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镀金的十架

私人金属检测实验室位于洛林根镇工业区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平房里，招牌小得几乎看不见，但这家名叫“施泰格冶金分析”的机构在奥斯特拉西亚联邦的材料学界享有盛名。施泰格博士本人是个六十五岁的矮个子男人，手指粗短，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色的金属粉末，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用食指敲击桌面，频率和他的思维速度同步。

“你带来的这些碎屑样本来自三个不同的螺栓孔，”他对着显微镜下的图像说，没有抬头，“孔径分别是十二毫米、十二毫米和十二点五毫米。碎屑的主要成分是热镀锌碳钢，表面有新鲜的剪切划痕，划痕方向一致，都是从螺纹根部向外延展的。”

艾琳娜站在他身后，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些被放大到几百倍的金属断口图像。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外星地貌——嶙峋的银色山脊，凹陷的暗色沟壑，每一道纹路都在讲述一个关于力量如何作用于物质的故事。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不是金属疲劳导致的自然断裂，”施泰格把转椅滑到另一台设备前，调出另一组数据，“如果是长期承载压力产生的疲劳裂纹，断口会呈现典型的贝纹状扩展纹路，裂纹源、扩展区、瞬断区，层次分明。但你带来的这些碎屑表面没有疲劳纹，只有一次性的、从外向内施加的扭转力留下的擦痕。简单说——有人用扳手逆时针转动过这三颗螺栓的螺母，而且转动的时候用了相当大的力气。”

他在便签纸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一个圆圈代表螺栓，一个箭头逆时针旋转。“逆时针是松的方向。”

“可以确定是人为的吗？”艾琳娜问。

“百分之百。”施泰格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还有一个细节你可能感兴趣。螺栓的螺纹槽里检测到残留的润滑脂，成分是锂基复合皂，含有少量的二硫化钼添加剂。这种润滑脂的抗氧化性能很好，通常用于需要长期防锈的户外金属构件，但它有一个特点——它的黏度指数随着时间推移会下降。我测试了这批润滑脂的黏度，氧化程度极低，使用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

“也就是说，在朱利安坠亡之前两天以内，有人重新给这三颗螺栓涂了润滑脂，然后把它拧松。”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施泰格把眼镜戴回去，转身面对艾琳娜，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塞弗特女士，你应该去找警察。这不是意外。”

“我已经找了，”艾琳娜把检测报告装进文件袋，封口，放进手提袋，“现在我需要他们找不到理由拒绝。”

当天下午，她把检测报告送到了哈特曼的办公桌上。哈特曼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读到第二遍的时候，他的表情已经从一个小镇警察的职业性疲惫变成了一种更复杂的东西——那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探员突然意识到自己脚下踩着的地面可能不是实心的。

“螺栓是被人故意拧松的，”他说，不是提问，是确认。

“在坠亡前四十八小时内。”

“莫里茨·瓦尔特。”哈特曼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愤怒。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差点被一个拙劣的谎言骗过去，而那个谎言就摆在他眼前，他却没有拆穿。

“我需要传唤他。”哈特曼站起来，把检测报告夹进一个崭新的案件卷宗，在封面上写下了一串新的编号。旧的那份结案意见书被他从抽屉里拿出来，撕成两半，扔进了碎纸机。

传唤令是在第二天上午发出的。莫里茨·瓦尔特被带到警局的时候穿着一件沾满油漆斑点的工装外套，头发乱糟糟的，眼神在走廊的灯光下显得有些飘忽。他坐在审讯室里，两条腿交替抖动着，手指不停地揉搓一个已经空了的纸咖啡杯。

哈特曼和另一名年轻警员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艾琳娜被安排在单面透视玻璃的另一侧，作为被害人家属代理人旁听。

“瓦尔特先生，关于十月十七日傍晚圣克莱门特学院钟楼顶层栏杆坠落的事，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哈特曼翻开面前的卷宗，语气平和得像是在聊家常，“您上一次确认那几段栏杆的固定状态是什么时候？”

莫里茨咽了一口唾沫。“我说过了，是前一天下午。我临时固定了五段新安装的石栏杆，用螺栓手动拧紧了基座。本来打算第二天上午再去用扭矩扳手做最终加固，但早上下雨了，我就没上去。”

