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曼坐在洛林根镇警局那间散发着速溶咖啡和陈年档案气味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两份摊开的档案。左边是莫里茨·瓦尔特的最新审讯笔录，右边是刚从首都金融犯罪调查局传真过来的资金链路图。图上用红色记号笔画出的线条像一张被胡乱编织的蛛网，从圣克莱门特学院建设基金的账户出发，经过“安布罗西亚贸易”和另外两家名字已经被注销的离岸空壳公司，最终汇入三个终端账户。其中两个终端账户的持有人已经确认是阿德里安·费舍尔的化名。第三个，也就是朱利安·塞弗特名下那个被冻结的账户，在整张资金链路图中处于一个极其特殊的节点——它同时接收来自上游空壳公司的资金，又向下游另一个账户转出过两笔款项，每笔均为五万法郎，转账时间分别是今年八月十二日和九月三日。
哈特曼顺着这两笔转出记录继续往下追。接收方是一个在首都奥特贝格商业银行开设的信托账户，账户名称是“圣玛格丽特儿童教育基金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慈善组织，但在奥斯特拉西亚联邦工商注册局的公开数据库里，这个名字并不存在。它是一个未注册的、只存在于银行系统内部的虚拟账户名，开设于今年七月——恰好与境外大额捐赠开始密集流入的时间吻合。
哈特曼拨通了首都金融犯罪调查局联络官的电话。“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信托账户——‘圣玛格丽特儿童教育基金会’。它在奥特贝格商业银行有一个托管账户，过去三个月内接收过两笔来自朱利安·塞弗特账户的转账，每笔五万法郎。”
电话那头的联络官沉默了一会儿，键盘敲击声隔着听筒传来。“这个账户……哈特曼探员，你确定是这个账户名吗？”
“确定。”
“这个账户已经被列入了我们的重点监控名单。它关联着一个更大范围的跨境资金转移网络，目前正在被联邦反洗钱中心调查。我不能在电话里透露更多，但如果你手头的案子和这个账户有关，你需要马上向地方法院申请正式的联合调查授权。”
“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谁？”
“注册文件上写的是一名叫做‘克拉拉·沃斯’的自然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被冒用的身份。真正的控制人隐藏在至少三层代持结构后面。我们追了两个月还没追到。”
克拉拉·沃斯。哈特曼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名字，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他挂断电话后打开洛林根镇的户籍系统查了一下，奥斯特拉西亚联邦境内共有四个叫克拉拉·沃斯的注册公民，其中一人在十年前就已经去世，另外两人的年龄和职业都与本案毫无关联，第四人是一名退休的邮政职员，从未离开过她居住的小镇，名下没有任何金融账户。毫无疑问，这个身份是被冒用的。
一个被冒用的身份。一个不存在的基金会。一个被伪造的联名账户授权书。一笔来源不明的三十万法郎。
阿德里安·费舍尔不仅贪污了学校的资金。他在用朱利安·塞弗特的名义构建一整套用于洗钱的身份外壳。而当朱利安发现这套外壳并试图从内部瓦解它时，他必须被清除。不是在黑暗的小巷里被刺杀，不是在公路上被制造车祸——那些太明显、太容易留下痕迹。他需要一场足够逼真的意外，一场能让所有人——包括警方——都自然而然地归结为施工疏漏的意外。他做到了。
与此同时，艾琳娜在哈特曼办公室里紧锁着眉头听完了他对资金链路和虚假身份的调查汇报。她没有立刻回应，而是从手提袋里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点开一段音频文件。“首都分拣中心扫描件的云端链接里除了这封信以外，还有一个加密的音频文件夹，文件名是‘10月13日-办公室’。加密密码是母亲的名字。我试了三次，进去了。”
她按下播放键。录音的前十几秒是一段模糊的窸窣声，衣料摩擦，一把椅子被拖动，然后是阿德里安的声音——清晰、平稳，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静，与他在追思会上颤抖的嗓音判若两人。
“朱利安，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你在做一件正义的事，但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和谁打交道。”
朱利安的声音紧跟着响起，更远一些，但足够清晰。“那你告诉我。我在和谁打交道？”
一段沉默。录音里能听到窗外隐约的鸟鸣和远处操场上的哨声。
“我不能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你也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这些资金在进入学校账户之前，就已经经过了至少三个国家的金融系统，每一层都有合法的壳公司做屏障。你查到的所谓证据，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块。即使你把这块冰凿碎了，水面以下的部分照样运转。”
