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哭声只持续了几秒钟就消失了,短到洛拉几乎无法确定它是否真实存在过。她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冰凉的白灰墙面吸收着所有声音,只剩下她自己血管搏动的嗡鸣。风暴仍在建筑外面肆虐,雨水像无数根手指敲打着每一扇窗户,海浪的低吼从地基深处传上来。在这座岛上,风和海从来不会安静,它们像一群永远不知疲倦的哨兵,用噪音填满每一寸空间,让任何不该被听到的声音都消失在咆哮里。
但她确信自己没有听错。那是一个婴儿的哭声,微弱、短促,带着新生儿特有的那种颤音。
第二天早晨,风暴过去了。洛拉在规定时间到达食堂时,发现窗外的海已经恢复了铅灰色的平静,仿佛昨夜那场狂怒从未发生过。早餐和昨天一样:一碗燕麦粥,一片全麦面包,一小碟没有标签的维生素片。她端着托盘在昨天的老位置坐下,对面梅的位置空着。
她等了十分钟,梅没有出现。
她又等了五分钟,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走进食堂,径直走到梅的座位前,把那碗还没动过的燕麦粥收走了。动作干脆利落,像在清理一件没有人认领的行李。洛拉叫住她,问004号去了哪里。护士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医疗观察中”,然后端着碗走了出去。
医疗观察。在这个地方,这个词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
早餐结束后是强制散步时间。这是写在日程表上的固定项目,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所有孵化员必须在指定区域内进行户外活动,以“保证适度的日照和血液循环”。洛拉被分配到西侧花园,那是一个用两米高的铁栅栏围起来的长方形空地,地上铺着褪色的红砖,砖缝里长着些灰绿色的苔藓。花园里稀稀落落地站着七八个女人,穿着统一的浅蓝色长袍,像一群被放进笼子的鸟。
洛拉在人群中看到了朵拉。她独自一人靠在栅栏边上,一条腿屈起来蹬着铁栏杆,手里捏着一根从砖缝里拔出来的草茎,用指甲把它掐成一小截一小截。洛拉走过去站在她旁边,保持着一个既不太近也不太远的距离。
“梅被带走了。”洛拉说。
“我知道。”朵拉没有看她,继续掐那根草茎。
“她会被带去哪里?”
朵拉的手指停了一下。她把最后一截草茎扔在地上,用鞋底碾进砖缝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洛拉。那张带着旧伤疤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在燃烧,不是愤怒,更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疲倦。
“医疗中心后面有一排平房,从餐厅的窗户看不见,从任何房间的窗户都看不见。我们叫它后屋。被送进去的人,有些出来了,有些没有。”她顿了顿,“梅已经生了三个了。她的脊椎在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就被压裂了,第三次是剖腹,伤口到现在都没长好。你觉得他们还会让她生第四个吗?”
“那他们为什么把她带走?”
“因为她没有用了,”朵拉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是在陈述一个她已经反复验证过无数次的事实,“没用的人不应该占床位,不应该吃粮食,不应该被人看见。他们会把她放在后屋里,等她的身体稍微恢复一点,然后找一艘船把她送回陆地上。回陆地之后她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
一个穿制服的男保安从花园入口处走过,靴子踏在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回响。朵拉立刻闭上了嘴,脸上的表情像一扇被猛地关上的门。她重新靠在栅栏上,开始用脚踢那些砖缝,看起来和一个无所事事、正在消磨时间的囚犯没有任何区别。
保安走远之后,朵拉偏过头,用一种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低得几乎被风吹散。
“昨天晚上你听到什么了吗?”
洛拉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也听到了?”
朵拉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把目光移向海的方向,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灰色水面,嘴唇动了动,洛拉听到了零碎的字词——“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会有”——“梅说她每夜都听见”。
这么说梅也听到过。而且不是第一次。那个声音一直在那里,某个地方,被海浪和风声掩盖,被奥莉薇娅高跟鞋的节拍和食堂碗勺的碰撞声淹没,但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在所有噪音都暂时失效的瞬间,它就会漏出来,像一滴墨水从封死的瓶盖边缘渗出来。
她需要找到那个声音的来源。
散步结束后,洛拉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返回宿舍。她假装在走廊上迷了路,拐进了建筑西翼一条她没有来过的走廊。这条走廊比主走廊更窄,灯光更暗,天花板更矮。墙上的油漆从白色变成了灰绿色,几处墙皮剥落,露出了下面发霉的灰泥。空气里不再有消毒水的气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潮湿的霉味,混合着隐约的排泄物的腥臭。这条走廊通向的不是孵化员的宿舍区,而是某种不该被参观者看到的地方。
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洗衣房。
房间不大,墙壁上贴着发黄的白色瓷砖,很多块已经裂了,裂缝里填满了黑色的污垢。三台巨大的工业洗衣机靠墙排着,正在轰鸣运转,圆形的玻璃门上透出旋转的水花和泡沫。洗衣机对面的墙角堆着好几摞浅蓝色长袍和白色床单,有的叠得整整齐齐,有的胡乱堆在地上,散发着潮气和汗味混合的酸腐气味。天花板上挂着一根光秃秃的日光灯管,它不时闪烁一下,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洗衣房里只有一个女人。她背对着门口,正弯腰从一台洗衣机里往外拽床单。床单在洗涤过程中绞成了一团死结,她拽得很吃力,手臂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她的浅蓝色长袍比其他人都旧,洗得发白了,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毛边。
“需要帮忙吗?”洛拉问。
女人转过身来。洛拉的第一反应是后退一步。
那是一张被毁掉的脸。不是天生的畸形,而是后天被某种外力从内部往外撕扯过的痕迹。左脸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疤痕周围的皮肤皱缩着,把她的左边嘴角拉成了一个永远下撇的角度。她的右眼是正常的棕褐色,但左眼浑浊发白,像是被一层薄膜覆盖着。她的年龄无从判断——可以是三十岁,也可以是五十岁。在这样的地方,人的年龄和她们的身体一样,都被加速消耗了。
但她的表情并不吓人。她笑了,笑容从右边嘴角漏出来,连带着那只浑浊的左眼也微微眯了一下。
“你走错地方了,”她的声音沙哑而粗糙,像是声带也受过伤,“这里是洗衣房,不是你该来的。你是新来的吧?”
