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房间的。
从斯特林的书房到13号房间，要穿过一整条主走廊，经过食堂的玻璃门，经过公告栏上那张已经卷边的作息时间表，经过9号房紧闭的白色门板。她记得自己走过了这些地方，但她的脚踩在地砖上的触感是遥远的，像是隔了一层很厚的水。走廊里的冷白灯光照在她身上，她却觉得那些光穿不透皮肤，到不了身体里面。斯特林最后那句话仍然在她耳朵里循环播放，一遍又一遍，像一段被卡住的录音带——“你每天晚上睡在她曾经哭泣的地方。”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地板冰凉，凉意从尾椎骨蔓延上来，沿着脊椎一节一节往上爬。她的房间。这间她住了好几天的房间，这张她每晚躺在上面盯着天花板入睡的铁架床，这扇她每天透过铁栏杆看海的窗户——伊莎贝拉也曾在这间屋子里待过。不是作为住客，而是作为一个被关押的人，被锁在同一片水泥地板下面，隔着一层混凝土，在她姐姐的脚下无声地哭泣。而她什么都不知道。她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隔着二十厘米的钢筋混凝土，妹妹正在她正下方腐烂。
她从怀里掏出那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洗衣女人从9号房的清理堆里偷出来的那本，被撕掉了一半的残本。她之前只翻了两页就被那些内容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她把笔记本翻开，强迫自己从头开始读。
第三页。字迹从潦草变得稍微工整了一些，像是在书写的人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把颤抖的手按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把所见所闻钉进纸面。
“10月21日。今天是第三次移植。他们说前两次着床失败是因为我的子宫环境不够理想。斯特林亲自给我做了检查，他说我属于‘低敏体质’，需要额外的激素干预。他们给我打了一针，针管里的液体是乳白色的，打进手臂的时候像有一团火从血管里往上烧。打完针之后我的肚子疼了一整夜，但第二天早上B超显示胚胎已经成功着床。护士说恭喜我。她对着一个正在干呕的人说恭喜。”
第四页。
“11月3日。梅告诉我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我不信。这座岛上不应该有孩子。所有新生儿都要在二十四小时内转运，这是斯特林亲口说的。但梅的眼神让我害怕。她不是那种会编故事的人。她说哭声从西翼传过来，每天晚上十点之后，等所有人都被锁进房间，哭声就开始了。她说有时候只有一个在哭，有时候好几个同时哭，像一窝被遗弃的猫。我决定自己去找。”
第五页。字迹明显加快了，笔锋开始失去控制，有些字的笔画直接飞出了格子。
“11月7日。我找到了那扇门。铁门，没有编号，没有门把手，只有一把十字钥匙孔。我把耳朵贴上去，听到了声音。不是哭声。是呼吸声。很多很多的呼吸声，急促而微弱，像一群小动物挤在一个没有光线的盒子里拼命喘气。然后有一个声音叫了出来，只叫了一声，很短，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那一声之后我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我蹲在铁门前哭了很久。我不认识那些孩子。他们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我蹲在那里，眼泪一直往下掉，怎么都擦不干净。”
第六页。这一页被撕掉了一大半，只剩下一小条残片贴在书脊上。洛拉只能辨认出几个残存的字：“……血液样本……不允许……如果我死了……”
第七页。
“12月2日。今天斯特林找我谈话。他知道了。他知道我去过西翼，知道我听到了那些声音。他没有发火，没有威胁，他甚至给我倒了一杯茶，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的茶。他用那种最温柔、最亲切的语气告诉我，那些孩子是‘选择性淘汰’的结果。他说在人类的自然生殖过程中，淘汰率远高于我们的想象，只不过大自然把它隐藏在流产、死产和新生儿夭折的统计数据里。他说他所做的只是把这个过程透明化了——既然总要有人被淘汰，不如让淘汰发生在最早阶段，让那些不完美的基因没有机会长成不完美的人。我问他不完美的标准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客户的期望值。’”
第八页。字迹已经不是潦草了，是狂乱的，有些地方的笔尖戳穿了纸面。
