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根镇警局的羁押室在白天看起来比夜晚更逼仄。日光灯管的冷白色光线均匀地铺满每一寸灰色墙壁，把一切照得无所遁形——墙角的水渍、铁栅栏上剥落的油漆、以及莫里茨·瓦尔特脸上那些在黑暗中还能藏住的恐惧。
艾琳娜隔着铁栅栏看着他。这个前一天还在审讯室里用流利的谎言为自己辩护的男人，此刻坐在折叠床的边沿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看到是艾琳娜而不是哈特曼，表情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不是失望，而是一种近乎解脱的松弛。
“他们说你要求见我。”艾琳娜说。她没有坐下，站在铁栅栏外面，保持着一个手臂的距离。
莫里茨点了点头。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擦过木板。“你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又愿意听我说话的人了。”
“和什么事没有关系？”
莫里茨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铁栅栏边上，把脸靠近栏杆之间的缝隙，压低声音，用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你哥哥是一个好人。在他出事之前一周，他来找过我。他知道我被费舍尔控制着，他说他可以帮我脱身。”
艾琳娜的下巴微微收紧。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朱利安在死前单独见过莫里茨。警方在调查中没有发现这个细节，莫里茨在前几次审讯中也从未提及。
“他什么时候找的你？在哪里？”
“十月十一日，下午放学之后，在学校后面的工具房里。”莫里茨说，“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清点第二天要用的防水涂料。他关上门，直接问我：‘费舍尔给你多少钱？’我当时吓坏了，以为他是替费舍尔来试探我的。但他接下来说：‘我不是来威胁你的。我是来告诉你，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已经把证据交给了外面的人。如果你愿意配合，我可以保证你不会被追究。’”
“什么证据？”
“他没有细说。他只说他手里有足以让费舍尔进监狱的材料——不只是账目的事，还有更多。”莫里茨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目光从艾琳娜脸上移开，落在自己那双粗糙的手上，“我当时没有答应他。我怕费舍尔知道我和朱利安说过话。但我也没有拒绝。我说我需要时间。”
“然后呢？你告诉费舍尔了吗？”
莫里茨沉默了几秒钟。铁栅栏外面的走廊里有脚步声经过，他等脚步声完全消失才继续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被压得很深的悔恨。“我没说。但费舍尔自己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也许他在工具房外面装了什么东西，也许有人看见朱利安进去了。我只知道两天之后，十月十三日，费舍尔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儿子在圣玛格丽特小学读三年级对吧？我知道他每天下午三点半放学之后会去学校对面的面包店买一个葡萄干面包。那个面包店的老板娘很喜欢他，总是多给他几颗糖。’”
莫里茨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脸上出现了一种艾琳娜从未在任何人脸上见过的恐惧——那不是对肉体伤害的恐惧，而是一个父亲在听到自己孩子的日常被一个外人用温柔的语调描述出来时，从骨髓深处涌上来的寒意。
“他没有说‘我要伤害你儿子’。他不需要说。他只是在告诉我，他什么都知道。”
艾琳娜沉默了很久。电灯管发出一声细微的嗡鸣，在寂静中格外刺耳。她想起朱利安在给她那封信里写的话：“有些事我最近才知道，我不确定该怎么处理。”他不知该怎么处理的，也许不只是账目的事。他知道自己的挚友不仅是一个经济罪犯，还是一个能用孩子的安全来操控人心的魔鬼。但他还是选择了对抗。他选择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交给“外面的人”，然后独自等待结果的到来。
他等了六天。第六天傍晚，他从钟楼顶层坠落。
“莫里茨，”艾琳娜的声音比刚才更轻，但更锐利，“坠亡那天傍晚，你在钟楼顶层做了什么？”
莫里茨的身体明显僵住了。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在心里反复斟酌每一个即将出口的字的重量。最终他说：“我把平台上的警示胶带撤掉了。”
“什么警示胶带？”
“费舍尔让我在事发前一天下午，在钟楼顶层入口处拉了黄色警示胶带，上面写着‘施工中，禁止入内’。他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等最终加固完成之后再撤掉。但十月十七日下午五点刚过，他又打电话让我把胶带撤了。他说等会儿有人要上去检查工程进度，胶带挡着不方便。”
“你撤了胶带，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我没有留在现场。他让我撤完胶带就回家，不要告诉任何人。”
艾琳娜在心里重新拼凑那条时间线。五点刚过，莫里茨撤掉了警示胶带。五点二十分，阿德里安最后一次给莫里茨打电话。五点三十分到五点五十分，那部匿名手机三次联系莫里茨。五点四十分，匿名手机信号进入学校。六点，手机关机。六点四十分，朱利安坠亡。
