灯下微微收缩了一下。“他只是和凶手有相似的经历。不代表他是一样的人。”
“但他的确比所有人都更理解凶手，对吧？”莉迪亚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他，“那种理解比一般人的正义感更强大吗？还是说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共谋？”
艾伦也停了下来。他们站在停车场的边缘，头顶的路灯忽明忽暗，发出电流不稳的滋滋声。
“你问的问题不像是护理预科的学生会问的。”他说。
“我不是普通的学生。”莉迪亚笑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带着某种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锐利，“我小时候看过很多东西。在边境这边长大的人，没有人是普通的。”
她把外套裹紧了一点，继续往前走。艾伦跟在旁边，和她保持着恰好不至于肩碰肩的距离。他们的影子在路灯下交替拉长又缩短，像是两个互相试探却始终不愿完全重叠的几何图形。
临分别前，莉迪亚在车内发动引擎后摇下车窗，叫住了已经转身的艾伦。
“你知道吗，你有一种很奇怪的能力。”
“什么能力？”
“你能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是个好人。包括你自己。”她说完这句话就摇上了车窗，没有给他回答的机会。
艾伦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褪色的红色轿车尾灯消失在街道尽头。夜风吹过来，带着荒漠特有的冷冽和遥远。他把莉迪亚最后那句话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拆解，然后得出了一个让他不安的结论——她说的是对的。不是讽刺。不是试探。是一个判断。冷静而准确。像护士在病历上写下的诊断。
那天夜里他没有睡好。他梦到了母亲，但不是以记忆中的样子。在梦里，母亲站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手里拿着那幅缺了一块的拼图，嘴唇在动，却没有任何声音。他走过去想听清她在说什么，走到近处才发现她不是在说话。她是在数数。一、二、三、四——每一个数字对应一个他不认识的名字，每念一个名字她的眼睛里就流出一行清澈的水。不像是眼泪，更像是被融化的冰。
周一早晨，艾伦照常上班。维克多在卡车上分派了两份任务：上午去处理一个老年公寓的独居死亡现场，下午去清洁一辆长途巴士上的呕吐物。都不是什么大案子。艾伦在上车前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新闻推送，然后定住了。
屏幕上弹出一条本地新闻的速报标题，只有一行字，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冰块敲进了他的脊椎骨。
“第二起情书杀手案确认：普拉亚维德市保险经纪人被发现死于家中，身旁留有打印情书。”
他点开全文。死者名叫罗伯特·卡斯特罗，三十九岁，已婚，在市中心经营一家小型保险代理公司。尸体于周日傍晚被上门催缴物业费的公寓管理员发现。初步判定死亡时间在周五午夜前后，死因为胰岛素过量注射。枕头下压着一封情书，罗列了死者多次与客户发生婚外情的行为，信中特别提到“你总是利用信任做最恶心的事”。落款处是那个标志性的花体字母A。
艾伦站在卡车旁边，把新闻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他的手指在屏幕表面上微微发冷，不是因为恐惧——至少不完全是。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情绪，像是两个彼此绝缘的世界之间忽然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缝，而他正站在裂缝的中央。
同一个星期。相隔不到九英里。上次是牙医，这次是保险经纪人。作案间隔在缩短。仪式在加速。
他收起手机，把工具箱放进卡车后备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维克多从副驾驶座上探出头来问他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他说“没有”的时候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平静、简短、不带任何可供解读的附加信息。
但他心里知道，联邦调查局的侧写师很快就会更新那份侧写报告，他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条新的推论——作案频率正在加快。凶手不再是每半年或一年杀一个人。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急切。某种东西在推动他加速。可能是快感，可能是愤怒，可能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需要——需要被看到，需要被承认。而当一个人需要被看到的时候，他就离犯错不远了。
艾伦打开卡车驾驶座的车门，坐进去，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引擎没有启动。他望着挡风玻璃外面的普拉亚维德市街景——淡蓝色的天空，单调的棕榈树，灰扑扑的建筑外墙，以及远处边境隔离栏反射阳光时那道刺眼的白光。
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等第三次。不是等警察抓到凶手，不是等侧写团队拼出完整的画像。他是在等第三次命案，第四次，第五次——他在等那个花体字母A的主人把所有这些写进信里，把每一个背叛过爱的人钉在纸上，然后让所有人都看见。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
手机屏幕在他的口袋里暗了下去。那封写有“有记录的”字样的信，还有论坛帖子里的紫色鸢尾花，在他的脑海中反复浮现。他没有把这些信息告诉任何人。也许他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又或者，他只是还没有想清楚自己是谁，以及他是站在镜子前面，还是已经身在其中。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