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地点设在恩典河对岸的玻璃大楼里。那栋楼高得突兀，矗立在一排灰扑扑的老式公寓之间，像一颗镶在蛀牙上的白瓷冠。洛拉在门厅登记时，前台女人递过来一张表格，上面需要填写的内容比她在就业中心见过的任何表格都要详细：血型、过敏史、初潮年龄、是否曾怀孕、有无流产史。她握着笔的手指顿了顿，在“是否曾怀孕”那一栏勾选了“否”，然后把表格推回去。前台女人扫了一眼，笑了笑，那笑容像贴在塑料模特脸上的贴纸。
她在电梯里数了数楼层。二十四层。电梯间里只贴着一张广告：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抱着婴儿站在海边，头顶写着一行字——“生命是最美的礼物”。广告上没有公司名称，没有联系方式，只有那句标语。电梯在十八楼停下，门打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混着某种甜腻的空气清新剂。走廊两侧是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门，门上没有铭牌，只有数字。那种干净让人觉得害怕，像是对脏东西的一种过度补偿。
她被引进18-09号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穿灰色套装的女人坐在桌子后面。女人大概四十出头，金发盘成一个紧致的发髻，脸上化着无可挑剔的妆容。她站起来和洛拉握了握手，手掌干燥而有力。
“叫我安雅，”她说，“我是这里的咨询顾问。请坐。”
安雅没有问她的学历、工作经历、技能特长。她只问了三个问题：你的家族有没有遗传病史？你现在的体重是多少？你的月经周期是否规律？洛拉一一作答，用的全是假话。安雅一边听一边在电脑上记录，然后抬起头，看着洛拉的眼睛，目光像一把正在做切片的解剖刀。
“我们的客户是来自全球的精英人士，”安雅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亲自孕育后代，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最好的生命起点。你的任务很简单：提供胚胎着床的环境，完成孕期，分娩后将孩子交给客户。整个过程大概九个月。作为回报，你将在完成合约后获得一笔足以改变人生的报酬。”
她推过来一份文件。封面上写着“新生命咨询中心——孵化员服务协议”。
“孵化员。”洛拉轻声读出这个词汇，它在舌尖上滚动，有种说不出的怪异。
“是的，这是我们使用的术语，”安雅的笑容纹丝不动，“它准确地描述了您即将承担的角色。您是为一个新生命提供生长环境的人，不是母亲，不是代孕者。法律层面上，孩子与您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您在签约之前必须完全理解并接受。”
洛拉把那份合同的每一页都翻了一遍。大部分是法律术语，堆砌得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但她在第十六页的附属条款里找到了几行藏得很深的文字：“孵化员需同意在服务期间接受全日制的健康监测和行为管理。行动范围将根据医疗需求进行调整。通讯设备的使用将受到必要限制以保证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
她想问什么是“必要的限制”，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需要这份伪装。她需要一个进入这座隐形的生产线的入口。
“我接受。”她说。
安雅的嘴唇弯了一下，那幅度小到可以被忽略。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型采血针，示意洛拉伸出手指。一滴血落入检测卡的圆形窗口。等待结果的三十秒内，安雅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盯着那张检测卡，眼睛一眨不眨。窗口变蓝了，她的肩膀微微放松了一点。
“阴性。恭喜，您通过了初筛。”
洛拉收回手指，把血珠在指腹上碾开。她不知道那张检测卡查的是什么。怀孕？疾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她只知道，如果是伊莎贝拉，她也一定在这把椅子上坐过，也一定被扎过手指，也一定听到过这句恭喜。
初筛通过后的第三天，一个陌生电话通知她去指定的地点集合。地址是一个货运码头。那天早晨的雾很大，洛拉提前到达时，发现码头上已经有了三四个人。全是女性，有的靠在自己的行李箱上抽烟，有的望着雾中的河面发呆。没有人开口说话。她们看起来大约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穿着朴素的衣服，脸上带着一种共同的、被生活磨损过的沉默。
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停在她们面前。车门打开，安雅从副驾驶上跳下来，手里拿着一个金属探测器和一个黑色的布袋。
“手机、手表、首饰、任何电子设备，请放入袋中，”她的声音像一张展开的说明书，“这些物品在您结束合约后将如数归还。现在请配合接受检查，然后上车。”
洛拉把自己的手机——一个只存了几个假联系人、通话记录被清空干净的备用机——扔进袋子里。金属探测器从她的头顶扫到脚底，发出几声响，是她外套拉链的金属扣。检查结束后，她被蒙上了一条黑色的眼罩。
眼罩的内层是丝绸质地，柔软，不透光，贴合在眼皮上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但它带来的黑暗是彻底的。洛拉只感觉被人挽着胳膊引上了车，屁股挨到一个硬邦邦的座位，接着是其他人的动静：衣服摩擦声、呼吸声、有人小声地吸了吸鼻子。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发动机启动，车身开始颠簸。
