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山站以西三十公里，梅里特矿区的入口被两座锈红色的尾矿堆夹在中间，像一道被遗忘的伤口。这条路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养护了，沥青路面龟裂成密密麻麻的网状纹路，缝隙里长出了膝盖高的野艾草。米洛的卡车颠簸着驶过这段路，车厢里的工具箱发出哗啦啦的撞击声，每一次颠簸都像是有人在用拳头敲打底盘。
莉迪亚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摊着一张从旧加油站便利店买来的矿区地图。地图的折痕已经磨出了毛边，上面的印刷字迹模糊不清，但她还是找到了那个位置——旧医务室，在矿区主巷道入口以东大约一公里的山坳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碎石路可以进去。
“这条路已经封了很多年了，”米洛说，眼睛盯着前方被野草侵蚀的路面，“我在这条铁路线上跑了三年，从来没见过有人进出矿区。连护路队都不来这个地方。”
“所以蕾娜选了这里。”莉迪亚说。
“不是她选的，”伊森从后座上探过身来，“是戴尔选的。卢卡斯的纸条上说，是戴尔把她介绍给了科林斯医生。一个逃犯不会随便信任一个医生，除非有人替她做了担保。而那个担保人恰好在利用她的信任。”
车厢里沉默了一会儿。只有柴油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和轮胎碾压碎石的咔嚓声在回应伊森的话。
矿区入口的栏杆已经锈断了，斜斜地挂在铰链上。栏杆旁边是一间废弃的岗亭，玻璃窗碎了一半，里面堆满了被风吹进来的枯叶和旧报纸。米洛把卡车停在岗亭前面，三个人下了车。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硫磺味——那是废弃矿坑里残存的有害气体与地下水发生反应产生的气味，刺鼻而潮湿，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下深处正在慢慢腐烂。
旧医务室是一栋两层的灰色水泥楼，外墙上的石灰已经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门口的招牌只剩下一个“医”字还勉强能辨认，其余的笔画都被风雨侵蚀得变成了墙面上模糊的灰斑。门是虚掩着的，门缝里透出极其微弱的黄色灯光。
“有人。”米洛压低声音说。
伊森推开门。
门厅里没有人。那盏灯是走廊尽头的一盏应急灯，挂在墙上，电池显然快耗尽了，灯光每隔几秒就闪烁一下。走廊两侧各有几间病房，门都是关着的，门上的编号牌有的掉了，有的歪歪斜斜地挂在螺丝钉上。地板上的油毡已经卷起了边角，踩上去会发出黏腻的剥离声。
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病房，门是开着的。
一个老人坐在里面。他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白大褂，肩线处有一块已经褪色的污渍。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是浑浊的灰蓝色。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不是应急灯，是真正的煤油灯，玻璃罩被烟熏得发黄，火苗在罩子里安静地燃烧。
“科林斯医生？”伊森站在门口问。
老人没有抬头。他正在翻一本厚厚的医疗记录簿，纸页泛黄，边角卷曲，有些页面上能看到被水渍晕开的墨迹。
“你们是警察吗？”他的声音很平，不带任何情绪。
“不是。”
“记者？”
“也不是。”
“那就进来吧。”科林斯终于抬起头，“我等到现在，不是为了等警察和记者。他们不会来这个地方。他们从来不来。”
伊森走进病房。莉迪亚和米洛跟在后面。病房里有一张铁架床，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热水瓶和一个搪瓷杯子，杯沿上还有干涸的茶渍。墙上挂着一幅矿区地图，和莉迪亚手里那张是同一个版本。角落里堆着几箱已经发黄的药品包装盒。
“你是那个检察官，”科林斯说，看着伊森，“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今天早上的新闻。你站在老市政厅的台阶上，手里举着一把扳手。整个格拉斯顿都看到你了。”
