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药品管理局的公开数据库是一个庞大而笨拙的网站，界面停留在至少十年前的审美水平，搜索功能反应迟缓，像是一个没有人愿意维护的旧档案柜。凯恩和索利斯在州议会大厦附近的一家二十四小时复印店里，用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连续查了四个小时。
普罗米修斯生物科学的名字在数据库里出现了六次。其中五次是作为已获批药物的专利受让方，这些药物的原始研发方都是其他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属于正常的商业收购行为。但第六次，是一条申请中的新药审批记录。
药物的代号是PMT-001，申请日期是2023年4月17日——恰好在圣心养老院B2层被清理后的第二周。申请类别为“器官移植辅助药物”，适应症描述为“用于降低移植器官在缺血再灌注过程中的代谢损伤”。申请方是普罗米修斯生物科学，联合申请方标注着诺顿-韦恩制药——后者作为“临床数据提供方”被列入申请文件。
“PMT-001，”索利斯把屏幕上的化学信息页面放大，“你看这里。分子量、主要官能团、代谢半衰期——和AX-217、RX-349的比对数据几乎完全重合。唯一的区别是辅助成分的比例做了调整，把RX-349的毒性峰值曲线压到了一个更平缓的范围内。”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PMT-001不是一种新药。它是RX-349的改良版——调整了剂量控制方案，把毒性从致命水平降到了可控制的范围内，但保留了对器官代谢水平的精确调节功能。换句话说，他们用养老院老人测试出来的毒性极限数据，反推出了一个‘安全’的剂量范围，然后把那个范围写进了PMT-001的用药方案里。”
凯恩盯着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化学符号和数字。他在这些数据里看到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格林维克的AX-217在精神病人身上测试出药物的基本代谢路径；诺顿-韦恩的RX-349在养老院老人身上测试出药物的毒性极限；普罗米修斯的PMT-001则利用前两者的数据——那些被刻意隐瞒了来源的数据——制造出了一款可以合法上市的药物。三个阶段，三家公司，三种不同的法律身份，却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三个车间。
“如果我们能证明PMT-001的临床数据直接来源于RX-349在圣心养老院的实验结果，”凯恩说，“那诺顿-韦恩在PMT-001的上市审批申请中就涉嫌系统性欺诈。他们向联邦药品管理局提交的每一页数据——每一行器官衰竭的数值、每一个代谢标记物的曲线图——都是从那些死去的老人身上量出来的。而他们在提交这些数据时，向监管机构声称这些数据来源于‘合规的真实世界研究’。”
索利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飞快地记下了PMT-001的申请编号和联邦药品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所有关联索引。“我需要联系几个在医药学术界有背景的调查同行。如果普罗米修斯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过任何关于PMT-001临床数据来源的摘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数据与RX-349关联的直接证据。如果他们在学术论文里标注了数据来源的机构名称——”
“——圣心养老院不会出现，”凯恩接道，“他们不会那么蠢。数据来源一定会被标注为匿名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无法追溯到具体的养老机构。这就是‘真实世界研究’这个标签最核心的用途——它允许你把任何数据都归入一个笼统的、不可追溯的、不受伦理审查约束的框架里。莫斯选择这个框架，不是因为它方便做研究，而是因为它方便隐藏研究对象的尸体。”
他站起来，走到复印店的门口。外面的雨已经停了，但街道上的积水仍然反射着路灯的光。听证会结束后已经过去了将近六个小时，禁制令的效力正在从卡尔瓦多州蔓延到西维州的每一个执法机构。他现在能用的工具越来越少——州法院的证据开示被冻结，联邦层面的司法支援被莫斯的人脉网络拦截，克洛诺斯的服务器已经被物理销毁，艾米仍然没有音讯。但他手里有两样东西是莫斯的防火墙无法阻挡的：德雷克的私人笔记本和联邦药品管理局公开数据库里的PMT-001申请记录。前者是一份个人的忏悔，后者是一份公开的政府文件。两者都不在禁制令的覆盖范围内。
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来自里德的消息：“普罗米修斯生物科学的物理地址查到了。不是特拉华州的注册地址——那个只是一个信箱。真正的运营中心在卡尔瓦多州首府，离诺顿-韦恩总部不到五英里。一栋六层的玻璃办公楼，名叫‘普罗米修斯生命科学中心’。今年一月刚装修完。”
凯恩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今年一月。又是提前于所有关键时间节点——暮光二期启动于三月，克洛诺斯服务器销毁于上周，而普罗米修斯的运营中心在一月份就已经装修完毕。莫斯的机器总是在所有人看到问题之前就把下一步的路铺好了。
“我明天去普罗米修斯，”凯恩说。
索利斯合上笔记本，站起来。“你不能一个人去。你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了——帕里什已经把你的跨州调查权限冻结了。你现在只是一个在禁制令边缘游走的个人调查者。普罗米修斯会放你进去的概率是零。”