“你在威胁我。”
“不，我在保护你。我用你的名字开那个账户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他们需要在本土有一个干净的身份作为中转节点。我选了你，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我不会说‘不会出卖我’，但至少你会在我解释之后理解这件事的复杂性。朱利安，你以为我只是在贪污学校的钱。我告诉你实话：学校的钱我一分都没动。建设基金里被转出的每一笔资金，都是境外注入的。学校是我洗钱的渠道，不是我偷钱的对象。”
朱利安的呼吸声在录音里变得沉重而缓慢。几秒钟后，他的声音再次响起，语调变了——不再是质问，而是一种近乎悲伤的平静。
“阿德里安，你还记得我们二十年前在钟楼顶上的一次争论吗？你说教会学校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竞争优势，要想生存就必须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源。我说如果资金来源不干净，那学校本身就会被污染。你说我太天真。现在你告诉我，我的天真值多少钱？”
“三十万法郎。”阿德里安说，语气平淡得像在报一个天气预报的数字。
“这就是你在我名下存的那笔钱。”
“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加。朱利安，我不想和你为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认识最久、最了解我的人。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干净。账户可以关掉，资金可以原路退回，境外那边我会告诉他们渠道断了。你不需要做任何违法的事，你只需要停止追查，停止联系律师，停止给你妹妹寄那些东西——”
录音在这里出现了一段尖锐的杂音，像是什么东西被猛地推了一把。
“你知道我寄了东西给艾琳娜？”
“我当然知道。你在十月十一日晚上从学校邮局取了挂号信专用的牛皮纸信封，第二天去了镇上的邮局。你以为邮局那位老职员是你的教友就会替你保密——朱利安，这个镇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不只是认识你。”
又是一段沉默。这次更长，大约有二十秒。哈特曼在录音播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上身前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仿佛能透过音频波形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犯罪现场。
朱利安的声音再次响起时，比之前更轻，但更稳。“阿德里安，如果我死了，那些材料会自动寄到警方手里。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不会死。没有人会让你死。我向你保证。”
录音到此戛然而止。持续的沙沙声之后，音频文件结束。
“他撒谎。”艾琳娜说，声音冰冷，“他说的‘没有人会让你死’，是在录音之后不到四天里被推翻的。十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四十分，朱利安从钟楼顶层坠落。他安排好的那些材料——至少寄给我的那一份——到现在还没有离开首都分拣中心。如果他寄给‘外面的人’的那份原件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延迟了，那阿德里安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剩下的证据清理干净。”
“寄给‘外面的人’的原件？”哈特曼抓住了这个字眼。
“朱利安在信里说他做了两手安排，一份副本寄给我，一份原件寄给另一个他认为最可靠的人。铁路工人的罢工导致了普遍性的邮件延迟，而阿德里安显然知道朱利安寄了挂号信，只是不知道他寄给了谁，也不知道具体寄了多少份。”
哈特曼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窗前。窗外是洛林根镇平静的街景——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两个老人在面包店门口聊天，一群学生骑车穿过广场。在这幅宁静画面的底下，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正在用他生前布下的线索，一步一步地把一个活人逼入绝境。
“邮局的那位职员——我们需要和他谈一谈。他知道朱利安寄了信，可能也知道信是寄给谁的。如果阿德里安在他之前接触了他……”哈特曼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艾琳娜合上笔记本电脑，已经拎起手提袋站了起来。“我们现在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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