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尖叫声就撕开了风雪。
林濬赫从浅眠中惊醒。他合衣躺在榻榻米上，手电筒就搁在枕边——一夜没关，电池已经快耗尽了，光柱变得昏黄而微弱。他看了看手表：凌晨五点四十。
尖叫声来自镇子方向，隔着几条街，被风撕扯得断断续续，却仍然刺耳。是女人的声音。
他穿上外套，抓起手电筒冲下楼梯。旅馆大堂里空无一人，那只三花猫缩在柜台下面，瞳孔放大成两个黑洞。茶壶还在保温板上冒着热气，说明老板娘不久前还在这里。
林濬赫推开木格门，风雪灌了进来。
街上已经有了人影。几个裹着厚棉袄的渔民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胶靴踩在积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没有人说话，只有急促的喘息和风雪的呼啸交织在一起。
他跟着人群跑过渔协仓库，跑过那家贴着“不接待槿国客人”告示的居酒屋，跑过町公所门前的告示板。然后他看到了忠魂碑。
以及碑前吊着的那个人。
桥本秀夫——镇上杂货店的老板，六十八岁，日裔——被一根粗麻绳吊在忠魂碑旁的榉树上。绳子勒进他松垮的脖颈，头颅歪向一侧，舌头半吐，面色灰紫。他穿着一件旧旧的棉袍，袍角在风中轻轻摇晃，脚上只有一只拖鞋。另一只落在雪地里，端端正正地摆着，像是在嘲讽什么仪式。
而真正让人群陷入死寂的，是碑石上的字。
那个槿文的“罪”字旁边，又添了新的痕迹——不是颜料，而是血。血迹从桥本秀夫的右手食指指尖延伸出来，在石碑侧面歪歪扭扭地画了三个字。仍旧是槿文。
“我有罪。”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崔永泰。他挤过人群，站在尸体前面，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愤怒，又从愤怒变成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是他自己写的。”他用日语说，声音沙哑，“他是自杀。他良心发现，受不了了，所以才——”
“闭嘴。”
柴田警部补的声音从人群后面传来，低沉而有力。他分开众人走上前，皮靴在雪地上踩出深深的印子。他看起来像是一夜没睡，眼白布满血丝，制服的领口松开了两颗扣子，这在任何时候都一丝不苟的柴田身上是极不寻常的。
他站在尸体下方，抬头看了看绳索，又看了看雪地上的脚印。然后他蹲下来，检查桥本秀夫的手指。
“不是自杀。”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语气笃定，“绳结的系法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而且他手指上的血迹——如果是自己写完字再上吊，血迹应该顺着手指往下流。但现在是横向涂抹的。”
他转过身，扫视了一圈围观的人群。
“有人按着他的手写了这些字，然后把他吊了上去。”
人群炸开了锅。
日裔与槿裔之间的那条隐形界线，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清晰而锋利。几个日裔渔民开始用方言咒骂，槿裔的几个人则聚在一起，面色阴沉地小声交谈。有个中年女人——林濬赫认出她是昨天在居酒屋门口擦玻璃的老板娘——指着崔永泰的鼻子喊了一句什么，声音尖锐，崔永泰毫不示弱地回了一句，两人几乎要扭打在一起。
“够了！”
柴田的声音不大，却带着某种绝对的权威，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走到两拨人中间，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掠过，像是要把每个人的表情都刻进记忆里。
“在调查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靠近这座碑。”他说，“现在都回去。暴风雪还没停，海上的风浪只会更大。不想死的就别在外面乱晃。”
人群逐渐散去，但那股紧张的气氛并没有随之消散。它沉淀在空气里，像雪片一样无声地堆积，越积越厚。
林濬赫没有走。
他看着柴田和赶来帮忙的町公所职员把尸体从树上解下来，用白布盖住，抬上一辆手推车。整个过程里，柴田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在他经过林濬赫身边时，低低地说了一句：“现在你该明白了。”
“明白什么？”
柴田停下脚步，侧过头看了他一眼。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疲惫，是警惕，也或许是某种恳求。
“这个岛上，”他说，“每个人都在隐瞒一些事。包括已经死去的。”
桥本秀夫的杂货店在镇子的主街上，是一栋两层的木造建筑，一层开店，二层住人。店门虚掩着，门上挂着的“营业中”木牌被风吹得翻了面。林濬赫推门进去。
店里很暗，只有临街的玻璃橱窗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晨光。货架上摆满了罐头、调料、清洁剂和各类日用品，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主人随时会从后屋走出来招呼客人。收银台旁边有一个木制的名片架，里面插着几张某大和国政党的后援会入会申请表。
林濬赫绕过柜台，走进后面的储物间。
储物间不大，堆满了纸箱和旧报纸。角落里有一张书桌，桌面上铺着一块已经磨得发亮的毛毡，毛毡上搁着一方砚台、一支毛笔和几叠信纸。和纸。上面带着细腻的纤维纹理和压印花纹。
和金顺子掌心那张碎纸片一模一样的纸。
林濬赫拉开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是账本，记录着杂货店的日常收支，字迹工整，一笔不苟。第二个抽屉里是一些旧信件，大多是商业往来。第三个抽屉里——
第三个抽屉里只有一样东西。
一张黑白照片，装在老旧的相框里，玻璃面上布满了细密的裂纹，像是被人用力攥过。
林濬赫拿起相框，凑近光线。
照片的构图和金顺子遗物里那张几乎一致——同一栋木造建筑，同一块门楣上的牌子，同一排穿着旧海军制服的军官。但这一张的拍摄角度更近，能看清军官们的面孔。最右边那个，年轻，眉目冷峻，嘴角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制服左胸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在那个年代，这是文职军官的标志。