“我不是要进去，”凯恩说，“我是要去确认一件事。PMT-001的上市审批还在进行中。联邦药品管理局对它进行审查的过程包括一个叫‘公众评议期’的环节——任何人在这个环节都可以对药物的审批提出质疑，提供相关证据。如果我能在这个评议期内把德雷克的笔记本内容和圣心养老院的真实数据提交给联邦药品管理局，PMT-001的审批至少会被暂停。而一旦审批暂停，诺顿-韦恩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的整个商业链条就会暴露在阳光下一段时间——足够让国会里的某些人注意到。”
索利斯沉默了片刻。“你说的是哪个国会议员？”
凯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那是帕里什几天前给他的——当时他以为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记者名片。但现在他仔细看过名片背面，上面还印着一行小字：“艾略特·伯克，联邦众议院卫生与公众服务监督委员会副主席。”这张名片是帕里什给他的，但帕里什在给他时只说了一半的话。他没有告诉凯恩伯克是谁——也许是因为当时还不确定凯恩会走多远。也许是因为在联邦调查局的分局长办公室里，有些话不能明说，只能夹在名片背面。
“伯克是一个关键人物，”凯恩说，“五年前阿什伍德丑闻爆发时，他是第一个在国会听证会上要求全面调查格林维克制药的人。后来格林维克破产了，他的调查也随着破产程序而终止。但他在国会档案里留了一份长达两百页的调查报告，其中有一章专门记录了格林维克如何利用壳公司转移知识产权。如果他能看到诺顿-韦恩和普罗米修斯现在的所作所为——他会认出这台机器，因为这正是他五年前没能拆掉的那台。”
索利斯接过名片看了一眼。“那你需要尽快见到他。”
“不，”凯恩说，“在见到他之前，我需要把所有证据整理成一份无法被忽视的报告。不是法律文件——法律文件可以被禁制令冻结。是调查报告，以德雷克的证词为骨架，以联邦药品管理局的公开数据为血肉，以艾米的采购记录和化学比对报告为脉络。这份报告要写得足够清楚、足够完整，让任何一个读到它的人都能在十分钟内理解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两人走出复印店。午夜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只有远处偶尔驶过一辆出租车。凯恩和索利斯一前一后走向停车场，脚步声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发出细微的回响。
“还有一件事，”索利斯说，“德雷克在听证会上提到了诺顿-韦恩负责暮光二期的另一个团队——专门处理养老院层面之外的事务，包括与普罗米修斯的数据对接。如果这个团队确实存在，那它的负责人是谁？”
“莉莲·莫斯亲自管，”凯恩说，“从克洛诺斯的采购审批到数据中心的硬盘销毁确认，她每一步都亲自签了字。但她在听证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的法律修剪——她从来没有否认任何事实，她只是在每一个事实上都铺了一层角色分离的保护膜。她说诺顿-韦恩供应药品但不管理养老院，说德雷克是养老院的巡诊医师不是诺顿-韦恩的雇员，说那份不良事件处理指引只是草稿从未正式发布。每一层保护膜单独看起来都像那么回事，但把它们叠在一起——你看到的不是一个公司的法务防火墙，而是一个人在距离犯罪现场仅仅一臂之遥的地方，用法律的词汇给自己画了一个护身符。”
“那她父亲呢？赫尔曼·莫斯？”
“他是整个链条里最安静的一环，”凯恩说，“他在审查开始前口头同意隐匿备案。他在三方数据托管协议上以伦理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字。他的妻子死于格林维克的AX-217。他知道一切，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了伦理委员会的正式程序——至少在纸面上是正式的。他可以对着全世界说：我从来没有为诺顿-韦恩做过任何违反伦理审查流程的事。而这句话在字面上可能真的是对的。因为在诺顿-韦恩的世界里，伦理审查流程本身就是被他们买下来的。”
他们走到了停车场。凯恩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索利斯站在车窗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你母亲的事，我很抱歉。”
“不用抱歉，”凯恩说，“抱歉是留给那些还有选择的人说的。我没有选择。德雷克有选择但他不做。莫斯有选择但她不做。赫尔曼·莫斯有选择但他也不做。他们所有人都做了选择——他们选择把别人的母亲变成数据。然后他们用抱歉的语气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
他发动引擎，车窗缓缓升起。索利斯退后一步，看着凯恩的车尾灯消失在午夜的街角。
次日清晨，凯恩在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将所有的材料摊在桌上。麦卡利斯特坐在他对面，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布莱克检察官站在窗边，手里拿着德雷克笔记本的复印件，正在逐页审读。
“我需要一个东西，”凯恩说，“一个莫斯无法用角色分离来切割的东西。”
“那是什么？”