“我不是检察官了。”
“我知道。但你看起来还是像一个。”科林斯把老花镜摘下来，用袖口擦了擦，重新戴上，“你来这里是为了蕾娜·罗奇。或者说薇拉·萨默斯。她有至少四个名字，在我这里用的是最后一个——艾琳·沃德。一个普通的、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名字。”
他翻开医疗记录簿的其中一页，把本子转向伊森。
那一页上记录着一个病人的入院信息。姓名：艾琳·沃德。年龄：二十八岁。入院日期：两年前的四月。诊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晚期。备注：无亲属联系人，费用由私人匿名账户支付。
“她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科林斯说，“矿区早年使用过大量含苯的有机溶剂处理矿石，地下水被污染了很多年。她在赫尔市生活的那段时间——尤其是她在调车场工作的那几个月——可能接触过受污染的水源。癌症已经扩散到了她的淋巴系统和骨髓。她最多还有三个月。她到死都没有告诉我她真正的名字，但我后来看了新闻，看到了她姐姐的照片。她们长得太像了。”
“她在这里的最后几个月，有没有人来看过她？”伊森问。
科林斯沉默了一会儿。煤油灯的火苗在他浑浊的眼睛里反射成两个微小的橙色光点。
“有，”他说，“两个。第一个是一个年轻男人，个子很高，长得不起眼，但眼睛很奇怪——那种你看了会不舒服的眼睛，像是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他说他叫卢卡斯。他来过三次。第一次来的时候，蕾娜不肯见他。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我开门的时候，他还站在那里，嘴唇冻成了紫色。蕾娜后来还是见了他。他们在病房里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没有听到他们谈了什么，但他走之后，蕾娜的情绪平稳了很多。像是在那场谈话里卸掉了一些她已经扛了太多年、太沉重的东西。”
“第二个人是谁？”
科林斯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老花镜从鼻梁上拿下来，放在医疗记录簿旁边，然后用拇指揉了揉鼻梁上被镜托压出的两道红痕。
“第二个人是在她死前一周来的，”他说，“不是在白天。是在凌晨三点，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没有开车灯。他进到病房里，把门关上，在里面待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在走廊里听到蕾娜的声音——不是哭，是喊叫。那种被压抑了很多年、终于在最后一刻全部爆发出来的喊叫。我听不清她喊了什么，但有一句话我听到了。”
“什么话？”
“她说，‘你毁了我，但你毁不了我姐姐做过的事。’”
伊森感觉自己胃部收紧成了一个硬块。
“那个人是奥利弗·戴尔，”他说，“他来做什么？”
“他要蕾娜签署一份声明，”科林斯说，“一份否认所有指控的声明。他带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条款写得很详细——蕾娜·罗奇承认自己在法学院期间与奥利弗·戴尔没有任何超出正常师生关系之外的交往，她承认那些信件是她在精神不稳定状态下撰写的虚构内容，她承认她姐姐伊芙琳的调查报道是受了竞争对手的政治势力指使。她只需要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戴尔就会继续支付她的医疗费用，给她换到更好的医院，甚至给她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干净的、和那些痛苦没有任何关联的人生。”
“她签了吗？”莉迪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平稳而冰冷。
科林斯看着她，然后又看向伊森。
“她没有签。她把那份文件撕成了两半，扔在了戴尔的脸上。然后她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每一个字——‘你可以活下去，戴尔，但你不能活着而不被任何人知道你是谁。总有一天，会有人知道。我不需要看到那一天。我只需要在死之前知道那一天会来。’”
