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四月的香港，回南天的雾气从维港海面上升起来，把中环的玻璃幕墙裹成一片模糊的灰白色。
沈渊站在新纪元地产旗下一栋空置商业大厦的天台上，望着脚下这片被雾气吞没的城市。三个月前，他站在这里能看到对岸九龙的全景——从尖沙咀钟楼到启德机场的跑道，从旺角的霓虹灯到深水埗工业大厦那排灰扑扑的窗户。但今天，浓雾把一切细节都抹去了，只剩下几栋最高的大厦从雾海里探出头来，像是溺水者伸出水面挣扎的手。这三个月，香港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荡。百信上市造假案被《信报》全文刊发之后，廉政公署的起诉名单从最初的三个人扩展到了十一个。联交所内部启动了对上市科的全面审查，谭副总监被停职调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主动向会计师公会报告了赵廷谦篡改审计底稿的行为，赵廷谦的注册会计师牌照被吊销，但他在案发前一个月已经辞职，据说是去了新加坡，目前下落不明。
陆光远的案件率先开审。由于主动自首、作为污点证人提供了大量关键证据，加上他在法庭上对每一项指控都供认不讳，法官最终以串谋诈骗及伪造账目两项罪名判处他入狱三年，其中十八个月缓刑。宣判那天沈渊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看到陆光远被法警带走之前回头望了一眼旁听席。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片刻，找到了沈渊的位置，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那个动作很轻，轻到法警根本没有注意到，但沈渊看懂了——他在说多谢你。给了一个走到绝路的人，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然后是郑师远和彭志维的联合审讯。这是香港商业罪案史上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主控官在开庭陈词中用了整整四十分钟的时间，将Kensington的股权结构图投影在法庭的幕布上——那三十七页文件被放大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每一个壳公司、每一笔资金流转、每一个受益人的代号都被清晰地标注在上面。郑师远全程保持沉默，只在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说了两个字——不认。彭志维则试图把责任全部推给郑师远和郭启恒，声称自己只是“在职权范围内正常审批”，对百信的财务造假“毫不知情”。但当主控官将凝碧池宴的录音磁带当庭播放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彭志维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来，清晰而稳定——“审计报告唔会有问题。”他听到自己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血色在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陪审团只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达成了一致裁决。郑师远——串谋诈骗、伪造账目、行贿公职人员，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十二年。彭志维——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收受利益、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十年。法官在宣判词中用了一句话，后来被《信报》引用在头版标题上：“本案揭露了一个横跨香港与内地的系统性金融犯罪网络。虽然网络上层的涉案人尚未全部归案，但法律的追索不会因地域或时间而停止。”
网络上层的涉案人尚未全部归案。沈渊坐在旁听席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法官说的是温玉成。虽然名字没有被点出来，但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廉署和律政司知道温玉成的存在。他们没有放弃追查，只是还需要时间。而沈渊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五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郭启恒案作出一审宣判。挪用公款、受贿、跨境洗钱，三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他是凝碧池三人组中判得最重的一个，因为他是公职人员，因为他挪用的是国家资金，因为他的犯罪时间跨度长达六年，涉案金额之巨连检察官在结案陈词中都用了“触目惊心”四个字。李兆亨作为污点证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宣判结束后林检察官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走出法庭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望着深圳的天空，然后说了一句——“终于可以伸直腰做人。”沈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站在港科大图书馆的天台上，面前摊着严谨寄来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杂志的封面报道标题叫《凝碧池之谜——跨境金融黑金的完整链条》，整整十六页，每一个涉案人的照片、职位、犯罪事实都被详细地列了出来。这篇文章在财经圈引起了轩然大波，严谨在文章末尾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案仍有更高层级涉案人尚未浮出水面。本刊将持续追踪。”沈渊知道严谨在写谁，但他也知道，有些名字，暂时还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上。
七月，百信实业的清盘程序正式启动。联交所委派的清盘官在深水埗那栋工业大厦的九楼办公室里封存了最后一个纸箱的时候，陆光远正在赤柱监狱的图书馆里整理旧报纸。他在电话里和沈渊说，那个办公室他租了十二年，从一间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公司做到差点上市，最后只剩下一堆封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终于放下了某种背负了大半辈子的东西。
