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厅里的寂静持续了大约五秒钟。那五秒钟里，凯恩能听到的只有自己心跳的声音和窗外远处传来的闷雷。
阿瑟·德雷克从旁听席上缓缓站起来。他没有看凯恩手里的笔记本，而是直视着凯恩的眼睛。他的表情不是恐慌，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凯恩没有预料到的东西——如释重负。像一个在舞台上站了太久的演员，终于等到有人叫出了他的真名。
“凯恩探员，”德雷克说，声音很轻，但在这间鸦雀无声的听证厅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你手上的那本笔记，是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骚动。索利斯从第一排站起来，手里的录音笔举得更高了。后排那些穿西装的观察员中有一个人悄悄拿出了手机。
莉莲·莫斯站在发言台前，她的表情仍然镇定，但凯恩注意到她的左手悄悄攥紧了发言台边缘。她转向委员会主席，正要开口，德雷克又说话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德雷克说，“我也不打算辩护。”
莫斯的声音终于插了进来，带着一种克制的尖锐。“德雷克医生，你在听证会上的任何陈述都可能被用于后续的刑事程序。我建议你在发表任何声明之前与你的律师沟通。”
“我没有律师，”德雷克说，“今天早上我已经解雇了我的律师。莫斯女士，你的法务部在过去两年里为我提供了所有的法律保护。我不想再被保护了。”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委员会主席敲了几下木槌，但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场面。后排的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索利斯挤过人群，站到了距离德雷克最近的位置。
麦卡利斯特站起来，对着委员会主席说：“主席先生，鉴于证人表现出自愿作证的意愿，我请求听证会立即转入对阿瑟·德雷克的正式质询程序。”
“请求获准，”委员会主席说，“德雷克医生，请你到证人席就座。”
德雷克从旁听席走到证人席，脚步很慢，像是每一步都在测量自己与余生之间的距离。他坐下来，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凯恩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那双曾经在凌晨三点亲自注射RX-349的手，此刻放在听证厅的桌面上，终于开始颤抖。
麦卡利斯特开始了质询。
“德雷克医生，你在圣心养老院担任巡诊医师期间，是否曾向老人注射代号为RX-349的实验性药物？”
“是。”
“你是否知道这种药物的化学结构与六年前导致七人死亡、被勒令停止所有临床试验的AX-217完全一致？”
“知道。我在诺顿-韦恩的内部技术会议上看到过比对报告。”
“你是否在知情的情况下，将十六位老人的死因登记为心力衰竭或多器官功能衰竭，而事实上这些死亡与RX-349的注射存在直接的时间关联？”
德雷克沉默了三秒。那三秒里，听证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是。”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嘈杂的议论声。委员会主席连敲了好几下木槌才把声音压下去。
麦卡利斯特继续问：“你是否曾按照诺顿-韦恩法务部的指引，将三十二份不良事件报告全部标注为‘未提交’，从而规避联邦药品管理局的监管审查？”
“是。”
“你是否曾在一位老人明确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对她使用RX-349？”
德雷克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像是在看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
“那位老人是不是玛格丽特·哈洛？”
“是。”
麦卡利斯特停顿了一秒。她的下一个问题换了一种语气——不再是质证，而是某种更深层的追问。
“德雷克医生，你在笔记本里写道：‘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测试毒性极限，而是为了治疗，我们完全可以用更低的剂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德雷克抬起头。他的眼眶泛红，但声音反而比之前更稳定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诺顿-韦恩的真实世界研究计划，其目的从来不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RX-349对于治疗认知障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疗效。它是一种代谢抑制剂，最初的设计用途是降低细胞对缺氧环境的耐受阈值——换句话说，它会让器官在承受压力时更快地衰竭。诺顿-韦恩测试它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治疗病人，而是为了收集健康人体器官在不同剂量下的衰竭数据。这些数据将被用于另一款药物的研发——一种用于器官移植手术中的辅助药物，需要在限定时间内精确控制器官的代谢水平。研发这款药物的不是诺顿-韦恩，是普罗米修斯生物科学。”
