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海失踪后的第四天，崔恩珠拨通了海州地方检察厅的电话。
在这四天里，她给真海打了十七通电话，全部直接转入语音信箱。起初她以为真海只是需要独处——那封信里流露出的痛苦太深太重，一个人消化这些需要时间。但到了第二天傍晚，她路过海州联合政治学院所在的那栋旧楼时，发现三楼的窗户全部黑着，一楼的印刷店老板说好几天没看到楼上有任何人进出。第三天，她去真海的公寓按门铃，没人应门，信箱里的报纸已经堆到了投递口边缘。门缝下露出一角信封，她弯腰捡起来，是电力公司寄来的催缴通知。
第四天清晨，崔恩珠站在自己家的小供桌前，对着墙上那张泛黄的老照片沉默了很久。照片里的祖母穿着济州岛的粗布衣裳站在海边的玄武岩上，眼睛明亮而倔强。崔恩珠记得祖母在世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些在海两边活着的人，心里要装得下两片海，不然就会被任何一片淹死。”
她拿起电话，拨了检察厅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姓田边的刑警。崔恩珠用尽量平稳的语调陈述了真海的个人信息、最后联系的时间和方式，以及他近期的精神状态。电话那头的田边问她真海近一年来是否和什么人发生过纠纷。她犹豫了一下，说了一个名字——佐藤健二。没有多解释，只说两人共同经营一家机构，近期存在财务上的分歧。
田边问完之后让她等消息，语气是职业性的沉稳，不冷不热。崔恩珠挂了电话，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巷子发呆。巷子里一个年轻的韩裔母亲正推着婴儿车经过，车把手上挂着一面小小的日本国旗——下个星期是社区孩子的入学式，按照若松区的惯例，新生家长需要在仪式上挥舞国旗欢迎新同学。崔恩珠想起三十多年前她带着真海参加入学式的那天，真海问她为什么别人家里只挂日本旗，他们家门口却要挂两面。她当时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两片海要装在心里。”
但这句话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太沉重了。
现在真海四十三岁了，那片海终于还是把他淹没了。
崔恩珠站起身来，开始翻找真海这些年寄给她的所有信件。她从卧室衣柜的顶层取下一个铁皮盒子，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个信封。最早的一封邮戳是平成十八年，真海刚从大学毕业，在东京一家小公司做职员时写的。字迹拘谨而工整，每一笔都写得像在考试。信的最后总有一句“恩珠阿姨请保重身体”，用的是日语敬语中最客气的那一档。
她开始一封一封地重读，从深夜读到天亮。客厅的灯光在晨光中显得越来越淡，茶凉了三遍，她几乎没有动过。
在这些跨越将近二十年的信件里，一个人的轮廓从字里行间逐渐浮现出来——不是金本哲也，而是李真海。那个会在信里用韩文写下“祖母说过，海的两边都是故乡”的少年，那个在归化后第一封信里只字未提改名字的事情、却在署名处把“李真海”三个字写得比任何时候都用力的人，那个在最近一封信里用发抖的笔迹写下“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的中年男人。
而贯穿所有这些信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佐藤健二。
从大学时代的“健二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不把我当外人看的日本人”，到学院成立初期的“健二对政治的理解比我深刻得多，有他牵头我可以放心”，再到近年来的变化——“健二最近经手了一些我不太理解的事情”“我今天和健二吵架了”“健二说我不够信任他，也许他是对的”。
然后是最后那封信。
“恩珠阿姨，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
崔恩珠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铁皮盒子里，然后从供桌抽屉的深处翻出了另外一份东西——真海在选举期间整理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副本。这份副本是选举结束后真海偷偷塞给她的，当时他说“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帮我保管好这个”。她接过来的时候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孩子做事太过谨慎。现在看来，真海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被算计。
崔恩珠翻开报告，一页一页地核对那些数字和名字。五百二十万献金，四百一十万回流，差额被标注为“咨询费”和“运营管理费”划给了一个叫做大川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机构。她拿起手机搜索这个研究所的信息，屏幕上跳出来的结果并不多，但其中一条——来自一个地方新闻网站的旧报道——让她瞳孔骤然收缩。
报道标题：“总务省前官员涉选举舞弊调查后主动辞职”，时间显示是二十年前。辞职的官员名叫水谷真一郎，时任总务省选举部课长辅佐。离职后去向不明，但报道末尾有一句不起眼的补充：“据知情人士透露，水谷其后在东京设立政治咨询机构，为地方候选人提供选举策略服务。”
大川政治经济研究所的代表理事，也叫水谷真一郎。
崔恩珠放下手机，手指有些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正在从她胸口的某个深潭里涌上来。她是一个在日韩国人三代，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外国人登录法歧视，经历过九十年代地方公务员聘用排斥，经历过无数次被礼貌地告知“这个职位不对外国人开放”。她早就习惯了用平静而坚硬的壳保护自己。但此刻，那份愤怒不是来自被歧视的痛感，而是来自一个她看着长大的孩子，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像棋子一样摆布、被一套专门为规避法律而设计的制度像垃圾一样处理掉的画面。
她决定不等检察厅的电话。
她换上外出服，把真海的信件和资金报告装进一个布袋里，搭电车去了若松区公所。在户籍课窗口，她以“失踪者直系亲属授权代理”的名义申请调取真海近一年的户籍变动记录。窗口的工作人员请她稍等，她站在柜台前等了将近二十分钟，期间三名工作人员在电脑之间低声交流，偶尔向她投来短暂的目光。最后出来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课长，礼貌地告诉她需要更正式的授权文件才能受理。