“证明诺顿-韦恩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德雷克个人，不是养老院，不是伦理委员会——知道RX-349会导致死亡，知道它的化学结构与AX-217完全一致，知道它测试的数据将被用于普罗米修斯的器官移植药物。证明这些行为之间存在主观的、有意识的关联。在法律上，这叫做整体明知——不是每个零件都知道整台机器的用途，但设计这台机器的人知道。”
麦卡利斯特放下咖啡杯。“你在找什么？”
“莫斯和赫尔曼·莫斯之间的通讯记录，”凯恩说，“不是公司邮箱——那个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但父女之间会有私人通讯。如果赫尔曼·莫斯在某个时刻——哪怕只有一次——向他的女儿表达过对试验性质的质疑，而莉莲·莫斯的回复显示她对此知情并继续推进，那就可以作为‘整体明知’的证据。”
布莱克从窗边转过身来。“你要去查赫尔曼·莫斯的私人通讯？”
“不，”凯恩站起来，“我要去见他。不是为了拿到什么——是为了让他知道我有什么。德雷克的笔记本里有他妻子的名字。”
上午十点，凯恩再次站在了枫树岭那栋乔治亚复兴风格的别墅门前。这一次他没有把车停在街对面。他把车停在车道上，走到正门前按响了门铃。
门开得比他预想的要快。
赫尔曼·莫斯站在门口。他比凯恩想象中更苍老。联邦伦理委员会主席的官方照片上的那个精神矍铄的药理学教授，在现实中是一个眼袋沉重、皮肤松弛的老人。他穿着一件旧羊毛开衫，手里握着一只茶杯，杯里的茶已经凉了。
“凯恩探员，”他说，声音沙哑而平淡，“我知道你会来找我。”
“你女儿不在这里，”凯恩说，“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些她在场时不能说的话。”
赫尔曼·莫斯没有让开门口，也没有关门。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凯恩。
“我在听证会上听到了德雷克的证词，”他说，“我也听到了那些关于我妻子的猜测。你们认为诺顿-韦恩用她的死因来要挟我合作。”
“不是吗？”
赫尔曼·莫斯沉默了很久。阳光穿过门廊上的藤蔓植物，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当他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变得更轻，像是在和某个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人说话。
“伊莎贝尔去世前最后一个月，已经不认识我了。她住在格林伍德记忆护理中心，我每周去三次。她会在走廊里拉着我的手问我是谁，然后告诉我她很害怕。我不知道她在怕什么。我以为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自然表现——焦虑、妄想、幻觉。直到阿什伍德的丑闻爆发，我才知道格林伍德是格林维克的附属机构，而格林维克在她住在那里的整个期间都在向住客注射一种叫AX-217的实验药物。我不是被要挟的。我是被赎买的。诺顿-韦恩找到我的时候，我刚刚知道我的妻子死于什么。他们告诉我，AX-217的档案会被永远封存在历史合作项目的密档里，伊莎贝尔的死亡真相永远不会被公开——作为交换，我只需要在伦理委员会里为他们提供程序上的便利。我答应了。不是因为他们威胁我，是因为我不想让全世界知道伊莎贝尔最后的那段日子是什么样的。我是一个药理学教授，我研究了三十年的药物安全性，而我最爱的人死在我没能识别的一种毒药里。”
他停下来，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杯里的茶已经完全凉了，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
“我不是被要挟的，”他说，“我是被内疚收买的。”
凯恩看着他。良久，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德雷克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放在门廊的小桌上。
“德雷克在笔记里写道，你曾经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私下问他，RX-349的数据是否有可能像AX-217一样被用于非治疗目的。德雷克当时没有回答你。但你问过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你在某个时刻怀疑过——甚至可能知道——这些药物测试的真实目的。莫斯教授，我现在要你回答的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人应该问另一个人的问题：当你知道了真相之后，为什么没有叫停？”
赫尔曼·莫斯看着笔记本上那页纸，他的嘴唇动了几次，但最终没有发出声音。
凯恩等了片刻，然后收回笔记本，转身走向车门。
“我的女儿，”赫尔曼在他身后忽然说，“她小时候养过一只受伤的鸟。她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院子里看那只鸟有没有好起来。有一天鸟死了。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她擦干眼泪去上学，此后再也没有养过任何宠物。她在十四岁那年学会了一件事——不要爱上任何你无法承受失去的东西。三十年后，她把这件事变成了一种方法论。”
凯恩没有回头。他拉开车门，发动引擎，驶离了枫树岭。
后视镜里，赫尔曼·莫斯仍然站在门口，手里端着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像一座被时间遗忘了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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