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娜·塞弗特在洛林根镇唯一的旅馆里住下来的时候，前台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盯着她的身份证看了足足十秒钟，然后抬起头，用一种介于同情和好奇之间的目光打量她。
“您是朱利安神父的妹妹。”她说，用的是陈述句，不是疑问句。
艾琳娜没有纠正她。朱利安不是神父，他只是在这所教会学校担任副校长，从未接受过圣秩。但在洛林根镇，所有人都习惯叫他神父，因为他做的工作和一个真正的神父几乎没有区别——主持早祷，带领弥撒，听学生的告解，甚至偶尔被请去为临终的老人念经。这个称呼从一开始的误传变成了约定俗成，最后连学校的教职工也懒得纠正了。
“是的。”艾琳娜说，接过房门钥匙。
“您哥哥是个好人，”女招待在身后说，“好人总是走得早。”
艾琳娜在楼梯口停了一步，没有回头。
她住进去的那间房窗户正对着镇中心的小广场，推开窗就能看到圣克莱门特学院钟楼的尖顶。此刻是午后两点，阳光正好，钟楼的石灰岩外立面在光线里泛着一层温润的象牙色，那些脚手架和防尘网远远看上去就像是包裹在伤口上的纱布。艾琳娜盯着那个尖顶看了很久，然后把窗帘拉上了。
她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到空白的第一页，用钢笔在顶端写下日期，然后开始列清单。
她列的是一份人物清单。
第一个名字是阿德里安·费舍尔，身份是校长，关系是朱利安三十年的挚友。她在名字旁边加了一个括号，写上“最后一通电话”。根据朱利安妻子的说法，朱利安坠亡当天下午四点左右接到一个电话，挂断后脸色不太好，说要去校长办公室一趟。那个电话来自阿德里安的办公室座机。朱利安离开办公室的时间大约是四点四十分，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通往钟楼的回廊里，五点半左右。坠亡发生在六点四十分前后。
这中间有两个小时。
艾琳娜在“两个小时”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第二个名字是莫里茨·瓦尔特，维修工，钟楼修缮工程的栏杆负责人。他承认自己没有及时加固临时安装的栏杆，也没有悬挂警示牌。艾琳娜在旁边写了两个字：动机？一个普通的维修失误如果被曝光，顶多被解雇。但如果有人在背后给他提供了免于追责的承诺，他就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
第三个名字是哈特曼探员，洛林根镇警局的结案签字人。她在名字后面画了一个问号，然后写上“可争取”。
第四个名字，她想了很久才落笔——朱利安·塞弗特。被害人的名字。她在旁边写道：他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这句话是朱利安的妻子转述给哈特曼，哈特曼转述给她的。艾琳娜反复咀嚼这句话，觉得它不像是哥哥日常说话的风格。朱利安是一个温和到近乎优柔寡断的人，他很少用“正确”这个词。他更常说“合适的”，或者“也许我们可以试试另一种方式”。当一个人突然开始使用强烈的道德词汇，通常意味着他正在面对一个需要道德勇气才能做出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显然和他的死亡有关。
艾琳娜合上笔记本，从公文包夹层里取出一张对折的信纸。那是朱利安三周前寄给她的手写信，信的内容很平常，无非是问候她的工作和生活，顺便提了一句校庆的事情。但在信的末尾，有一句话被反复划掉又重写，最终保留了这样一个版本：“有些事我最近才知道，我不确定该怎么处理。你如果方便，给我打个电话。”
她没有及时打。她在首都的事务所忙一个并购案，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把那封信夹进了待处理的文件堆里。等她终于拨出那通电话的时候，接电话的人是验尸官。
艾琳娜把信纸折回去，动作很慢。她的下巴在发抖，但她的眼眶是干的。她母亲去世的时候她也这样，不哭，只是下巴发抖。朱利安以前说过，他妹妹的悲伤是不会被外人看见的，像一条在地下流动的暗河，沉默、恒久，能把地基掏空。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洛林根镇警局。
哈特曼把她请进那间散发着速溶咖啡和陈年档案气味的小办公室，给她倒了一杯水，在她对面坐下。他把那份已经签了字的结案意见书放在桌上，手指交叉搭在纸面上，姿态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察在面对死者家属时特有的那种温和抵抗——既不否认你的痛苦，也不承诺他能做什么。
“塞弗特女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他说。
“不，你不理解。”艾琳娜把那只公文包放在腿上，没有打开。“如果你理解，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用这副表情看着我。你的表情在说：这是一个悲伤的妹妹，她需要一个答案，任何答案都可以，如果我能给她一个合理的解释，她就会回家。”
哈特曼的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艾琳娜打开公文包，取出第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我哥哥过去二十年的心理咨询记录。他十五岁时从学校钟楼上摔下来过一次——不是我们家的钟楼，是他读的那所寄宿学校的钟楼。那次事故之后他就患上了严重的恐高症，具体症状包括恶心、眩晕、腿软、以及不可控的回避行为。他连天桥都不走，这一点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