黑暗把时间拉长成一种黏稠的东西。洛拉试图用方向感来记录路线，但货车拐了太多次弯，每一次都像在故意打乱她的方向。她只能凭借声音判断：先是市区的车流喧嚷声，然后是郊区的安静，最后是海浪的声音，越来越近。车窗玻璃外的空气变得潮湿而咸腥。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她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在晃动，一种匀速的、左右摇摆的节奏。船。她们被转移到了一艘船上。引擎轰鸣，船身破浪而行，洛拉的耳膜因为气压变化而微微发胀。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已经无法准确判断是多久，也许是半小时，也许更久——船靠岸了。
眼罩被取下的瞬间，光像针一样扎进瞳孔。洛拉本能地眯起眼，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景象。
她站在一座白色建筑的入口前。建筑呈弧形，三层高，外墙上爬满了开着紫色小花的藤蔓。正门上方悬着一块简洁的木牌，烫金字体写着“新生圣殿”。门前的草坪修剪得一丝不苟，花坛里盛开着叫不出名字的白色花朵，花瓣厚实，像蜡做的假花。空气里弥漫着海风和一种甜丝丝的植物香气，和面试那天的空气清新剂味道惊人地相似。
洛拉的视线越过建筑，望向更远处。那是一片灰蓝色的海，无风无浪，像一块巨大的钢板覆盖在地球的表面。海面上没有任何船只的踪影。她又回头看向她们刚刚靠岸的码头，那艘渡轮已经开始离岸，船尾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泡沫线。
“排成一行，从低到高。”
一个女声从建筑大门里传来。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一个中年女人踩着高跟鞋从台阶上走下来。她穿着黑色的裤装，脖间系着一条深紫色的丝巾，头发是银灰色的，修剪成一丝不苟的短发。她的五官很端正，甚至算得上好看，但那双眼睛让人不舒服。那是一双没有温度的眼睛，看人时的神情像是主人在检查刚买回来的牲口。
“我叫奥莉薇娅，是圣殿的行政总管，”她站在队伍前面，目光从左扫到右，“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在这个岛上的母亲。我会照顾你们的饮食起居，也会管理你们的行为规范。遵守规则的人，日子会很舒服。不守规则的人，我会让她后悔。”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属印章和一小瓶墨水，开始挨个给新来的人登记。每个人都被要求伸出右手手腕内侧，奥莉薇娅用一个圆形的金属印章在上面盖下印记，然后用沾了墨水的笔在印记上方填写编号。金属印章落下的时候，皮肤上传来冰凉的触感，墨水的味道刺鼻而持久。
洛拉是最后一个。当她看见前几个人手腕上那些鲜红的编号时，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不是因为这些编号本身，而是因为她在伊莎贝拉的日记里读到过同样的事情。伊莎贝拉被编号为9。那篇日记的最后一行是：“今天他们把数字烙在我们身上，明天他们就会把数字刻在我们的墓碑上。”
轮到洛拉时，奥莉薇娅抬起眼皮，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的脸上停顿了一秒，又在胸部和腰腹的位置转了转，像是在做某种估价。
“体格不错，”奥莉薇娅说，“骨盆宽度可以。有过生产史吗？”
“没有。”
“那就好。初次使用的孵化员适应性更好。”她拿起印章，在洛拉的手腕内侧按下。凉意渗进皮肤。她提起印章时，洛拉低头看见自己的手腕上多了一个深蓝色的圆形印记，印记上方是三个手写的数字：0、1、3。
十三号。
奥莉薇娅收起印章，转身朝建筑走去，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跟着我。你们的房间已经分配好了。六点准时晚餐，迟到的人今晚睡走廊。”
洛拉提起自己的行李，跟在队伍的最后面。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渡轮的影子已经消失在海平面上了。海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码头的木桩上拴着一段断掉的绳头，在海风里轻轻摇晃。
她迈过门槛。铁门在她身后关上的声音沉闷而沉重，像什么巨物落地，又像什么盖子被封死。
走廊很长，灯光是惨白色的，和面试那层楼的色调一模一样。消毒水的气味从墙壁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洛拉跟在队伍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着，整齐得像是被训练过。她的手心里全是汗，指甲抠进掌心，保持着清醒。走廊两侧的门一扇扇掠过，每扇门上都用数字做了标记。12号、11号、10号、9号——
9号门上贴着一张白色卡片，没有任何信息，只有一片空白。洛拉的脚步慢了下来，她的目光钉在那扇门上，瞳孔微微放大。
奥莉薇娅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冷得像手术刀划过皮肤。
“那是空房间。上一个住客已经离开了。”
离开。她说的是离开，没有说去了哪里。
洛拉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13号房间的门前。门把手上挂着一把钥匙，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一种极其工整的笔迹——和姐姐用来描摹字母的笔迹一样规整——写着一句话：
“欢迎来到新生活。在这里，你将学会一件事：忘记你是谁。”
洛拉把纸条攥进掌心，揉成团。指甲透过纸层扣进肉里，疼得她打了个寒噤，但她没有松手。
她推开门，走进房间。房间很小，一张铁架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铁栏杆。栏杆后面的海是铅灰色的，一动不动。
铁门在她身后自动锁上了，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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