病房里安静得只剩煤油灯芯燃烧的细微嘶嘶声。
“戴尔走了之后，蕾娜把我叫到床前，”科林斯继续说，“她给了我这个。”
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用防水油布包裹的盒子，和卢卡斯在钟房里交给伊森的那个盒子几乎一模一样。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叠信件、几张照片和一卷微型磁带。
“这些信是戴尔写给她的更早的那一批——不是在法学院期间的，而是在她知道自己的姐姐被杀了之后。信里详细记录了戴尔如何用她的安全来威胁她保持沉默，如何安排她离开赫尔市，如何为她伪造薇拉·萨默斯的身份和死亡记录。照片是她在调车场工作的那段时间拍的，照片里有信号塔，有调车场的休息室，有文森特·雷恩——她拍下了文森特站在信号灯旁边换灯泡的背影。她说文森特是她在那个地方遇到的唯一一个好人。”
他把那卷磁带拿起来。
“这卷磁带是她最后的证词。录于她死前三天。她在里面说了她姐姐的事，说了戴尔做的事，说了她在调车场那几个月里看到的一切，包括她亲眼目击的关于卢卡斯·伯顿异常行为的情况。我没有听过这卷磁带。她说只有等到合适的人来，才能打开。”
伊森接过了磁带。塑料外壳已经发黄，但磁带本身看起来保存完好。他把磁带翻过来，看到贴着的标签上有一行用黑色签字笔写的字：“致那个替我姐姐找到真相的人。你不欠我的，但你如果听到这个，你就会知道你欠文森特的。”
“她欠了所有人，”科林斯说，“但她唯独不欠她自己。”
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引擎声。不是米洛的卡车柴油机——是更轻、更快、底盘更低的汽油引擎声，不止一辆。
米洛快步走到窗前，把窗帘掀开一角。
“蓝车，”他说，声音骤然绷紧，“两辆。停在了矿区入口的岗亭旁边。他们找到这里了。”
“他们不是找，”伊森说，“他们是一直知道。只是他们在等我们来。现在他们可以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一网打尽。”
科林斯站起来，把老花镜放进白大褂的上衣口袋里，动作很慢，像是这场告别他已经准备了很久。
“你们从后门走，”他说，“旧医务室的地下室有一条太平间的通道，直接通向矿山医院旧址。那栋楼的地基塌了一半，但通道应该还能走。我没有东西需要收拾了。我在这里等的人已经来了。”
“你不能留下，”莉迪亚说，“如果那些人知道你手里有蕾娜的证据——”
“我今年七十四岁，”科林斯打断了她，声音温和但坚决，“我在梅里特矿区当了四十年医生，看过矿工死在井下的尘肺病，看过他们的家属因为公司不赔钱而破产，看过这个矿区从三千人变成零。我没能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我至少可以救蕾娜的遗言。我已经做了这件事。剩下的路，你们来走。”
外面的引擎声停了。车门被推开的声音在空旷的矿区回荡，紧接而来的是急促的脚步声——至少五六个人，正在分散包围这栋建筑。
“走。”科林斯说。
他把煤油灯拧亮了一格，然后在椅子上坐稳，把医疗记录簿合上，双手放在封面上。
伊森把磁带和信盒塞进公文包，和薇拉的日记、戴尔给蕾娜的信、以及那把扳手放在一起。公文包已经塞得鼓鼓的，拉链几乎拉不上。但他不肯放下任何一件东西。
米洛推开病房后门，门外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段水泥楼梯通往地下。楼梯间的灯早就坏了，只有几缕灰尘弥漫的日光从头顶的通风口透进来，勉强照亮了向下的阶梯。
三个人钻进楼梯间的时候，身后的病房里传来了一声沉稳的、中气十足的喊声。是科林斯。
“我是这栋建筑的唯一合法使用人。你们没有搜查令，擅入矿区属于非法入侵。如果你们再往前一步，我会以格拉斯顿州公民的身份控告你们每一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只有皮鞋踩在油毡地板上的声音，冷酷而无情，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太平间的通道比伊森预想的更狭窄。两侧墙壁上贴着的白瓷砖已经斑驳脱落，地面上的下水槽里残留着几十年前冲刷过的不知名痕迹。空气冷得像冰窖，呼出的气息在应急灯的照射下变成一团团白雾。
“这条路通向哪里？”伊森问。