整间听证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德雷克继续说下去，他的声音越来越平静，像是一个终于把压在胸口的石头搬开的人在说话。
“诺顿-韦恩的真实世界研究，从头到尾都是普罗米修斯的数据采集外包服务。诺顿-韦恩提供药物、法务掩护和养老院渠道，普罗米修斯提供资金和知识产权出口。老人们在圣心养老院的地下二层里被注射RX-349，记录下来的器官衰竭数据被转化为普罗米修斯名下新药的临床依据。而当所有这些数据最终帮助普罗米修斯的新药通过上市审批时——那款新药——会在全世界各地的医院里被合法使用。没有人会记得，它的每一个剂量参数，都是从那些拒绝签字的老人身上量出来的。”
麦卡利斯特从桌上拿起了一份文件。那是艾米·科瓦奇从德雷克电脑里拷贝出来的最后一封邮件，日期是2023年2月。
“德雷克医生，你在今年二月给莉莲·莫斯写过一封邮件，邮件中写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让我想起了格林维克。如果有一天同样的命运降临到诺顿-韦恩头上，我希望普罗米修斯至少能记住这些数据的来源。’莫斯女士在回信中只回了六个字——‘销毁这封邮件’。请问这是否属实？”
“属实。”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莉莲·莫斯。她仍然站在发言台前，笔直地站着，手指不再攥着台沿，而是松弛地放在文件旁边。她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慌乱，只有一种被精确计算过的冷淡。
“主席先生，”莫斯说，“我从未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指示或暗示任何人销毁任何法律要求保留的记录。那封被引用的邮件——如果它确实存在——我已经没有印象。考虑到德雷克医生目前显然处于一种情绪化的自我归罪状态，我建议委员会对他的单方面陈述持审慎态度。任何涉及诺顿-韦恩的指控，如果缺乏独立的物证支持，都不应被视为有效证据。”
就在这时，凯恩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另外一样东西。
那是他在德雷克车库里找到的“暮光一期——不良事件处理流程”——那份由莉莲·莫斯亲笔签发的内部指引。他将文件举起来，让委员会主席和在场所有人都能看到。
“莫斯女士，”凯恩说，“这份指引上有你的签名，日期是2023年1月。指引的第四条明确规定：‘患者死亡后，所有原始医疗记录应移交给诺顿-韦恩中央实验室进行归档。’你所说的‘法律要求保留的记录’——那些死亡老人的原始病历、注射记录、器官功能监测数据——全部被你的指引从养老院转移到了诺顿-韦恩的中央实验室，然后在今年三月，又被转移到了联邦医药伦理委员会的服务器和普罗米修斯的境外服务器上。这些记录在法律上被‘保留’了——但被保留在了一个执法机构无法触及的地方。这不是销毁证据，这是把证据搬进了一个没有门的房间。”
莫斯看着凯恩手里的文件，沉默了很长时间。
那沉默不是默认，不是退让。那是一个精于博弈的人在被对手走了一步预料之外的棋之后，重新计算整个局面的时间。
“主席先生，”她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如初，“那份文件是诺顿-韦恩法务部为内部合规培训准备的草稿。它从未被正式发布为公司政策，也从未被传达给任何运营部门。如果德雷克医生持有这份草稿并将其付诸实践，那是他个人的行为，与公司无关。”
“你在听证会刚开始时说，诺顿-韦恩从未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任何养老机构进行药物试验，”麦卡利斯特站起来，“现在你的签约医生已经在证人席上承认了一切。你还坚持那个说法吗？”
莫斯转向麦卡利斯特，嘴角浮起了一个极为细微的弧度——那不是微笑，而是一个职业辩手在对手踏入陷阱时才会流露出的表情。
“麦卡利斯特检察官，德雷克医生的个人供述对诺顿-韦恩没有法律约束力。他是圣心养老院的签约巡诊医师，他的执业行为由养老院和州医学委员会监管，而不是由诺顿-韦恩。他刚才承认的那些行为——如果确实发生了——是发生在他履行养老院巡诊医师职责的过程中，而不是他作为诺顿-韦恩签约医学顾问的职责中。这两个角色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诺顿-韦恩不对任何签约医生在履行独立执业职责时的个人行为负责。”
凯恩看着她。他终于完全理解了这台机器最精密的部分：不是药物，不是数据，不是壳公司，而是角色分离。德雷克在B2层里是一名医生，在诺顿-韦恩的体系里是一名顾问。当他在凌晨三点走进B2-04号病房时，他代表的是圣心养老院。当他坐在诺顿-韦恩的技术会议上阅读AX-217比对报告时，他代表的是诺顿-韦恩。同一个人的两只手——一只手杀人，一只手签字——在法律上可以被定义为两个不同的人。
这时，听证厅的门被推开了。一名法警快步走进来，将一份文件递给委员会主席。主席打开文件，读了几秒钟，然后摘下眼镜。
“卡尔瓦多州联邦地区法院刚刚签发了临时禁制令，”他说，“禁止西维多利亚州在联邦法院就本案的管辖权做出最终裁决之前，使用任何来源于诺顿-韦恩内部的商业记录作为正式证据。”
大厅里一片哗然。索利斯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质问：“那些在德雷克家里找到的证据呢？那也是诺顿-韦恩的商业记录吗？”
