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本健在旧货市场找到姜东秀的时候，后者正蹲在一排旧书摊前面，手里翻着一本掉了封皮的推理小说。这是海津港区附近最大的跳蚤市场，沿着废弃的货运铁路线一字排开，卖什么的都有——旧电器、过期的进口罐头、被船运公司淘汰下来的航海仪器，以及退休老人从家里清理出来的旧书和唱片。姜东秀每周三早上都会来这里。不是因为他喜欢逛旧货市场，而是因为这里没有摄像头，人多嘈杂，说话不容易被听见。
杉本在他旁边蹲下来，假装在翻一堆旧杂志。“尹在赫拿到了老崔的记录簿。一本手写的拳手体能记录，里面记录了每一个拳手的血型、肾功能评估等级，以及——回收建议。”
姜东秀翻书的手停了一下。“老崔亲手交给他的？”
“不是亲手。他把记录簿藏在工具包夹层里，等尹在赫去拿。不是巧合，是刻意的。”杉本抽出一本旧杂志，翻了翻又放回去，“老崔在每一页上都写了拳手的代号和体能数据，格式跟金井淳一的术前评估表完全一致。最后一页写了尹在赫的数据，旁边用铅笔加了一行字——‘不建议回收。有证人。’”
姜东秀把推理小说合上，放回书摊上。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然后示意杉本跟着他走。两个人穿过旧货市场，沿着废弃的铁路线往海边走。铁轨间的杂草已经长到了小腿高，海风从港口方向吹过来，把草叶压得贴在地面上。
“你要我做什么？”姜东秀问。
“我需要你帮我重新审阅一遍五年前的旧档案。不是官方归档的那份——是你自己留的那份。你说你的报告被改了一个词，从‘他杀’改成了‘意外’。我需要你把所有的原始记录都拿出来，包括目击证人的笔录、现场勘查笔记、以及你跟老崔谈话的记录。尹在赫的记录簿可以把五年前的拳手和现在的拳手连接起来，如果两边的数据格式一致，就能证明这是一个持续了至少五年的有组织犯罪网络，而不是孤立的个案。”
姜东秀停住了脚步。他站在铁轨中间，两只脚踩在两根平行的锈蚀铁轨上，像是站在一条永远不会交汇的岔路口。海风吹过来，把他稀疏的白发吹得乱七八糟。他看着远处的海平线，沉默了很久。
“五年前的档案，我确实留了一份。”姜东秀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但不是全部。有三页最关键的东西——目击证人的笔录原件、我拍的拳场现场照片、以及一份我从医院里拿到的匿名供体名单复印件——在五年前就被我销毁了。烧掉的。在我收到退休建议的当天晚上，我在后院用铁桶烧了整整一沓纸。”
“为什么？”
“因为我害怕。”姜东秀转过脸来看着杉本，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羞愧，不是后悔，是某种更接近疲倦的东西。“中村当时的直接上司——刑事课长前田正人——在一个晚上敲了我家的门。他没有威胁我，没有拍桌子。他只是把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里面是我女儿在东京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她考的是早稻田，学费一年三百五十万日元。然后前田问我，如果我的退休金被取消了，我拿什么供我女儿读书。他没有说‘如果你继续查’，但‘如果’就在那个信封里，比任何威胁都具体。第二天我提交了退休申请。第三天我在后院烧了那些纸。”
两个人又往前走了一段，铁轨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嘎吱声。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被海风吹散在港区灰蒙蒙的天空里。
“老崔。”姜东秀换了一个名字，语气里有种复杂的情绪，“你知道我跟老崔的关系吗？”
“你审过他。”
“不只是审过。”姜东秀停在铁轨尽头，前面就是海岸线的防波堤了。他弯腰捡起一块碎石，扔向海面，石头飞了不到十米就落进了灰色的海水里。“老崔的全名叫崔正洙。仁川人，年轻的时候在仁川港码头做搬运工。有一天一艘载满建筑钢材的货轮到港，吊机操作失误，钢材从高处滑落。崔正洙推开了旁边的工友，自己的右手被砸碎了三根手指。当时工头说这是工伤，公司会赔。结果他等了半年，什么都没等到。公司申请了破产，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开张。新公司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三根手指，换了一个空头支票。”
“所以他也跟拳手一样，是被系统吃掉的人。”杉本说。