“矿山医院旧址，”莉迪亚说，“那栋楼已经废弃了，但根据地图，它的地下室联通着矿区的通风巷道。如果在巷道里找到出口，就可以绕过整个尾矿堆，到达梅里特矿业铁路公司的支线——米洛的卡车就停在那条支线的尽头。”
“那卡车怎么办？”
“不要了。”米洛干脆地说，“人比卡车值钱。”
他们快步穿过太平间通道。走到一半的时候，头顶传来了靴底踩在旧地板上的闷响——那些人已经进入了医务室的走廊，正在逐个排查病房。科林斯的声音没有再出现。
通道的尽头是一扇生锈的铁门。米洛用肩膀撞了三下，铁门在第四下的时候轰然向内倒去，扬起了一团呛人的铁锈粉尘。门后面是矿山医院的旧地下室，比医务室更大、更空旷，地面上散落着倒塌的铁架床和碎成粉末的石膏天花板。
伊森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看到旧地下室墙壁上画着一幅熟悉的画——粗粝的线条，浓重的阴影，是用烧过的木炭画在水泥墙面上的。那是一列火车的车头正冲出山洞的隧道口，阳光在隧道外碎裂成无数道射线。
这是文森特的画。
“他来过这里，”伊森说，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文森特来过这里。在梅里特矿区。他的画在这里。”
米洛走到墙壁前，用手摸了摸那些炭笔线条。炭灰沾上了他的指尖，干燥而细滑，像骨灰。
“他以前说过梅里特矿区有一个废弃的火车隧道，是他见过的最长的隧道。他说开火车从里面穿过去的时候，出来就像重新出生一样。”米洛的声音变得沙哑，“我不知道他在这里画了画。他从没告诉我。”
莉迪亚已经走到了地下室的另一端，推开了一扇通向通风巷道的铁门。巷道的入口是黑暗的、狭窄的、只有一米宽，但空气是流动的——冷风从巷道的另一头灌进来，带着新鲜的山林气息。
“走，”她说，“他们追不过这条巷道。”
三个人依次挤进那条黑暗的缝隙。米洛走在最前面，举着从旧地下室墙上扯下来的半截铁管做防身武器。伊森走在中间，公文包抱在胸前。莉迪亚走在最后，手中的折叠刀刀刃在黑暗中不时反射出应急灯的微光。
当他们钻进巷道大约三十米深处的时候，身后传来了那扇铁门被撞开的声音。追兵已经找到了地下室。
但巷道在他们身后弯曲成了一个角度，然后分叉成了两条更窄的支路。那些支路通向矿区的不同方向，像一片地下的迷宫，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矿工们钻得四通八达。
米洛选择了左手的支路。他的选择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凭借一个在山区铁路上跑了三年的老工人的直觉。
巷道在他们身后合拢，黑暗像水一样重新填满了所有的缝隙。远处仍然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脚步声和喊叫声，但那些声音在古老的地下矿道里被扭曲、放大、分解，最终变成了一阵阵模糊的、无法辨别方向的回响。
然后巷道突然变宽了。
前方出现了光亮——不是人造的灯，是真正的阳光，从头顶上方某个裂开的岩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一段废弃的铁轨上。铁轨上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矿车，矿车里长满了野草，草叶在阳光下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鲜绿色。
他们从巷道口爬出来，发现自己已经穿过了尾矿堆，来到了梅里特矿区的北坡。坡下是一条还在使用的矿业铁路支线，铁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有一列货运列车正在缓缓驶过，车厢上印着联合铁路公司的标志。
米洛的脸上绽开了一个劫后余生的笑容。
“那是往东去的列车，”他说，“它会经过贝利山站，然后一路往东到赫尔市。如果我们能爬上那辆车——”
他的话还没说完，山坡上方忽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不是枪声。是某种更小的、更轻的金属物掉落在岩石上的声音。
伊森低头去看。
脚边滚落过来的是一个拧开了引信的催泪瓦斯罐。灰色的烟雾正从罐口嘶嘶地涌出来，迅速扩散成了浓密的白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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