“崔女士，我们理解您的担忧，”课长的措辞客气得无可挑剔，“但在法律程序上，您和金本先生的关系并不在直系亲属范围内。如果有需要，请您联系警方，由警方出具协查函，我们可以配合。”
崔恩珠没有争辩。她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在日韩国人在行政窗口前碰壁的次数，她数都数不过来。这和国家、法律、程序有关，但也和某种更深层的东西有关——一种不言自明的等级，一种无需写在任何文件上却无处不在的排序。
走出区公所的时候，天空又开始飘雨。崔恩珠撑着伞站在路边等电车，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
“崔女士，我是海州地方检察厅搜查一课的田边。”电话那头的声音沉稳而简短，“关于您报案的失踪人员金本哲也，我们今天上午在若松西海岸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遗体，特征与您提供的失踪人员信息部分吻合。希望您能来一趟协助确认。”
崔恩珠握住手机的手指瞬间失去了温度。
“他在哪里？”
“若松警署。”田边说，“您到了直接找我。”
电车在雨中缓缓驶入站台，车厢里稀稀落落坐着几个乘客。崔恩珠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若松区街景一格一格地向后退去。那些熟悉的韩文招牌、低矮的木造房屋、巷口的泡菜店和烤肉铺——她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每一条巷子都认识她。但此刻坐在电车上，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疏离，好像自己是一个即将去确认某个结局的外来者，而那个结局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写好了，只是在等今天的这场冷雨把它正式宣读出来。
若松警署是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和大多数地方警署一样，兼具办公功能和某种不言而喻的威慑气质。崔恩珠在门口登记后被人引到二楼一间光线不足的房间里。田边徹已经在里面等着，他身后的桌上放着一个证物袋和一个文件夹。崔恩珠注意到田边看她的方式——不是普通的询问目光，而是带着一种微妙的认可。好像在说：你来了，很好，虽然接下来的事情不会轻松。
“崔女士，在请您做正式辨认之前，我想先跟您确认几个细节。”田边说，把她让到一把椅子上坐下，“您和金本先生的关系是？”
“他父亲是我的故交。他们李家和我家都是从济州岛来的，住同一个街区，孩子一起长大。真海小时候放学就来我家吃饭，一直到他上大学才改掉这个习惯。”崔恩珠的声音平稳，但手指在膝盖上交握着，骨节发白，“他母亲在他五岁那年就去世了，父亲在工厂做工，经常加班到晚上十点。所以某种意义上，他是我帮着带大的。”
“所以你们的关系远远超过普通朋友。”
“你可以这么说。”
田边点了点头，翻开文件夹，取出一张照片放在崔恩珠面前。照片上是一只左手腕，腕部有几道深紫色的勒痕，在勒痕之间，有一小块褪色的青色纹身。
“您认识这个纹身吗？”
崔恩珠看着那张照片，呼吸停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她缓缓举起自己的左手，把袖子往上拉，露出手腕内侧。她手腕上的纹身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几条弯曲的线条，褪色严重，边缘模糊。
“这是我们的标记，”她说，声音终于开始发抖，“济州岛海女家族的女儿和儿子，在成年那天由家族里最年长的女人纹上的。它代表的是‘大海的女王’，济州海女守护神的意思。在日的济州侨民为了让后代记住自己从哪里来，把这个习惯保留了几十年。”
田边沉默了一下，然后把照片收回去，放回文件夹里。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崔恩珠留出足够的时间呼吸。
“崔女士，”他开口时，声音比之前更轻了，“我很遗憾地告诉您，今天上午在若松西海岸防波堤附近发现的遗体，经初步确认，就是您报案失踪的金本哲也，也就是李真海。死亡时间推断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之间，死因是溺水。但我们在死者血液中检出了强效镇静剂成分，手腕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案件已经被定性为他杀，调查正在进行中。”
崔恩珠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房间里安静得只剩墙上的挂钟在走。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眼睛里的泪水终于滑下来，但她的声音却出奇地稳定。
“田边警官，请您记下一个名字。佐藤健二。”
“我们已经掌握这个名字了。”田边说，“真海失踪前发给您的最后一条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请您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崔恩珠从布袋里拿出了那些东西。真海二十年来的信件，选举资金收支报告副本，大川政治经济研究所的信息，所有她在一个不眠之夜里整理出来的碎片。她一样一样地放在桌上，像在完成一个仪式。
“他不是死于溺水，”她说，“他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死了。从他相信自己必须成为另一个人才能被这个世界接受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死。十一月二十一日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最后一步。”
田边把那些资料一一收好，站起来，向她微微鞠了一躬。那个鞠躬很小，几乎只是一个倾身的动作，但崔恩珠看得出来，那是他表达敬意的方式。
“我们会找到证据，”他说，“法律的证据，可以拿到法庭上去的证据。但崔女士，也请您做好准备——有些真相可能比您想象的更复杂。”
“我不需要简单的真相。”崔恩珠站起来，迎上田边的目光，“我只想让他知道，在李真海和金本哲也之间，有人选择了记住李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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