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在妹妹死去的那天下午，闻到了焦糖的味道。
那种甜腻而焦苦的气味从卡西亚女子职业学院的方向飘过来，穿过三条街区，钻进她那间地下室公寓半开着的气窗。她当时正在给一台老式缝纫机换针，手指上沾着机油，收音机里播着一档没人在听的午间谈话节目。气味飘进来的时候，她的手指顿住了，针尖扎进了食指指腹，一粒血珠冒出来，她浑然不觉。
她知道那是什么。
在这个街区长大的人都知道那种味道意味着什么。三年前纺织厂那场大火烧死了十七个女工，焦味在街道上盘旋了整整两天。去年冬天，流浪汉老彼得在桥洞里点火取暖，把自己烧成了灰，那天早上的风里也带着同样的甜腥。但这一回不一样。这一回的气味里掺杂着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什么人在火焰里扔进了一整袋糖。
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区号是卡西亚学院所在的片区。洛拉接起来，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颤抖着，像是刚从冷水里捞上来。
“您是伊莎贝拉的紧急联系人吗？”
“我是她姐姐。”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三秒钟。这三秒钟里，洛拉听见了背景音里远远近近的警笛声、哭喊声、扩音器里模糊不清的指令声。然后那个女孩用一种被训练过的、努力保持平静的语气说：“请您尽快赶到学院。出了事故。”
她没有用“意外”。她说的是“事故”。
洛拉骑着那辆链条总脱落的二手自行车穿过半个城区。秋天的伊斯特利亚下着细雨，雨丝细得像针尖，打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但衣服很快就湿透了。她骑过老城区那些墙壁斑驳的公寓楼，骑过倒闭的纺织厂改成的廉价市场，骑过立交桥下面那些永远晒不到太阳的棚户区。这座城市有两条河，一条在地图上被标注为恩典河，另一条没有名字，黑得像墨汁，沿岸住满了从南部来的移民工人。伊莎贝拉每周要跨过那条无名河两次，从她们合租的地下室去卡西亚学院上课。那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女子职业学院——至少在招生简章上是这么写的。
等她骑到学院门口时，雨停了。天空是铅灰色的，低低地压在头顶。校门外已经拉起了黄白相间的警戒线，两辆警车停在那里，车顶的警灯无声地转着。一群穿着校服的女孩挤在警戒线外面，有人捂着脸在哭，有人举着手机在拍，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站着，脸上的表情像是戴着一模一样的面具。
洛拉把自行车扔在地上，朝警戒线走过去。一个年轻警员伸手拦住她。她报出了伊莎贝拉的名字，那警员的眼色变了一下，不是同情，更接近于某种不安。他说了一句“请在这里稍等”，转身朝里面走去，步子很快，像是急着离开她。
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妹妹的死和其他人的死不一样。
大约十分钟后，一个穿着便装的中年女人掀开警戒线走出来。她自我介绍姓马伦，是学院的行政主任。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灰色套裙没有任何褶皱，嘴唇上涂着豆沙色的口红，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一本行政管理手册的封面上走下来的。她用一种体恤又不失距离感的语气告诉洛拉：伊莎贝拉在学院中央草坪前自焚了。事发时间是正午，正是学生们下课、人流最为密集的时候。她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身上浸满酒精的衣物。火势在三十秒内被赶来的保安用灭火器扑灭，但伤势过重，急救人员当场宣布了死亡。
“她留下了一句话，”马伦主任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逃离那座岛’。在场的几个学生和保安都听到了。很遗憾，我们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目前警方初步判断为自杀。”
洛拉听着这些话，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进她的耳朵里，但她无法把它们连接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伊莎贝拉不会自杀。那个会在下雨天用自己仅有的外套盖在流浪猫身上的女孩，那个存了半年钱只为了给姐姐买一双新鞋的女孩，那个在每一次考试前都会紧张得咬手指甲、然后在成绩出来后第一个打电话向她报喜的女孩——她怎么会选择用最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想看她最后一面。”洛拉说。
马伦主任的眼皮跳了一下。她说遗体已经被送走了，出于对家属的保护，建议不要——洛拉没有听完，她一把推开那道警戒线，朝草坪冲了过去。
几个保安追上来拉住她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那片草坪。草坪中央有一块烧焦的痕迹，直径大约两米，草被烧得卷曲发黑，露出下面的泥土。烧焦的区域内散落着几个白色标记，那是警方用来标示证物位置的。在那片焦痕的正中央，有一小摊没有被雨水完全冲刷干净的油脂痕迹。洛拉的膝盖软了，她跪在地上，闻到空气里残留的焦甜味——比地下室闻到的那股更浓，更甜，甜得让人想要呕吐。
