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釜山来信

庭审进入第三天，检方开始传唤核心证人。

第一位出庭的是海州大学法医学教室的主任教授、负责本案尸体解剖的野中诚一郎。六十出头的野中戴着金边眼镜，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极为精准，像是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一堂他已经讲了三十年的课。他在检察官野口的引导下，逐一确认了法医鉴定报告的每一项内容——死者血液中苯二氮䓬类药物浓度、生前溺水征象、以及死后没有出现的防御性损伤所指向的“死前已丧失意识”的结论。

野口走到证人席前。“野中教授，您在报告中提到死者手腕上的勒痕呈现‘两道平行的环形压痕，间距约三厘米’。这种勒痕模式能说明什么？”

“说明绳索在被绑上去之后、又在某个时间点被解开了。”野中推了推眼镜，“如果绳索一直绑到遗体被发现，勒痕会因为皮肤在水中浸泡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但本案中勒痕边缘清晰，说明绳索在水中浸泡之前就已经被移除。换句话说，凶手在将被害人推入水中之后，又通过某种方式解开了绳索。结合现场发现的哑铃片和绳索残段，可以推断凶手使用的是‘重物坠沉’手法——绳索一端绑住被害人手腕，另一端绑住重物，推入水中后重物将被害人拖入水底。绳索在水中松脱或被解开后，遗体才浮起漂到防波堤附近。”

“这种手法需要一定程度的预谋吗？”

“需要。”野中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从绳索的长度计算、重物的选择、到投放地点的水深和流速判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提前准备。这不是临时起意能够完成的操作。”

木岛在辩护席上没有对野中的专业资质提出任何质疑。他知道在法医学领域和这位老教授交锋不会有任何收获。但当野口结束主询问后，木岛站了起来，提出了一个问题——不是关于勒痕，不是关于药物，也不是关于死亡时间。他问野中在解剖过程中是否观察到死者身上存在长期性的自我忽视痕迹。野中翻看了一下报告，确认死者指甲过长、有慢性胃炎留下的陈旧瘢痕、以及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骨质密度偏低。

“这些征象是否常见于长期处于高压或抑郁状态的人群？”

“可以这么说。”野中承认，“但这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

木岛点头致意，结束询问。他没有要求更多解释。他只是让“高压”和“抑郁”这两个词汇进入了庭审记录。

紧接着检方传唤若松区五金店的店员田村顺平。二十岁出头的田村显然不习惯法庭的气氛，坐在证人席上时手指一直在裤缝上来回摩擦。他确认了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佐藤健二在店内购买绳索和防水胶带的事实，并准确回忆出客人问过“这种绳子承重多少”。

野口追问被告当时的表情和语气。田村想了很久，说客人很冷静，不像普通人来买东西那样会闲聊，从进店到离开不到十分钟。野口于是出示了五金店收银台后方的监控录像截图，上面清楚记录了健二在柜台前结账的时间和购买的物品明细。

木岛在反询问时只问了一个问题。他问田村，被告买绳子的时候有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慌张、或者其他不正常的情绪。田村想了想，回答——没有。他很冷静。从头到尾都很冷静。木岛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坐下。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议论，法警随即出声制止。但那个词语——冷静——已经像一滴墨水滴进了清水里，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缓慢扩散开来。从头到尾都很冷静。一个冷血的谋杀者，或者一个早已认命的人？

田边坐在旁听席上，目光从健二的侧脸扫过。那张侧脸自庭审开始以来几乎没有变过表情，甚至在田村提到“那种绳子承重多少”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反应。田边想起健二在审讯室里说过的那句话：“他不需要我了。我从来没想过有这种可能。”当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的信任不再是自己的资源，而那份信任恰恰是他自我价值的全部来源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反应？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某种更深层的、像深渊一样的虚无。他需要真海需要他，不是为了利用真海，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的存在。当这个确认在仓库里被真海用“我拒绝”三个字打破的时候，健二的整个世界在那一秒崩塌了。不是阴谋家的计划失败了，而是一个人在他人眼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倒影——一个从来没有把朋友当成平等的人来对待的人。

下午的庭审轮到了海州港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作证。五十多岁的窗口职员确认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佐藤健二曾在三号窗口购买一张从海州到釜山的单程船票，乘客姓名登记为金本哲也。野口出示了售票窗口的监控录像截图和信用卡支付记录，木岛照例表示对物证真实性无异议。