“不一样的是他活下来了。”姜东秀又捡起一块石头，这次没有扔，只是握在手里，“五年前我审他的时候，问过他为什么不去报警。他说他报过了。二十年前，他举着那只只剩两根完整手指的右手，走进海津警署，被人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一个穿西装的人——他记不清那个人的长相了，只记得对方的手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上面刻着一棵松树和三座山。那个人听他说完，然后把一张名片推到桌子对面，告诉他应该去找劳动局，不是警察。崔正洙走到劳动局的时候，工作人员连门都没让他进，隔着窗口说工伤认定的追溯期已经过了。追诉期是半年，他等了七个月。那个穿西装的人一定是知道的，但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他失去了手指、赔偿、以及对人最基本的信任。从那天起，他就在一条没有出口的路上打工、挣扎、最后走进拳场，给拳手缠绷带。他是在给自己缠绷带，杉本。”
海鸥的叫声突然变大了。杉本和姜东秀同时回头，看到一群海鸥从旧货市场的方向飞过来，扑棱棱地掠过两人的头顶，白色的翅膀在灰色的天空下反射着刺眼的光。
“如果我去找他，”姜东秀把石头扔进海里，“他会愿意做证人吗？”
“我不知道。”杉本说，“但记录簿是他主动交出来的，不是尹在赫偷的。他想要开口，但又不敢。也许他可以对我们中的一个说出真相。”
姜东秀拍了拍手上的碎石屑，转过身往回走。杉本跟在他身后，两个人沿着废弃的铁路线重新穿过旧货市场。摊贩们已经收了一半，空出来的地面上散落着旧报纸和被遗弃的纸箱。姜东秀走到自己那辆旧轿车旁边，从后座上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扔给杉本。
“给你。上次清空办公室的时候你应该损失了不少家伙。”姜东秀坐进驾驶座，发动了引擎。车尾喷出一股呛人的黑烟，引擎发出老旧的轰鸣声。
杉本接过帆布袋，掂了掂，分量不轻。他沿着原路回到办公室时，海雾已经开始变浓了。从四楼窗口望出去，港口的起重机只剩下几根模糊的骨架，远处的海面被雾气完全吞没。他打开帆布袋，里面是一个老式长焦镜头、一个便携录音笔、一本卷边的手写通讯录——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几十条线人的代号和联系方式——还有一枚已经褪色的警徽，背面刻着一排小字：“海津警署·重案组·姜东秀”。他把警徽放在桌上，手指在冰冷的金属表面轻轻摩挲了片刻，然后拿起手机拨通了尹在赫的号码，拇指按下最后一个数字时不自觉地放慢了半拍——像是在给那个迟疑的口型留下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
电话响了很久，转到语音信箱。杉本挂掉，又打了一遍。这次尹在赫接了。
“我刚才在病房里，手机调了静音。”尹在赫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金道植刚才打来电话，确认了周五的细节。对手叫须藤，东京地下拳坛的重量级冠军，二十六岁，擅长柔道和巴西柔术，关节锁是他的专长。金道植还提醒我，周五的拳赛是‘最高级别’的，观众里有两位是从东京专程飞过来的，所以——”他顿了顿，“——‘请务必让他们看到一场精彩的表演’。他说‘精彩’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跟郑义善一模一样。”
杉本把姜东秀给他的长焦镜头从帆布袋里拿出来，对着窗外试了试焦距。镜头很沉，金属外壳上有几道划痕，但镜片保存得很好，透过取景器能看到港区对岸那家挂着“海津医疗器械”招牌的仓库，甚至连仓库门上的编号都清晰可辨。
“告诉尹在赫，”杉本一边调整着焦距一边说，“周五之前把老崔记录簿的原件交给我。我会在那天晚上潜入拳场外围。姜东秀已经答应去找老崔谈话了——如果老崔愿意出庭作证，我们就能在拳赛之前申请紧急搜查令。但前提是你需要保证一件事。”
“什么？”
“周五晚上，不管铁笼里发生什么，你都不能让对手控制你的关节超过三秒。一旦被锁住，立刻放弃位置，滚出他的控制范围。不要试图反锁，不要试图硬扛。”杉本顿了顿，“他习惯了对手会拼死抵抗——你最好反着来。”
“明白。”尹在赫说。
杉本挂了电话，把长焦镜头放在桌上，开始检查录音笔的电池。姜东秀留给他的这台录音笔是老式的磁带机，机身有一道裂缝，用绝缘胶带缠了好几圈，但按下录音键的时候，红色的指示灯仍然亮了起来。他把录音笔和长焦镜头一起放回帆布袋里，然后把帆布袋锁进了抽屉。
