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根镇的邮局坐落在广场东侧，是一栋外墙刷着淡黄色石灰浆的两层老建筑，门楣上方嵌着一块花岗岩浮雕，刻的是奥斯特拉西亚联邦邮政系统的飞翼徽标，浮雕下方刻着一行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的铭文：“无论距离，使命必达。”这栋建筑和它承载的信念一样，在近百年的岁月里从未中断过服务。但此刻，当哈特曼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时，门轴发出一声刺耳的呻吟，像是某种不祥的预警。
邮局里只有一个柜台在营业。柜台后面的职员是个六十多岁的瘦削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两个啤酒瓶底，镜框是那种二十年前流行过的金色金属边，鼻托被磨得发亮。他的胸牌上印着他的名字：马尔科姆·布雷恩。他就是朱利安在录音中提到的那个人——那个看着朱利安长大的老教友，那个在十月十二日亲手接过朱利安递来的挂号信、称了重量、收了邮资、撕下回执、把信放进帆布袋里的邮局职员。
哈特曼亮出警徽的时候，马尔科姆的手抖了一下，把正在整理的一叠邮票洒在了柜台上。他的反应比一个普通人面对警察时该有的紧张更甚——不是害怕被找麻烦的紧张，而是一种更像是被揭穿了什么的慌乱。哈特曼捕捉到了这个细节，把它收进大脑深处那个正在不断扩充的文件夹里。
“布雷恩先生，我想询问您关于十月十二日的一封挂号信。寄件人是朱利安·塞弗特，收件人地址是首都。您还记得这封信吗？”
马尔科姆摘下老花镜，用一块麂皮布擦拭镜片。他的手指粗糙，指节因为常年分拣邮件而微微变形，擦镜片的动作缓慢而有节奏，像是在用这个重复性动作来掩盖某种内心的波动。“记得。塞弗特副校长是我们这里的常客，他每个月都会来寄几封信，大部分是寄给校友的校庆邀请函。但那天他寄的那封不一样——信封比平时更厚、更重，他要求称重之后付了超重邮资，还专门买了挂号回执。”
“他跟您说过信的内容吗？”
“没有。他只是说这封信很重要，让我务必确保它安全送达。我告诉他最近铁路工人罢工，可能会延迟。他说没关系，只要寄出去了就好。”
“他当时的情绪状态怎么样？”
马尔科姆沉默了。他的手停止了擦拭镜片的动作，把眼镜重新戴上，透过那两片厚厚的镜片看着哈特曼，目光里有一种被压得很深的愧疚。“他很平静。比平时更平静。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平静不太正常——不是平和，而是一种像是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了、把所有的后路都安排好了的人才会有的平静。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转过身对我说：‘马尔科姆，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服务。’他用了‘服务’这个词，像是在告别。”
马尔科姆说到这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变得有些沙哑。“我当时没有多想。现在我想到了——他是在告别。他知道自己可能不会再来了。”
哈特曼的笔在笔记本上停顿了一下。朱利安在十月十二日寄信的时候，距离他和阿德里安在修道院餐厅的那顿“和解午餐”还有三天。他还没有给阿德里安下最后通牒，还没有约阿德里安在钟楼上见面，还没有给莫里茨发那条“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勇气”的短信。但他已经开始向邮局职员告别了。
这意味着朱利安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他不是怀着希望去赴那场钟楼之约的。他是怀着一种近乎仪式的庄重，把一个已经写好的结局一步一步地走完。
“费舍尔校长来找过您吗？”艾琳娜的声音从哈特曼身后传来。她站在邮局门口，逆光中只能看清一个瘦削的轮廓。马尔科姆看到她的时候，眼神明显闪烁了一下——他认出了她。在朱利安的追思会上，他见过这张脸。
“找过。”马尔科姆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像是自言自语。“十月十四日傍晚，快下班的时候，费舍尔校长来了一趟。他说他有一封重要的文件需要寄到首都去，问我能不能帮他加急处理。我说最近铁路罢工，加急也不一定能按时到。他说没关系，然后站在柜台前面，很随意地问我：‘对了，朱利安最近来寄过信吗？’”
哈特曼的笔尖在纸面上按出了一个墨点。“您怎么回答的？”
“我说是的，他前天来寄过一封挂号信。费舍尔校长问寄到哪里，我说首都。他点了点头，没再追问，寄完自己的信就走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您没有告诉他信的具体收件人？”