哈特曼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表情微微变了。
艾琳娜取出第二份文件。“这是朱利安的通讯记录，我从运营商那里申请的，作为直系亲属。他坠亡前三天内，和阿德里安·费舍尔通话七次，其中四次通话时长超过二十分钟。而在他们通话的时间段里，有两段恰好与朱利安约见财务律师的时间吻合。我已经联系了那个律师，他答应明天和我会面。”
哈特曼放下第一份文件，拿起了通话记录。
艾琳娜取出第三份文件。“这是我查到的学校基金会近两年的公开财务报告。”她翻开其中一页，用指尖点在某个数字上，“去年有一笔金额不小的款项从建设基金转出，名义是购置教学设备，但收货方是一家注册在离岸群岛的空壳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只有一名董事——”
“阿德里安·费舍尔。”哈特曼说。他不是在提问。
艾琳娜抬起头看他，目光里有一丝意外，随即变成了冰冷的审视。“你查过。”
哈特曼沉默了片刻，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严，然后回到座位上，声音压低了很多。“塞弗特女士，我确实查过。我签结案书的当天晚上睡不着，就把学校的税务档案和银行流水拉出来看了一遍。我看到的东西让我不舒服。但财务问题和刑事犯罪之间隔着一条非常宽的河，没有直接的物证，我不能仅凭不舒服就去推翻一个已经结案的事故认定。”
“那你现在有了物证吗？”
“没有。”
艾琳娜从公文包里取出最后一份文件。这次她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把手压在文件袋上，直视哈特曼的眼睛。“探员，你还记得你写给最高法院的那份报告中提到的那三颗螺栓吗？”
“我记得。”
“我今天早上去了钟楼顶层，”艾琳娜说，“施工方还没有复工，警戒线还在。我在那段缺失栏杆的基座旁边，找到了这个。”
她从文件袋里倒出一个小小的透明证物袋，里面装着几粒细碎的金属碎屑。
“这些是从螺栓孔旁边的石缝里捡到的。表面有新鲜划痕，颜色发亮，不像是氧化过的。如果我把它送去金属分析实验室，我能得到什么？”
哈特曼盯着那只证物袋，脸色彻底变了。
“你会发现，这几颗螺栓是在坠落发生前不久被人为拧松的，”他缓缓说道，“而且润滑程度与周围那些几个月没动过的旧螺栓完全不同。”
“那就对了，”艾琳娜把证物袋收回公文包，站起来，把包挎在肩上，“从现在开始，我是朱利安·塞弗特在本案中的代理人。我有律师资格，在首都执业十年，主攻方向是金融欺诈和渎职犯罪。我需要的不是你的安慰，哈特曼探员。我需要你把这些文件重新看一遍，然后告诉我，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重新开启调查。”
哈特曼站起来，把那沓文件拢在手里，看了她半晌。
“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你哥哥跟你说过他在查的具体是什么事吗？”
“没有。”
“那你打算从哪里开始？”
艾琳娜已经在开门了。她回过头，窗外的逆光把她的轮廓切得轮廓分明。
“从他的挚友开始。”
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
办公室里恢复了安静，哈特曼低头看着手里那沓厚厚的材料，忽然觉得自己在这座安静的小镇上当了二十多年警察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在此刻显得轻飘飘的，像钟楼顶上被风卷起的防尘网。
当天傍晚，洛林根镇下起了雨。钟楼上的防尘网在雨水的浸透下垂坠下来，紧贴在脚手架上，远远看去像是一面降了一半的灰色旗帜。
阿德里安·费舍尔站在校长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雨幕中那座黑沉沉的钟楼。桌上的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没有接。电话响了六声后转入答录机，一个女声从扬声器里传出来，简洁而不带感情：“费舍尔校长，我是艾琳娜·塞弗特。我代表我哥哥朱利安的遗产和我本人，希望和您面谈。请回电话。”
阿德里安静静地听完，端起桌上那杯早已凉透的红茶，喝了一口。他的手很稳，稳到杯中的液面几乎没有晃动。
然后他放下茶杯，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莫里茨，”他说，语气平淡，像是谈论明天的天气，“有人要来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你什么都不知道。”
挂断之后，他从抽屉里取出那张保单副本，翻到背面，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在抄写经文。
写完之后，他把纸折好，放回抽屉里，继续锁好。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钟楼的轮廓在雨幕中逐渐模糊，像一支正在融化的黑色蜡烛。而那个在旅馆房间里翻阅证据的年轻女人，和那个在豪华办公室中静静等待的老朋友，彼此之间的那根弦，正在雨夜中一寸一寸地绷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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