沈渊把六等罪簿翻到了最后一页。陆光远的名字旁边，他在“一等”的字样上画了一条删除线，然后在旁边重新写了两个字——污点证人。旁边又加了一行更小的字：1996年4月，自首。减刑。三年。郑师远的名字旁边写着：二等，胁从巨恶。十二年。彭志维的名字旁边写着：四等，见死不救者。十年。郭启恒的名字在最上面，标注着特等——凝碧池之主，无期徒刑。他把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每一页都写满了名字、日期、资金数字和交叉线。这些名字里，有的人已经伏法，有的人正在服刑，有的人还在调查中。但最后一个名字——温玉成——旁边仍然是一片空白。
八月，严谨从北京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里说，他已经掌握了温玉成在1993年至1995年间通过其下属账户收受境外资金的初步证据，但温玉成本人在年初已被调离原部门，新单位的全称他暂时还查不到。严谨在邮件末尾写道：“你老窦当年查唔到嘅嘢，我而家查到咗。但查到同公开，系两回事。”沈渊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回复了四个字：我知。等我。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沈渊和苏听澜坐在尖沙咀星光行地下那间老书店的角落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书架上的外文书还是那些外文书，破旧的沙发还是那几张破沙发，收银台上方那台老式收音机还在放着不知道名字的爵士乐。和一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苏听澜没有穿深蓝色的开衫毛衣，而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眼下的乌青淡了很多，像是终于睡了一段时间的好觉。
“廉署嗰边同我讲，佢哋会继续追查温玉成。”苏听澜说，手里捧着一杯热咖啡，“不过需要时间。跨境取证好复杂，加上温玉成而家嘅位置——”
“位置只会更高。”沈渊接过她的话头，“佢被调离，唔系被打压，系被保护。”
苏听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沈渊面前。“我姑妈寄俾你嘅。”沈渊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圣诞卡——虽然现在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但苏婉仪显然不在乎这个。卡上只有一行字，笔迹和他父亲信里的字完全不同，但笔压一样重——“我唔再惊啦。多谢你。”沈渊把圣诞卡折好，放进衬衫口袋里。
“你记唔记得，”他忽然说，“旧年九月，我哋第一次坐喺呢度，你同我讲——惊咗三年啦，但系惊都要做。”
“记得。”
“而家你仲惊唔惊？”
苏听澜想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却带着一种沈渊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从容。“惊。不过惊嘅嘢唔同咗。以前惊俾人知道真相，而家惊真相冇办法全部公开。”
沈渊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她温玉成的事。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路会比之前更难走。凝碧池之上还有凝碧池，而温玉成只是第二层。还有没有第三层？第四层？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父亲当年追查温玉成追查到一半就消失了，这个未完成的追索是父亲遗志里唯一没有落地的部分。而他，作为沈钧的儿子，有义务把这件事做完。
十月底，李兆亨约沈渊在深圳罗湖口岸附近的一间茶楼见面。他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精神比沈渊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好。
“我下个月开始喺一间会计师事务所做见习审计。”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沈渊从未听过的轻快，“林检察官帮我介绍嘅。佢话我做过咁多年中间人，对假账嘅嗅觉比一般审计师灵敏得多。”
“即系话你以后要捉贼？”
李兆亨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那个笑声很响，惹得旁边几桌茶客纷纷侧目。“系，捉贼。以前俾贼捉，而家帮人捉贼。你老窦如果睇到，一定会笑。”
沈渊笑了笑，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李兆亨。“呢个系我老窦留俾我嘅钧源投资资料。入面有佢当年查到嘅所有东西。而家呢啲嘢已经冇用咗——郭启恒判咗，郑师远判咗，彭志维判咗。但我想你帮我保管。你系唯一一个同佢共过事嘅人。”
李兆亨接过纸袋，手指在牛皮纸的边缘摩挲了一下。他没有说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沈渊回到港科大的图书馆，在三楼靠窗的那个老位置上坐了一整个下午。他翻开了那本1989年的《深圳证券》合订本，找到了深交所筹备组赴港考察团的那份名单。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还是那三个字——沈钧。他用手指在那三个字上轻轻描了一遍，然后合上期刊，走到窗边。窗外的校园在秋日的阳光下安静地铺展开来，榕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笑声和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和一年前一模一样。
传呼机响了。发件人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号码，区号是010——北京。沈渊的心跳猛地加快了几拍。他按下阅读键，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字数很短，短到只有三句话，却让他在窗边站了很久很久。
“温玉成已被中纪委立案调查。消息下周公布。你老窦知道咗。佢话——好快返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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