然后他拿出姜东秀给他的那本通讯录，翻到中间的一页。那一页的边角被折过，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崔正洙”，下面是一串很久没有拨打过的电话号码。杉本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六声，就在杉本准备挂断的时候，对方接了。老崔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沙哑、警惕、像是在等待一个等了很久的消息。
“谁？”
“杉本健。姜东秀以前的搭档。”
电话那头沉默了。杉本能听到背景里隐约的机器轰鸣声——老崔大概正在码头附近。海风从听筒里灌进来，把老崔的呼吸声吹得断断续续。
“我知道你把记录簿给了尹在赫。”杉本说，“我也知道你五年前没有开口。姜东秀托我转告你——他从来没有怪过你。”
沉默继续延展，然后老崔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见，即便他那边除了海风什么都没有。“杉本警官。我看了尹在赫跟崔泰浩那场拳赛，那孩子不肯退——二十年来我没见过一个人能连赢两场特殊拳赛。但我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几场。如果你要我做证人——我这一辈子懦弱了两次，第一次丢了三根手指，第二次丢了三个拳手。我不想再有第三次。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尹在赫的母亲，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有人照顾。”老崔的声音在风里微微发颤，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稳，“透析排期不能断。不能像我当年站在劳动局窗口外面那样，被人用一句‘追溯期过了’打发走。你答应我，我就跟你走。”
杉本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看着窗外越来越浓的海雾。“我答应你。”
挂掉电话之后，他走到软木板前面。软木板现在已经重新钉上了几张照片——尹在赫拍的账本复印件、针管残留物的化验草图、金井淳一的指纹比对报告，以及那张被杉本用红笔圈过的山崎裕也剪彩仪式照片。他拿起一枚图钉，把老崔的记录簿照片钉在所有这些材料的最上方，然后用红笔写了一行字——“证人：崔正洙。状态：已确认。条件：保护尹明淑。”
他退后一步，看着这面重新开始生长的墙。墙上的人和事正在从一个模糊的轮廓变成一个清晰的形状。但形状越清晰，危险就越大。因为对手也会看到这个形状，然后判断出谁是这个形状上最脆弱的一环。那可能不是老崔，不是尹在赫，而是躺在VIP病房里、以为好运突然降临的尹明淑。
杉本拿起车钥匙，穿上风衣，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灯光昏暗，海风从旧楼的裂缝里灌进来，吹得天花板上老旧的日光灯管微微晃动。他下楼的时候经过三楼，看到刑事课的牌子已经摘掉了，办公室的门锁着，门上贴着一张通知——“刑事课已迁至新楼A座三层，请前往新楼办理业务。”
中村诚在新楼的玻璃幕墙后面，此刻大概正在写一份关于杉本健“滥用警力资源、私自保留证物、越权调查”的报告。那份报告的措辞一定很规范，每一个字都经过法务部门的审核，找不到任何漏洞。而杉本手里握着的证据，如果不能在周五之前转化成为有效的搜查令，那些针管、录像带、账本照片和老崔的证词，就会跟姜东秀五年前烧掉的那三页纸一样——存在过，但没有人会看到。
他推开旧楼的大门，海雾迎面扑来，冰凉而潮湿。他坐进车里，发动引擎，朝海津市立医院的方向驶去。在尹在赫走进周五的铁笼之前，他需要跟尹明淑谈一次。不是谈拳赛，不是谈证据，而是谈她的儿子——那个从来没有告诉她自己在地下拳场打拳的儿子。
灰色轿车消失在港区的雾里，尾灯在浓雾中渐渐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然后被灰色完全吞没。远处码头上，一艘货轮正在鸣笛，低沉的汽笛声穿过雾气，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荡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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