他认得这张脸。
昨晚在旅馆房间，他用微弱的信号断断续续查阅了随身携带的电子档案。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在汐见岛的相关记录里，是战时负责岛上物资调配和人员管理的海军中尉。
柴田重光。
柴田宗一郎的父亲。
林濬赫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字的人手在发抖：
“昭和十九年三月，汐见庄开所纪念。出席者：二阶堂悟、桥本秀夫、柴田重光、松木康介、及其他六名。”
桥本秀夫也在照片里。
林濬赫在第二排最左边找到了他——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身材瘦削，站在军官们身后，脸上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紧张和讨好。他在笑，但笑意没有抵达眼睛。
相框下面压着一张折叠的旧报纸，已经泛黄发脆。林濬赫小心地展开。
是大和国《每日新报》昭和六十三年的剪报，头版标题是《二阶堂悟氏、县议会议长退任へ——長年の功績を讃えて》。新闻照片里，年老的二阶堂悟西装革履，正在记者会上鞠躬致意，身旁站着一群鼓掌的政商界人士。
林濬赫的目光在照片前排的一个年轻人身上停住了。
那个年轻人穿着深色西装，面容端正，姿态谦逊，正微微欠身给二阶堂悟递上什么东西。照片说明写得很清楚：
“松木康介氏（当時通産省課長補佐）、議長退任記念品を贈呈。”
松木康介。
现任大和国通产省大臣。
他在战时是“汐见庄”的出席者，战后是二阶堂悟政治生涯的见证者，如今是掌握着大和国经济命脉的权力核心人物。
而金顺子笔记本上最后写下的词，就是“松木家”。
林濬赫把剪报和照片放回抽屉，站了起来。他的手指碰到了桌角一本翻开的账簿，账簿的页边露出来一小角发黄的纸片。他抽出来一看——
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名单上列着七个名字，其中五个被用红笔划去。桥本秀夫排在第一，崔永泰排在第二。还没划去的两个人，一个是二阶堂悟，另一个是——
柴田重光。
林濬赫拿着名单的手微微发凉。
就在这时，店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迅速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闪到储物间的暗处。脚步声停在了店门口，然后有人推门进来。听声音，是两个人在低声交谈。
“……老头一死，东西怎么办？”第一个人的声音粗哑，带着槿国口音。
“先找。”第二个人的声音更低，林濬赫辨认出来——是崔永泰。“名单一定在他手里。那是金顺子带来的，她死之前给桥本看过，桥本亲口告诉我的。”
“找到了怎么处理？”
“烧掉。”崔永泰说，“这东西要是流出去，不光是那几个大和国老头的麻烦。我的名字也在上面。”
沉默了几秒。
“我的身份，”崔永泰又说，声音里带上了某种不安，“当年我爷爷替金顺子传过消息，战后被人告发，全家都被清算了。如果这名单被公开，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没有说完。
但这已经够了。
林濬赫听到抽屉被拉开的声音，账簿被翻动的声音，纸箱被推倒的声音。他们在找名单。
而名单就在他胸前的口袋里。
他屏住呼吸，后背贴紧墙壁。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推开储物间的门，一只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堆满旧报纸的角落，扫过他藏身的那个狭窄的缝隙——
“你在干什么。”
第四个声音出现了。
平静，冷淡，像是刀锋划过冰面。
是旅馆老板娘的声音。
储物间门口，崔永泰和另一个男人僵住了。手电筒的光晃了一下，照出了一张林濬赫没见过的面孔——年轻，槿裔面孔，眉骨上有一道旧伤疤。
“我们……来找桥本先生借点东西。”崔永泰干笑了一声。
“桥本先生死了。”老板娘站在店门口，手拢在袖子里，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天气，“今天早上，吊在忠魂碑旁边。你们应该都看见了。”
“正是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老板娘打断了他，“你们不该出现在这里。柴田警部补说了，任何人不得靠近案发现场。杂货店是第一个现场之外的第二个封控点。”
崔永泰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他看了同伴一眼，两人灰溜溜地绕过老板娘，消失在街角的风雪中。
老板娘站在门口，没有马上离开。她转过头，朝着储物间深处看了一眼。
那个方向，正好是林濬赫藏身的位置。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看了那一眼，然后拉上了杂货店的木门。
雪又开始下了。林濬赫站在原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在耳膜里鼓噪。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名单，在微弱的光线下重新展开。
七个名字。
五个被划去。
两个还活着。
而金顺子带来的，不只是名单。
她带来的是一根引线，一头连着这座岛屿最黑暗的过去，另一头通向了整个大和国权力结构的深处。现在，这根引线正在燃烧。
林濬赫把名单重新折好，推开杂货店的后门，走进漫天风雪。
远处，汐见庄旅馆的纸灯笼在风中剧烈摇晃，像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问号。那扇临街的窗户后面，似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正静静伫立，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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