“您说您手动拧紧了。用了多大的力气？”

“就……正常力气。用手拧不动了为止。”

哈特曼从卷宗里抽出一张放大过的金属断口照片，推到桌子中间。“我们的检测报告显示，坠落的这一段栏杆基座上三颗螺栓，在坠落发生前四十八小时内被人用扳手逆时针旋转过，并且在螺纹槽里重新涂抹了新鲜的润滑脂。瓦尔特先生，手动拧紧的螺栓不会有扳手逆时针旋转的痕迹，更不需要涂润滑脂。润滑脂是用来方便松动的。”

莫里茨盯着那张照片，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哈特曼问。

沉默了大约十五秒钟。审讯室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每一格都清晰可闻。

“我……我当时可能是记错了，”莫里茨说，声音比刚才高了半度，带着一种被挤压之后反弹的慌张，“工程赶进度，我每天要处理几十段栏杆，可能那几段我确实忘了拧紧。忘了拧紧不是犯罪，对吧？”

“忘了拧紧不是。但故意拧松，还涂了润滑脂，那就不一样了。”哈特曼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瓦尔特先生，您认识费舍尔校长多久了？”

莫里茨的脸色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微妙的、类似于被抓到把柄时试图藏起什么东西的慌乱。

“我……我给学校干了好几年了，当然认识校长。”

“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坠亡前两天，您的手机和校长办公室座机有过一次通话，时长四分半。那次通话的内容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工程上的事。”

“那十月十七日下午五点二十分，也就是朱利安·塞弗特坠亡前大约八十分钟，您又和费舍尔校长通了一次电话，时长一分四十秒。那次通话的内容，您也记不清了？”

莫里茨的腿停止了抖动。他的手指死死攥着那只空咖啡杯，纸杯发出细微的、被挤压的沙沙声。他的目光在哈特曼脸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垂下去，落在那张螺栓断口的照片上，又迅速移开。

“我要找律师。”他说。

哈特曼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合上卷宗。“这是您的权利。审讯暂停。瓦尔特先生，在您的律师到达之前，您将被暂时羁押。我建议您好好想想——包庇罪在奥斯特拉西亚刑法典里的量刑，不比过失致人死亡轻多少。”

莫里茨被带出审讯室的时候，在门口踉跄了一下。他的工装外套擦过门框，留下一道白色的石灰痕迹。艾琳娜透过单面玻璃看着他的背影，注意到他走路的姿态变了——不是之前那种被传唤来问话时的紧张，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骨头都被抽掉了半截的瘫软。

“他在害怕，”哈特曼走到她身边，也透过玻璃看着那个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但不是怕我们。”

“他怕阿德里安·费舍尔。”艾琳娜说。

“一个维修工为什么怕校长怕成这样？”哈特曼自问自答，“因为校长给他提供的不是一份工作，是一整套不受惩罚的承诺。而现在，这个承诺正在被我们一点一点地撕开。”

那天晚上，艾琳娜回到旅馆房间，把当天的进展记录在那本笔记本里。她写到莫里茨被羁押、写到哈特曼重新开启了调查、写到检测报告里那些铁证如山的金属划痕。然后她放下笔，盯着窗外的钟楼尖顶看了很久。

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她脑子里盘旋，像一只不肯飞走的乌鸦。阿德里安·费舍尔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在和她面谈时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排练。这样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为什么会把如此关键的执行环节交给一个容易崩溃的维修工？他是自信到认为莫里茨能扛住审讯，还是说——

莫里茨也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个可消耗零件？

这个念头让艾琳娜后背一阵发凉。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哈特曼的号码。

“哈特曼探员，”她说，“我需要你查一件事。莫里茨·瓦尔特的经济状况——他有没有债务？家里有没有人需要医疗费？最近有没有大额现金存款？”

“你怀疑他收了钱？”

“我怀疑他收的不仅仅是钱，”艾琳娜说，“我怀疑他收到的是一整套被精心设计的虚假安全感。但如果连这套安全感也是阿德里安事先铺好的陷阱——如果莫里茨从一开始就是被用来消耗的——”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哈特曼听懂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哈特曼说：“我明天一早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