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雯推开三一二房间的门，午后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细长的金色光带。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长时间不通风的霉味，混着旧家具和樟脑丸的味道。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有半截烧焦的烟蒂，烟灰已经板结成一块灰白色的薄壳。
那只银色的保险箱就放在床底下。马晓雯跪下来，伸手把它拖出来。保险箱不大，大约一个登机箱的尺寸，外壳是冷轧钢板的，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密码锁是四位数机械转盘式的，表盘上的数字漆已经磨掉了一些，露出底下的黄铜色。她试着输入父亲的生日——错误。又输入母亲的生日——还是错误。她想了想，输入了自己的生日。
咔哒。锁舌弹开了。
马晓雯掀开箱盖。箱子里没有钱，没有珠宝，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里面只有三样物品：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一台老旧的录音笔、以及一个牛皮纸信封。
她先拿起了笔记本。翻开第一页，是她父亲的笔迹——那种她从小就熟悉的、带着工程师特有严谨的方块字，每一横每一竖都写得一丝不苟。
“2021年3月17日。今天奥辰的人来了。方竞明亲自带队，一行五人。他们承诺每年给颐和一百二十万的合作经费，条件是所有入住老人必须参加怡心宁的三期临床试验。我问他，这种药有没有副作用？他说，所有药都有副作用，但怡心宁的副作用只相当于普通的感冒药。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马院长，跟奥辰合作，是在做积德的事。’”
马晓雯翻到下一页。
“2021年6月5日。刘德胜死了。死亡证明上写的是心肌梗死，但刘德胜入院时的心电图是正常的。他的责任护士小陈私下告诉我，刘德胜死前三天一直在说胸口闷、喘不上气。她把情况报告给了奥辰派驻的临床监察员，对方回复了四个字——‘继续给药’。我不敢追问。因为颐和这个月的工资，是奥辰的合作经费发的。”
再下一页，字迹开始变得潦草。
“2022年1月14日。第五个老人死了。姓张，没有子女，一个人住在三零九室。死因写的是意外坠楼。但老张生前最后一周一直跟护工说他看到了鬼——说墙上有鬼，天花板上也有鬼，一到晚上就爬下来掐他的脖子。那个护工后来辞职了，走之前跟我说：‘马院长，我们是不是在造孽？’我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知道。”
马晓雯翻到了笔记本的最后几页。字迹变得格外潦草，有些笔画甚至戳破了纸面。
“2023年10月12日。我看到了那份报告。PAL-0047。方竞明的电脑没关，我送季度报告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百分之三十二。这个数字像一把刀一样扎进我的脑子里。我回来之后吐了。我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了。然后我做了这辈子唯一一个正确的决定——我把那份报告打印了一份，锁在了平安旅馆的保险箱里。”
最后一条记录写于案发前五天。
“2023年10月27日。今天我联系了苏培文教授。他同意出来作证。他说他手里有一份三年前的预警模型，可以证明奥辰在临床早期就已经知道亚洲人群的基因风险。如果这份东西能提交给法庭，整个案子就能从意外事件变成蓄意伤害。但苏教授有一个条件——必须保证他女儿的安全。我答应了。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我还是答应了。”
马晓雯合上笔记本。她的手指在发抖，但她没有哭。她把笔记本放在一边，拿起了那支录音笔。录音笔的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屏幕上闪烁着红色的低电量警告。她按下播放键。
方竞明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带着明显的电流杂音，像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录的。
“马院长，怡心宁的事你不用担心。数据方面我们会处理。那些死亡病例，我们都已经重新归类了——心肌梗死、脑溢血、意外坠楼——每一种都有据可查，每一个死因都有苏培文教授的签字。就算有人来查，也只能查到一堆符合规范的病历。”
然后是马培德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可是老张不是坠楼。他是被幻觉吓到，自己从窗户翻出去的。如果你们不给他吃那种药——”
“马院长。”方竞明打断了他，声音忽然变得很硬，“你把颐和从倒闭边缘救回来的是谁？给你的员工发工资的是谁？你儿子在澳洲的学费，是你用颐和的营收付得起的吗？记住一件事——我们现在坐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翻了，淹死的不是我，是你。”
录音在一阵刺耳的电流声中结束。