“没有。他也没有问。我以为他只是随口关心一下同事。但是后来——后来我才觉得不对。”马尔科姆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柜台上，用双手揉了揉眼睛，“费舍尔校长那天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需要寄的文件。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的是几张对折的空白信纸。我当时注意到了，但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他根本不是来寄信的。他是来确定朱利安有没有把那封信寄出去。”
邮局里陷入了一段沉默。老旧的暖气片在墙角发出轻微的金属热胀声，窗外广场上的鸽子突然成群飞起，翅膀拍击空气的声音透过玻璃传进来，像是一阵短暂的、没有节奏的掌声。
“他寄了两封。”马尔科姆突然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但更加确定，“朱利安那天寄的不是一封挂号信，是两封。第一封寄到首都，收件人写的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应该是这位女士的地址。”他向艾琳娜的方向点了点头。“第二封是在寄完第一封之后，他又从公文包里掏出来的，信封更小，没有用挂号，只是普通平信。他把信放在柜台上，说：‘马尔科姆，这封信也麻烦你。’他没有写寄件人地址。我问他寄到哪里，他说本地。”
哈特曼和艾琳娜同时抬起了头。
“洛林根镇本地？”
“是的。本地。收件人的名字他写在信封上了，但我没留意具体是谁。那天下午有七八个顾客排队等着寄包裹，我收了信就顺手放进了本镇分拣箱，没有多看一眼。”
“那封信的发件日期是十月十二日，”哈特曼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本地平信通常在第二天就能送达。也就是说，十月十三日或十四日，洛林根镇的某个人收到了一封来自朱利安·塞弗特的信。而这个人至今没有站出来。”
“也许收到信的人还不知道那封信的重要性，”艾琳娜说，“也许他知道了，但不敢站出来。”
“还有一种可能，”哈特曼收起笔记本，站起来，“收到信的人已经站出来了，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收到过信。莫里茨·瓦尔特——朱利安在短信里说谢谢他的勇气，但我们到现在也没找到那封‘给莫里茨的信’。莫里茨说他没收到过信封。但如果朱利安寄的就是那封平信呢？十月十三日寄到莫里茨的公寓，十月十三日阿德里安就知道了朱利安和莫里茨在工具房见过面——时间线对上了。”
“莫里茨在撒谎。”艾琳娜说，声音冷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刀。
哈特曼已经走到了邮局门口。他转过身看着马尔科姆，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布雷恩先生，如果有人——任何人——再来问您关于朱利安那两封信的事，请您务必第一时间联系我。不管对方是校长、神父、还是教区理事会的人。”
马尔科姆点了点头，把老花镜重新戴上。他的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但他的眼神比刚才稳了一些。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把压在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明白，自己不仅是朱利安那两封信的经手人，还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第二封信存在的人。而这个秘密，在某些人眼里，也许比那两百万法郎更值钱。那天晚上，哈特曼回到警局加班调出了学校附近街区的所有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回看十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到七点之间钟楼附近的人流记录。他在五点十五分的画面中发现了一段之前被忽略的影像：莫里茨·瓦尔特从钟楼底层出来，沿着回廊向西走，在拐角处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穿着深灰色风衣，半张脸被兜帽遮住，身形和步态都不属于学校里的任何人。两个人交谈了大约半分钟，然后分开。莫里茨继续向停车场方向走去，那个人则消失在钟楼的阴影里。
哈特曼把这段画面截取下来，放大了那个深灰色人影的身高和步幅，比对了系统中已有的所有相关人员资料。比对结果为零。但他发现了一个细节——那个人的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表带在监控画面的红外夜视模式下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反光纹路，与普通金属表带的反射特征不同，更像是某种定制款编织表带。他见过类似的反光纹路。就在四天前，在朱利安的追思会上，阿德里安·费舍尔站在讲台上低头擦拭眼泪的时候，他左手袖口下面露出的那块老式腕表的表带，在礼堂穹顶射灯下泛出的光泽，与这个画面中的反光纹路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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