警示胶带的撤除意味着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朱利安走到钟楼顶层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禁止入内的标志。如果他看到了，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擅自闯入。如果没有看到，他就会像过去二十多年里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平和地、毫无戒备地推开那扇通往平台的铁门。
阿德里安了解朱利安的一切。了解他的谨慎，他的规则感，甚至他的恐高症。他精确地计算了每一个环节：先用警示胶带制造一个“工程未完成”的假象，让莫里茨相信这只是正常的安全流程；然后在朱利安到达之前命令莫里茨撤掉胶带，确保朱利安能畅通无阻地走到那段致命的栏杆前。
他甚至可能知道朱利安恐高。三十年的朋友，这种事不可能不知道。正因为知道，他才选择钟楼——一个恐高的人最大的恐惧在顶层，而一个恐高的人摔下去之后，所有人都会说：他绝不会自己去那种地方，一定是意外。
阿德里安把朱利安的弱点变成了自己辩护词的一部分。
“你为什么现在愿意告诉我这些？”艾琳娜问。
莫里茨的手伸进工装外套的内衬口袋，掏出那个小小的塑料自封袋。袋子里那颗白色药片在日光灯下显得苍白而无害。他把袋子举到艾琳娜眼前。
“因为我不想死，”他说，“费舍尔给我的这颗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安眠药。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继续替他扛着，他迟早会让我用上它。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在外面。对他来说，一个死人永远比一个活人更安全。”
他把自封袋递出铁栅栏，艾琳娜接过来，托在掌心里。那颗药片几乎没有重量。
“我会让哈特曼送去化验。”她说。
“你相信我吗？”莫里茨问。
艾琳娜把自封袋收进手提袋，抬起头看着他。“不完全相信。但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比你说的上一个版本更接近真相。这就够了。”
她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莫里茨在身后叫住了她。
“塞弗特女士。你哥哥那天来工具房找我，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害怕。但你害怕的东西，我也怕。区别是，我已经决定不再让恐惧替我决定我能做什么。’”
艾琳娜没有回头。她走出羁押室的走廊，推开厚重的铁门，十月的冷风灌进来，吹得她的脸颊生疼。在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朱利安在坠亡前的最后几周里，是孤独的。他不能告诉妻子，怕她担心；不能告诉同事，怕打草惊蛇；甚至不能告诉她这个妹妹，因为他知道她在首都的工作已经足够让她疲惫。他独自一人扛着那三十万来历不明的存款、阿德里安的背叛、以及一个正直的人在被拖入泥沼时最深的羞耻感，默默地把所有证据整理好，交给外面的人，然后等待。
他等来的不是正义，是一个被拧松了螺栓的钟楼栏杆。
那天傍晚，哈特曼拿到了那颗药片的初步化验结果。报告上写着：非处方类苯二氮卓类药物，标准安眠成分，剂量在正常范围内。无毒。
“他没有撒谎，”哈特曼在电话里对艾琳娜说，“至少关于药片他没有。这确实是一颗普通的安眠药。费舍尔给他的确实是‘退路’，不是毒药。”
“这更可怕，”艾琳娜说，“因为这意味着费舍尔自信到不需要杀莫里茨灭口。他知道莫里茨怕到什么程度——怕到即使给他一条活路，他也不敢走。”
她挂断电话，在笔记本上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一个日期：十月十一日。朱利安在工具房找到莫里茨的那一天。然后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另一个日期：十月十三日。阿德里安用莫里茨儿子的名字威胁他的那一天。
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只隔了四十八个小时。
阿德里安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知道朱利安和莫里茨见过面的？他在工具房外面装了监听设备？派人跟踪了朱利安？还是说——
艾琳娜的笔尖停在了纸面上。
还是说，莫里茨自己在被朱利安找过之后就立刻向阿德里安报告了？他的恐惧是真的，但他向阿德里安表忠心的速度可能同样快。如果是这样，那么莫里茨在羁押室里对她说的每一个字，可能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他的崩溃、他的忏悔、他的眼泪——所有这些，也许只是另一场表演。
而那颗安眠药，也许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准备的，用来增加故事可信度的一个道具。
艾琳娜合上笔记本，感觉到那条在地下流动的暗河正在加速，正在把她脚下看似坚实的地面一点一点地冲刷成空洞。她不知道哪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哪一部分才是真相。她只知道，在洛林根镇这座安静的小镇上，每一张看似坦诚的面孔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套精心排练过的剧本。
而钟楼上的钟声，还在为下一件事倒计时。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