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曼在次日上午九点准时坐进了审讯室。这是他三天内第三次提审莫里茨·瓦尔特，但这一次的气氛与前两次截然不同。桌上的卷宗比之前厚了两倍，里面装着银行流水、基站定位记录、金属检测报告，以及一份刚从首都传真过来的金融犯罪调查局的初步调查报告。
莫里茨被带进来的时候，哈特曼注意到他的黑眼圈比昨天更深了，工装外套的领口皱巴巴地翻着，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一点一点地压垮了。但哈特曼已经不敢再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在前两次审讯中展现出的表演能力，足以让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探员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力。
“瓦尔特先生，今天我不打算问您关于栏杆的事了。”哈特曼开门见山，把一份银行对账单的复印件推到桌子中间，“我想和您聊聊您的财务状况。”
莫里茨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瞳孔微微收缩。
“您在洛林根储蓄银行的个人账户，在过去六个月里总共接收了四笔大额现金存款，合计金额是四万两千法郎。与此同时，您的信用卡债务在一夜之间清零，您儿子的学费从拖欠状态变成了预付全年，您甚至还买了一辆二手皮卡车。瓦尔特先生，一个靠打零工维生的维修工人，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宽裕？”
莫里茨的喉结动了一下。“我说了，是私活。”
“什么私活能让您一夜之间挣到四万多法郎？”
“就是……接了些大工程。镇上有几家私人住宅需要翻修屋顶，我周末去干的，收现金。”
哈特曼没有反驳他。他从卷宗里抽出另一张纸，是那部旧按键手机的通讯记录分析报告。“瓦尔特先生，我们在您的公寓里找到的那部匿名手机，里面只存了一个号码。您说那个号码您不认识，是别人打给您的。但通讯基站的记录显示，在那部手机被激活的六周时间里，它和您的主手机——就是您现在还在用的这部智能手机——曾经在同一时间段内、从同一基站覆盖范围内同时移动过。也就是说，持有一部手机的人和持有另一部手机的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待在同一个地方。”
他把那份报告放在对账单旁边，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那部匿名手机，从头到尾都是您自己的，对不对？您用它来和费舍尔联系，因为您知道学校的座机和您的私人手机都可能在事后被追查。您不是被利用的工具，您是共谋者。从头到尾。”
审讯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每一下都像是在敲打某个正在缓慢破裂的东西。莫里茨低着头，两只手紧紧攥着膝盖上的裤子布料，指节发白。
“我没有选择。”他的声音突然变了，不再是之前那种带着慌张的、讨好式的辩解，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从胸腔底部翻涌上来的疲惫。“你们不会理解的。你们这些人——警察、律师、法官——你们永远不会理解，一个负债累累、老婆跑了、儿子等着吃饭的男人，在面对那种诱惑的时候有多脆弱。”
他的眼眶突然红了，但眼神里有一种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悔恨，而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近乎愤怒的不甘。
“费舍尔是怎么找到您的？”哈特曼问。
“不是我找的他，是他找的我。”莫里茨把脸埋在手掌里，声音透过指缝闷闷地传出来，“那是今年四月份的事。我承包了学校礼堂屋顶的翻修工程，结算的时候有几笔材料费对不上账，我去财务室找人核对。费舍尔正好经过，让我去他办公室谈。我以为他会质问我为什么超支，结果他关上门之后对我说：‘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你儿子很聪明，但圣玛格丽特小学的学费不便宜。如果我是你，我会想办法给他更好的条件。’”
“然后他给了您什么？”
“第一次只是一笔小钱。他说学校有一笔建设基金的尾款需要走一个外部账户中转，问我愿不愿意用我的私人账户帮他过渡一下，手续费归我。三千法郎。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答应了。后来金额越来越大，从几千变成几万，从过一道手变成几道手。等我意识到他在做什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他在做什么？”
“他在把教会的钱洗成私人的钱。”莫里茨抬起头，用一种“你们终于问到了”的表情看着哈特曼，“他通过学校建设基金接收来自各种私人基金会的捐赠，然后用我的账户把资金分批转出去，再通过那个叫‘安布罗西亚贸易’的离岸公司洗一圈，最终回到他自己的口袋里。我只是整个链条里一个最不起眼的环节，一个可以被随时替换的中转站。”
“那为什么还要用朱利安·塞弗特的名字开设账户？”
莫里茨的脸色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发生了明显的波动。“那个账户不是费舍尔开的——不，是他开的，但不是他的主意。是那些给他提供捐赠的人要求的。”
哈特曼的眉毛微微抬了一下。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什么捐赠人？”
“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费舍尔从来不提。但从他的通话内容可以判断，那些‘捐赠’不是来自什么善心人士。今年七月，有一笔五十万法郎的款项从境外转入，费舍尔因为这笔钱焦躁了好几天，他和电话那头的人吵了好几次。我听到过一次，他对着电话说：‘我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开账户接收，太显眼了。你们想要安全的渠道，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渠道，但具体的账户必须用别人的名字。’”