马晓雯拿起最后一个牛皮纸信封，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对折的A3纸。她把纸展开，看到了一个密密麻麻的表格。表格的标题是《颐和老年公寓怡心宁受试者完整名单》。表格里有四十七行，每一行对应一个老人。姓名、年龄、入住时间、开始用药时间、不良反应记录、结局。
在“结局”那一栏里，大多数写的是“存活”。有六个写的是“死亡”。还有一个写的不是死亡，而是一个马晓雯从来没有见过的词——“失联”。
那个老人的名字叫余国良。
马晓雯把三样东西重新放回保险箱，锁好，然后抱起箱子站起来。她没有走正门——楼道里可能有人守着。她推开窗户，窗台外面是一道消防铁梯，锈迹斑斑，连接着三楼和二楼的平台。她踩着铁梯往下爬，铁梯在她的体重下发出一阵阵生锈金属的尖叫声，像是随时可能断裂。但她的步伐没有犹豫。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孩抱着一个银色的保险箱，在被遗忘的消防楼梯上攀爬，这个画面在朗州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孤独而壮烈。
而同一时刻，朗州港三号码头的阴影里，赵烈正蹲在集装箱堆场边缘的一台废弃叉车后面。他保持着这个姿势已经将近四十分钟，双腿发麻，但他没有动。他在用手机相机的长焦功能观察那个蓝色集装箱的状况。
苏晴仍然被绑在集装箱旁边的铁柱上。三个安保中的两个已经进了商务车，正在抽烟玩手机。只剩下一个守在集装箱门口，每隔几分钟抬头看一次吊车的运作进度。吊车正在把那个蓝色集装箱缓缓吊向停靠在码头边的一艘小型集装箱船。船身刷着斑驳的白色油漆，船名是“江通号”，船籍港是朗州。按照目前的速度，这艘船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就会装完货，然后驶离港口。
赵烈拿起手机，拨了老周的号码。这一次电话接通得很快。
“老周，你落地了？”
“刚出机场。现在在机场高速上。”老周的声音比上午更低沉，“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苏晴在朗州港三号码头。被谭啸林的人控制着。谭啸林伪造了一份苏晴的登机记录，让她今天上午九点飞北京，实际上那个人是替身。真的苏晴一直在朗州。他们现在要把她装进集装箱送上船。如果那艘船开走了，苏晴就彻底消失了。”
老周沉默了几秒钟。赵烈能听到他在电话那头深呼吸的声音，像一个人在跳水之前做的最后一次换气。
“我现在带人过去。你手头有没有能控制局面的资源？”
“没有。我的内务督察正在追我，贾明远让我立刻回局里接受调查。我现在是擅自出警。”
老周又沉默了一瞬。“赵烈，接下来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别挂电话。今天下午部里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来自朗州市公安局内部。举报信里详细列出了贾明远与安源控股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包括银行流水、境外账户信息和一份贾明远与谭啸林在海悦大厦十九楼的会面记录。这封信的落款是一个内部编号，我们查了一下——是朗州市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的一个退休警察。他叫周康，去年因公致残退了休。举报信是他用督察大队的加密邮箱发的。他和你是什么关系？”
赵烈握着手机，手指忽然僵住了。周康——那是他入警时的第一个师傅。十年前在追捕一个持枪逃犯时，周康替他挡过一刀，伤在脊椎，留下了终生残疾。他退休之后搬到郊区种花养鱼，赵烈每年过年都去看他。去年春节他给周康拜年的时候，两个人喝了整整一瓶白酒。席间周康问了一句“最近在忙什么”，赵烈说“查一个药企的案子，有点棘手”。周康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又给他倒了一杯酒。
“他是我师傅。”赵烈说。
“你师傅把贾明远的底全部兜出来了。这些证据够让贾明远停职接受调查，至少能争取到两三天的时间。你等我的消息。在我到码头之前，不要让谭啸林的人发现你。”
赵烈挂断电话，重新举起手机观察码头的动向。然而就在镜头对准集装箱的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一个让他心头发紧的画面。
那个守在集装箱门口的安保站了起来。他走到苏晴面前，蹲下来，撕掉了她嘴上的胶带。苏晴剧烈地咳嗽了几声，然后她昂起头，朝安保的脸上狠狠地啐了一口。安保没有擦脸。他只是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抽出了一根甩棍，把棍头抵在苏晴的肩膀上。
他不需要打她。他只要让她站起来，走进那个集装箱，然后关上箱门，把她和那堆纸箱一起送上船。等船开到了朗江的中游，再打开箱门的时候，她就会变成一具“偷渡失败的非法移民”的尸体。没有人会追究一个集装箱里死去的女人是谁。
赵烈站起来。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老周还有二十分钟才能到码头，而苏晴只有两分钟。
他弯下腰，从废旧叉车旁边的工具架上取下一样东西——一把锈迹斑斑的管钳。然后他朝码头走去。
阳光把他走路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布满煤灰的水泥地面上，像一把正在徐徐拔出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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