“1月14日。我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我听到了他的哭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响亮的声音。只给我抱了五分钟。然后他们把他放进了恒温箱。我不知道他会去世界的哪个角落。我只知道他睁开眼看我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眼睛里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好奇，是一种全然的信任，好像他以为我会保护他。然后他们把他推走了。我的乳房开始胀痛，身体不知道孩子已经不在了。身体比我更蠢。”
第九页。字迹忽然变小了，变得极其小，像是书写者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点残存的意志把字刻在纸上。
“2月3日。我的身体被榨干了。他们说我还可以再做一个周期。我说不。我说我要走，我要告诉外面的人这里在做什么。斯特林笑了一下。他说：‘你可以走。但你要想清楚，你走出去之后谁会相信你？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你签了一份白纸黑字的合同，你在合同上按了手印。而我的客户名单里有参议员、有跨国公司总裁、有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你觉得这个世界会相信你还是相信我？’他说得对。但我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如果有人捡到这本笔记本，求你去卡西亚城恩典河南岸的地下室公寓找我的姐姐洛拉。她的窗户正对着无名河。告诉她，这里每一扇窗户都能看见海，但海从来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告诉她——”
这一页到此为止。后面一页被齐根撕掉了，撕口参差不齐，像是撕的人手在剧烈颤抖。再往后翻，全都是空白页。伊莎贝拉没有来得及写完。
洛拉合上笔记本。她的脸上湿了，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流泪的。她把笔记本贴在胸口，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隔着纸面在震动。伊莎贝拉在最后一页写下了她的名字和地址。她相信会有人捡到这本笔记本，相信会有人把它带出这座岛，穿过那片铅灰色的海，送到恩典河南岸那扇正对着无名河的窗户前。她的信任没有落空。笔记本被一个独眼的洗衣女人藏在一堆旧衣服下面，躲过了奥莉薇娅的清理，躲过了碎纸机，躲过了后屋后面的黑色浓烟。现在它在她手里。它是她从妹妹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
洛拉把笔记本塞进袍子内侧，和那本粉红色的日记本放在一起。两本笔记本，一本记录了她来到这座岛之前的生活，一本记录了她在这座岛上被摧毁的过程。它们贴着她的肋骨，硬硬的硌人，像是两块永远无法被消化掉的骨头。
深夜。建筑里的灯已经全部熄灭了。洛拉躺在铁架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她知道在这层水泥地板下面有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伊莎贝拉在里面关过。也许现在里面也关着别人。她把两只手掌平贴在床板上，感觉到水泥透过床垫传来的寒气。她不知道寒气是从下面的房间升上来的，还是她的错觉。她只知道斯特林把这件事当作最后一张牌打出来，是为了让她崩溃。他以为知道自己的妹妹被关在正下方之后，她会瘫软，会屈服，会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具行尸走肉。
但他错了。
他把伊莎贝拉关在她下面，等于把一条绳索从地下伸到了她的脚边。他现在就在她脚下。伊莎贝拉不在了，但那间地下室还在，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还在，那些铁门后面若隐若现的呼吸声还在。
走廊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不是高跟鞋，是赤脚踩在瓷砖上。那声音停在了她的门外，然后是极其轻微的敲门声，指节叩在门板上，三下，停顿，又三下。洛拉从床上翻起来，赤脚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板上。
“是我。”朵拉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气。
洛拉把门打开一条缝。朵拉侧身挤了进来，动作快得像一只受惊的猫。她身上还是那件浅蓝色长袍，领口敞着好几颗扣子，但她的表情和白天完全不同了。白天那个吊儿郎当、掐着草茎爱答不理的朵拉不见了。站在洛拉面前的这个女人，眼眶深陷，嘴唇干裂，那道旧伤疤在月光下变成了一道发亮的银色细线，她的整张脸像是被重新雕刻过。
“今天那艘货船运来的是新设备，”朵拉的声音沙哑而急促，“我下午趁着保安都去码头卸货的时候，偷溜进了医疗中心的档案室。里面有一台电脑没关。屏幕上是斯特林的私人文件夹。文件名是‘G系列终止记录’。我点开了。”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洛拉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冰凉，手指在发抖。