但到了反询问环节，木岛站起来问了证人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问题——被告购票时是否询问过退票规定。工作人员回想了一下，确认被告确实问过如果在开船前退票能退多少、以及退票是否需要乘客本人到场。法庭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木岛转向法官，语气平稳地请法庭注意这一事实——被告为被害人购买船票之后，又特地向售票人员咨询了退票的流程。这意味着被告至少在购买船票的时间点上仍然没有放弃让被害人“活着离开日本”的可能性。船票不一定是“杀人计划的一部分”，它也可能是“送他走的最后尝试”。

野口立刻站起来提出异议，指出购票行为和咨询退票规定发生在案发前两天，与案发当晚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两天的间隔，被告有充分的时间改变计划，购票时的心态不能等同于案发时的心态。审判长采纳了异议。

但田边注意到，两位陪审法官在听到“退票”这个信息时，同时低头记了笔记。木岛的意图本来就不在于推翻检察官的异议——他只是要在陪审法官的笔记里留下一个问号。

紧接着检方传唤了水谷真一郎。

水谷穿着一身铁灰色西装走上证人席，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和之前接受田边询问时一样的体面。宣誓之后，他详细陈述了大川政治经济研究所为海州联合政治学院提供的咨询服务内容——选民结构分析、选举策略设计，以及选举结束后剩余政治资金的“再分配方案”。他承认自己的咨询建议在技术层面上“可以被用于规避公职选举法关于政治资金管理的部分规定”，但随后强调这些建议“全部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做出的”。

木岛在反询问中请水谷进一步解释十一月十八日那通电话的具体内容。水谷回忆说，被告在电话里问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学院的合伙人在选举资金问题上向检方举报，他作为代表理事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木岛追问水谷，被告在问这个问题时的语气是怎样的。水谷想了一会儿，说，他的语气很疲惫。不是愤怒，不是恐慌，就是疲惫。

“疲惫。”木岛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对。”水谷说，“像是已经在某个答案面前站了很久，但还是不死心地想问最后一次。”

野口没有对这段证词提出异议。或许他也意识到，水谷说的“疲惫”对于检方想要塑造的“冷酷阴谋家”形象来说是一种微妙而有力的偏离，但这种偏离尚不足以动摇核心证据链，不如保持克制。

当天庭审结束后，木岛独自走出裁判所。门口的媒体比第一天少了一些，只剩下两三家地方报纸和一家在日韩裔社区周刊的记者还执着地守在寒风中。木岛婉拒了所有采访请求，穿过马路走进法院对面的咖啡馆，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要了一杯黑咖啡。杯沿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他用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个圆。

透过那个圆，他看到街对面裁判所的灰色石墙上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二楼的窗台下方向着地基延伸，不深也不宽，但如果凑近了仔细看，会发现裂缝里面已经长出了薄薄一层青苔。一栋象征着法律最高权威的建筑，墙根处却在悄悄地被时间侵蚀着。木岛忽然觉得，这道裂缝比庭审三天来所有的证词加起来都更让他理解这个案子。

他拿出手机，翻到那张平成十八年模拟议会社团的合影。真海的手指搭在奖状边缘，自己站在右边，健二居中。那时候他们都不觉得站在中间和站在旁边有什么区别，因为站在中间的人会把奖状往旁边偏一点，让所有人都能摸到。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中间的人不再愿意把奖状偏过去了？他不知道。但也许——也许问题从来就不是健二站在中间，而是他自己和真海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不再要求把奖状偏过来。他们接受了那个位置的分配，把它当成理所当然，而健二也接受了他们的接受。

木岛把照片关掉，打开手机通讯录。屏幕上的最后一行是一个座机号码，备注名字是“崔恩珠（若松）”。他没有打这个号码，只是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窗外裁判所墙根那道裂缝被黄昏的阴影遮住了一半，看不见了，但木岛知道它还在。就像他知道崔恩珠此刻大概也正坐在某处，面前放着一杯凉掉的茶，手腕上的青色纹身压着一张被翻阅过无数遍的报纸，他还没来得及问她，那年天台上真海到底说出了什么她至今不敢说出口的东西。而沉默本身，或许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