主席沉默了片刻。“禁制令的适用范围由联邦法院界定。在明确范围之前，本听证会暂停对涉及诺顿-韦恩公司的所有质询。”
麦卡利斯特转头看向凯恩。她的眼神里没有放弃，只有一种在暴风雨中重新握紧方向盘的人才会有的决心。
凯恩将德雷克的笔记本放在证人席上，走到麦卡利斯特身边。
“禁制令只禁止我们使用诺顿-韦恩的商业记录，”他压低声音，“但德雷克的笔记本是他个人的私人物品。他不代表诺顿-韦恩。他在笔记本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供述。而且他刚才在证人席上亲口承认了这些内容的真实性。莫斯可以切断公司和德雷克之间的法律关联，但她切不断德雷克作为一个人的证词。”
麦卡利斯特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转向委员会主席。“主席先生，我请求继续对阿瑟·德雷克本人进行质询——不涉及任何公司商业记录，仅基于他本人自愿提供的证词和他个人笔记本中的内容。”
委员会主席看了看禁制令文件，又看了看德雷克，然后点了点头。“对德雷克医生本人的质询可以继续。本听证会仍有权就西维多利亚州境内发生的个人行为进行调查。”
凯恩坐回自己的座位。他的目光和德雷克短暂地交会了一瞬。在那一瞬间，他从德雷克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他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悔恨，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终于得到释放的疲惫。像一个溺水的人在被水草缠住了很久之后，终于停止了挣扎，任由自己沉入水底。
听证会一直持续到傍晚。德雷克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详细供述了暮光一期在圣心养老院的全部运作流程：从筛选名单的制定，到知情同意书的批量伪造，到药物剂量的人为递增，到不良事件报告的系统性隐瞒，到B2层隔离病房的管理，到最后一次清理行动的执行细节。每一条证词都在听证厅里激起一阵压抑的低语。
当听证会终于结束时，德雷克被法警带离证人席。他走过凯恩身边时，停了片刻。
“你的母亲，”他说，“她在被注射的最后那天早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她为你感到骄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一个护士以外的人说这句话。但我记得她的表情——她不是在告别。她是在确信。”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穿过听证厅的侧门，消失在走廊深处。
凯恩坐在原位，没有动。
索利斯走过来，把录音笔放进口袋，在他身边坐下。“德雷克的证词足够让州检察机关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但打到诺顿-韦恩——”他摇了摇头。
“我知道，”凯恩说，“莫斯建立的角色分离防火墙在法律上几乎无懈可击。但德雷克今天说了一件她最不想让人听到的事。他说出了普罗米修斯的名字，说出了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器官移植辅助药物。这就意味着，RX-349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它是一条产业链的上游。而普罗米修斯正在用这些数据研发新药。”
“如果我们能证明那条产业链的存在——从圣心养老院到诺顿-韦恩，从诺顿-韦恩到普罗米修斯，从普罗米修斯到那款新的器官移植药物——就能突破角色分离的防火墙。因为产业链本身就是犯罪的合谋证据。”
凯恩站起来，拿起公文包。“我需要去一个地方。”
“哪里？”
“去拿普罗米修斯那款新药的公开信息。如果他们已经开始申请上市审批，那么联邦药品管理局的公开数据库里一定有相关的化学结构和临床数据来源说明。我可以把那些数据和德雷克笔记本里记录的RX-349毒性数据做比对。如果它们在数据上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这就不再是德雷克一个人的供词，而是可以通过科学鉴定来验证的客观事实。”
索利斯站起来。“我跟你去。”
两人走出听证厅时，夜幕已经完全降临。州议会大厦外的天空正在飘落细雨，街灯在水雾中晕开一圈圈橘色的光。凯恩站在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雨后清冷的空气。
听证会给了他德雷克的证词，给了他禁制令的边界，给了他莉莲·莫斯在角色分离防火墙后面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但最重要的，是德雷克亲口说出了那个名字。
普罗米修斯。
那不再是一个藏在维尔京群岛注册文件里的壳公司。它现在是一个被暴露在阳光下的名字，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有具体的研发产品，有可以被追查的上市审批路径。凯恩知道，莉莲·莫斯此刻一定正在某个地方，用她那双没有戴任何首饰的手，拨通一个通往特拉华州或卢森堡的电话，启动暮光的下一阶段。
但她已经慢了一步。
德雷克，这个在她体系里被设计成可替换零件的人，在今天下午自己拧开了自己的螺丝，从机器里掉了下来。而他掉下来的那个缺口，足够让一个追了六个月真相的人，把手伸进去。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