“G是基因编辑胚胎的代号。G系列是他们用基因编辑技术修饰过的胚胎，专门为最高级别的客户定制。但基因编辑的脱靶率很高，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胚胎能够达到客户标准。另外三分之二，在孕期或出生后被判定为不合格，全部被带到那扇铁门后面，拔掉生命维持设备。从去年一月到现在，G系列总共培育了五十四个胚胎，其中三十一个在孕期被终止，十二个在出生后被淘汰。只有十一个活着离开了这座岛。”
她停顿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然后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声音几乎轻到被窗外的海浪声吞没。
“我认出了淘汰名单上的一个编号。G-033。预定的客户姓斯特林。胚胎性别：女。淘汰原因：先天性耳聋。处理方式：终止培育。处理日期：去年十二月。那是斯特林自己的女儿。”
洛拉的瞳孔猛地放大了。斯特林——那个在书房里用优雅语调大谈“生命的延续是人类最高的善”的男人，那个把不合格婴儿从生命维持设备上拔管称作“选择性淘汰”的男人，那个在每一份合同上都签下自己名字的男人——他自己的女儿也在淘汰名单上。不是因为他客户的期望值，不是因为他需要维护生育产品的质量标准，而是他本人做出的决定。他的女儿不符合他自己的基因编辑标准，于是他和处理那些编号产品一样，终止了她的生命。没有人性，没有例外，没有父爱。
洛拉想起了斯特林在书房里说那句话时的眼神——“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评判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那不是傲慢，不是冷酷。那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是一个人把自己彻底说服了之后才会有的平静。他真的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他真的相信那些孩子不是人，是“产品”。为了维护一个产品的标准而销毁瑕疵品，在任何商业逻辑里都是合理的行为。他不是疯了。他属于一种更恐怖的理性。
“那份文件你拷下来了没有？”洛拉问。
朵拉从袖口里抽出一张折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片，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写着一行行编号和日期。是用眼线笔抄的，笔迹极细极密，有些地方因为汗水洇开了，但内容仍然清晰可辨。那个编号G-033就在第三行的末尾，后面跟着处理日期和处理方式，旁边还有一行小小的备注：“客户文森特·斯特林本人确认终止。”
“我们得把这东西带出去，”洛拉说，“但光靠我们两个不够。”
朵拉点了点头。她把手掌翻过来，让月光照在手臂内侧那些圆形疤痕上。那些疤痕在银色的月光下变成了一排暗淡的印记，像是被烙在皮肤上的珠串。
“我有几个信得过的人，”朵拉说，“她们都在后屋里待过。有一两个出来的，还有几个还在里面。她们有一个共同点——手腕上都有电击的疤痕。斯特林不知道，他已经替我们把盟友挑好了。他把我们一个个电了一遍，然后送回房间里等着，以为我们会安静下来。他没有意识到，他在我们的皮肤上烙下了彼此识别的标记。”
洛拉握住朵拉的手腕。那些疤痕在指尖下微微凸起，每一颗都对应着一次疼痛，一次不服，一次被压制之后又重新抬头的意志。洛拉抚摸那些疤痕，忽然想起了伊莎贝拉在日记里的另一句话，是她第一次翻这本笔记本时没有注意到，现在却突然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姐姐，如果我的死是唯一的火把，那就让它烧。”火把不止伊莎贝拉那一把，朵拉的手臂上有，梅的身体里有，那个独眼洗衣女人的记忆里有，西翼铁门后面那些微弱的呼吸里也有。
“梅被关在后屋，已经好几天了，”朵拉说，“但我有办法联络她。”
洛拉抬起头。“什么办法？”
朵拉走到窗户边上，用手指敲了一下那根铁栏杆。栏杆发出一声低沉的金属共鸣。然后她又敲了一下，节奏不同了——先是两下短促的，停顿，然后是一下长的，再停顿，再两下短促的。那不是随意的敲击，是某种编码。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通过铁栏杆的震动沿着建筑结构往下传。
敲完之后朵拉把手从栏杆上拿开，两人一起侧耳静听。海浪，风声，通风管道里的气流声。然后——极其微弱的，从地板下面传来的——金属被敲击的声音。铁床架？水管？断断续续，但节奏和朵拉敲出来的一模一样。两短，一长，两短。
梅听到了。梅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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