一只手搭上她的肩膀。她以为是马伦主任，回头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深蓝色校服裙的女孩。女孩很瘦，锁骨突出，眼眶深陷，嘴唇干裂起皮。她蹲下来，飞快地把一个东西塞进洛拉的外套口袋里，然后起身跑开了，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没有看洛拉的眼睛。
洛拉被两个保安搀起来带离了现场。在校门外，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件东西。那是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封面是廉价的塑料皮，粉红色，上面印着已经磨损褪色的卡通兔子图案——那是她三年前在跳蚤市场上买给伊莎贝拉的生日礼物。笔记本的边缘有几处烤焦的痕迹，但整体保存完好。伊莎贝拉一定是把它放在身体没有被火焰波及的位置，也许是压在胸口下面。
洛拉回到地下室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她坐在那张摇晃的木桌前，打开了笔记本。第一页上写着一行字，伊莎贝拉那工整到近乎强迫症的笔迹：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用最后一页的密码打开加密文件夹。”
洛拉翻到最后一页。那页纸上只写着两行字母和数字的组合，看起来毫无规律。她盯着那串字符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想起了什么，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鞋盒。鞋盒里放着她们姐妹俩所有的私人物品：几封信、几张照片、一枚母亲留下的银戒指、一本旧日历。她翻开日历，在她们共同的生日那一页上找到了几个标注过的日期。
她试着把那些日期代入密码。第三次尝试的时候，伊莎贝拉用过的旧笔记本电脑——同样是她遗物中唯一没有被警方收走的东西——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加密文件夹。
文件夹的名字叫“9号”。
里面是三十七段音频文件、十七份文档和一段视频。洛拉点开时间最早的一段音频，把耳机塞进耳朵里。伊莎贝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清晰得像是她就坐在对面。
“今天是到达新希望岛的第一天。这里的房子很漂亮，白色的，海边都是花。斯特林医生说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份特殊的工作，报酬足够让我们改变人生。每个人都发了编号。我的编号是9。他们说这是一个幸运数字。”
新希望岛。编号9。
洛拉连续听了好几段音频。伊莎贝拉的声音从一开始的兴奋逐渐变得沉默。第五段音频里，她说“他们拿走了所有人的护照”，第八段里，她说“今天来了一个客户，他看了我的牙齿和指甲，像在检查一匹马”。第十三段里，她的声音开始颤抖：“这里不是康复中心。洛拉，我们被骗了。我们只是被圈养的——”
音频在这里被截断了。
洛拉摘掉耳机。地下室的天花板很低，墙壁因为常年渗水而长出了黑色的霉斑。窗外已经彻底黑了，无名河的河水在夜色里流淌，听不见一点声音。她重新看向那本粉红色笔记本，妹妹的字迹在昏暗的台灯下显得有些扭曲。
“逃离那座岛。”
她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那不是一句模糊的临终妄语。那是一个坐标，一道指令，一份遗嘱。
洛拉关掉电脑，把手伸进抽屉最深处，摸出一张被揉皱的名片。那是三个月前一个陌生人塞给她的，上面印着一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新生命咨询中心——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最特殊的帮助。”当时她把这张名片扔进了抽屉最深处，就像扔掉一张超市促销传单。但现在她把它抚平了，上面的字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清二楚。
她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七声之后，一个女人的声音接了起来，温柔，礼貌，不带任何感情。
“您好，这里是新生命咨询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洛拉的嘴唇动了动，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她深吸一口气，用尽可能平稳的声音说了第一句话。
“我想申请一份特殊的工作。”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然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满意。
“请留下您的个人信息。我们会安排一次面试。”
洛拉报出了一个假名字。挂断电话后，她重新打开那台笔记本电脑，把妹妹留下的所有音频文件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三十七段录音，最短的一分钟，最长的将近半个小时。这将是她未来几天全部的功课。
她要点亮那些熄灭的声音，然后沿着那道光，找到那座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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