“我叫洛——”洛拉顿了一下,改口说,“我是013号。”
“我知道。”女人把湿床单拖出来扔进推车里,然后用围裙擦了擦手,“新来的人从来不进洗衣房。她们嫌这里臭。你是第一个走进来的。有什么事?”
洛拉犹豫了一下。她不知道该不该信任这个人,但这个女人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久到她的衣服都洗白了,久到她的眼睛都被毁掉了一只。她知道这座建筑里的每一个角落。她可能也知道那扇没有窗户的门。
“我在找一样东西,”洛拉选了一个最模糊的说法,“我姐姐以前也在这里。她的编号是9号。我想知道她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留下过什么东西。”
女人停下了擦手的动作。她盯着洛拉看了很长时间,那只浑浊的左眼像是在看洛拉,又像是在看她身后某个更远的地方。然后她偏过头,吐出一个字。
“没有。”
回答得太快了。
洛拉没有追问。她知道这种时候追问不会得到答案,只会让对方把门关得更紧。她环顾洗衣房,视线扫过那些堆在墙角的床单和长袍,扫过那几台嗡嗡作响的洗衣机,扫过地砖上常年积水的洼痕。然后她的目光停在墙壁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那里有几道刻痕。
不是机器刮出来的,不是管道维修留下的记号。是人为的,用某种尖锐的东西在瓷砖上反复刻划之后留下的。光线太暗,看不清具体内容,但洛拉看得出那些刻痕的排列方式——不是随机的涂鸦,而是一行一行有规律的文字。
洛拉朝那个角落走去。女人从推车后面绕过来,一瘸一拐地跟着她。洛拉走到墙角蹲下身,用手指触摸那些刻痕。瓷砖表面被硬物刮掉了釉层,留下了一道道白色的凹槽。第一行只有一句话:
“12月4日。他们说只是体检。骗子。”
第二行刻得稍微浅一些,像是手指已经没有力气了:
“1月17日。孩子被拿走了。我听到了它的哭声。”
第三行的字迹变得潦草而狂乱,有几道刻痕深深嵌进瓷砖里:
“如果还有人能看到这些,求你,我们不是自愿的。她们把我们埋——”
最后一个字没有写完。刻痕在最末端猛地甩出了一条长长的直线,像是刻字的人在那一刻被抓走了,手里的工具在墙上拖出了一道长长的拖痕。洛拉盯着那行未完成的句子,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声在耳朵里越来越响。那些字在很久之前被人用手指和一截碎石或者一把勺子或者随便什么能留下痕迹的东西,刻在了这面墙上。她不知道刻字的是谁,但她们都说过同一句话:我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这些字在这里多久了?”洛拉转头问。
洗衣女人已经退到了洗衣机边上,那只浑浊的左眼在日光灯的闪烁中忽明忽暗。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洛拉以为她不会再回答了。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更哑,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嗓子眼里刮出来。
“从我来到现在,一直都在。上一批人刻的,也可能是上上一批。墙上的字比活下来的人多。”她侧过头,用那只独眼注视着洛拉,“你是9号的姐妹?”
洛拉点了点头。
洗衣女人把那双粗糙的、被洗衣液泡得发白起皱的手交叠在身前,低下头,像是在做一个决定。然后她重新抬起头来,那只浑浊的左眼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不是光,更接近于一种被深埋了太久的哀伤。
“9号刚来的时候,是我给她发的被褥,”洗衣女人说,“她很瘦。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很紧张,说起话来会结巴。但她笑起来很不一样,整张脸都会亮。后来她被关了几次禁闭,每次出来都瘦一圈,再后来她就不怎么笑了。大概三个月之后,有一次她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绕到了洗衣房。她告诉我,她发现了一扇打不开的铁门,门后面有孩子的哭声。她说她要把这件事记下来,告诉外面的人。我说你疯了,你连一部电话都没有,你怎么告诉外面的人?她说她会想办法。”
她停了下来,用围裙擦了一下那只浑浊的左眼。那个动作很轻,像是在擦掉一点灰尘,但洛拉看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洗衣女人说完,便沉默下来,转过身继续拽那些打结的湿床单。
离开洗衣房的时候,洛拉在口袋里攥紧了伊莎贝拉的珍珠耳钉。那颗小小的淡水珍珠硌着她的掌心,像一个永远无法被消化的硬核。她沿着那条灰绿色的走廊往回走,在心里数着每一块松动的地砖、每一处发霉的墙角、每一个可能藏匿秘密的缝隙。这座建筑的地图正在她的脑海里慢慢成形:主走廊连接着宿舍区和公共空间;东翼是医疗中心,斯特林的地盘;西翼是洗衣房,靠近洗衣房的某条分支走廊上,有一扇铁门,没有编号,没有铭牌,那扇门后面有不该存在的声音。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找到那扇门,但她知道的是,伊莎贝拉在写下那句“姐姐,如果我的死是唯一的火把,那就让它烧”的时候,已经把所有尚未说完的话都压在了这座建筑的某些角落里。她需要找到它们。
回到13号房间时,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是从食堂餐巾纸上撕下来的一角,上面用燕麦粥的汤汁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那不是伊莎贝拉的工整笔迹,是梅的。
“别找了。那些孩子不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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