“所以他就用了朱利安的名字。”
“朱利安是他能找到的最完美的人选，”莫里茨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苦涩的讽刺，“一个被全校师生敬仰的副校长，一个三十年来从未有过任何财务污点的圣徒。用他的名字开账户，就像把钱存进十字架底下一样，没有人会怀疑。”
哈特曼把手里的笔放下，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大约十秒钟。这十秒钟里他脑子里拼合的不只是一条证据链，而是一整套正在逐步显现的犯罪网络。阿德里安·费舍尔不仅是一个贪污学校资金的校长，他还在为境外的不明势力——也许是逃税的大企业，也许是更复杂的利益集团——提供洗钱服务。圣克莱门特学院在他手里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一个资金中转站，而这座小镇上所有人都还以为那个每天在礼拜堂里领着学生做晨祷的男人，是一个圣徒。
“您把这些告诉过朱利安吗？”哈特曼问。
莫里茨摇了摇头。“我从来不敢。但他自己查出来了。他比我聪明。”
十月十一日。朱利安在工具房里找到莫里茨，说“我知道你被费舍尔控制着”。他说的不是“你是费舍尔的帮凶”，而是“你被控制着”。即使在那个时候，朱利安依然在用一种近乎神父的慈悲看待眼前这个已经深陷泥沼的维修工。
这就是朱利安和所有人不同的地方。他追查真相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拯救——拯救学校、拯救那些被蒙蔽的人、甚至拯救那个正在摧毁他的人。但当他把证据整理好、把账户冻结、把最后的异议声明提交给银行的时候，阿德里安的耐心也彻底耗尽了。
“十月十七日下午，”哈特曼说，“我们回到那一天。您撤掉警示胶带之后，离开钟楼去了哪里？”
“我去了礼拜堂。”
“去做什么？”
“去祈祷。”莫里茨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既真诚又荒谬，像是一个杀人犯在法庭上为自己背诵主祷文。“我知道费舍尔要在钟楼上做什么——不，我不知道具体的，但我知道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事。朱利安那天下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他已经约了费舍尔在钟楼上做最后的谈话。他让我做证人，但我没有去。”
“短信还在吗？”
“删了。费舍尔要求我每次和他联系之后都立刻删除记录。但那部匿名手机是费舍尔不知道的，是我自己偷偷准备的。我把朱利安的短信转移到了那部手机上。”
哈特曼立刻派人去证物室取回了那部按键手机。技术员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恢复了那条被删除的短信。收件时间是十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内容只有简短的两行：
“莫里茨，我已经约了他六点在钟楼顶层。如果六点半之前我没有给你发消息，就把信封里的东西交给警方。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勇气。”
哈特曼把手机屏幕转向莫里茨。“信封？”
莫里茨愣住了。“我不知道什么信封。他没有给过我信封。”
哈特曼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确认这句回答是真实的。然后他站起来，把桌上的文件整理好夹进卷宗，对身旁的年轻警员说：“把他带回羁押室。加强看守，不允许任何人与他单独接触。”
走出审讯室之后，哈特曼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他的脑海里反复重放着那条短信的最后几个字——“谢谢你这段时间的勇气”。朱利安在坠亡前不到两个小时，给一个被他视为可以拯救的人发了一条短信，感谢他的勇气。而那个人，在收到短信之后删掉了它，然后去礼拜堂祈祷。
祈祷的内容是什么，没有人会知道了。
但那条短信还揭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朱利安手里还有一个“信封”。一个在坠亡当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之间被他隐藏起来的、里面装着足以让阿德里安·费舍尔进监狱的完整证据的信封。那个信封没有被找到。警方搜查他的办公室和住所时没有发现，银行的保险柜里没有记录，神学院的旧档案里也没有。
它还在某个地方。
哈特曼拿起手机，拨通了艾琳娜的号码。“你哥哥死前藏了一个信封。他说如果莫里茨在六点半之前没收到他的消息，就把信封交给警方。莫里茨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因为他删了那条短信。但信封还在——就在洛林根镇的某个角落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他是一个恐高的人，”艾琳娜的声音传过来，平稳而锐利，“如果他知道自己要在钟楼上面对一个他明知道是罪犯的人，他一定会给自己留好后路。他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可能给了莫里茨一个机会，但他不会只给莫里茨一个机会。”
“那你觉得信封在哪里？”
“我不知道，”艾琳娜说，“但我知道谁可能知道。”
她挂断电话，从旅馆房间的窗户望出去。那座沉默的钟楼矗立在十月的灰白色天空下，脚手架和防尘网还没有拆除，像一个缠着绷带的证人，在等待某人解开它的纱布，让它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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