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婉的检查结果在第三天下午正式出来了。佟医生把林国栋叫到办公室，门关着，说话声传不出来。但林晓月隔着墙听见父亲在办公室里摔了什么东西，玻璃碎裂的声音很脆，像一只杯子从高处跌落，碎成了无数个透明的碎片。然后佟医生的声音响起来，不紧不慢的，像在念一份早已拟好的稿子。
那天傍晚，林国栋走进病房的时候，两只眼睛通红，但脸上的表情很平。他走到床边，把林晓月床头那束快要枯萎的百合花换成了新的——菊花，黄色的。林晓月右眼盯着那束菊花看了一会儿，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些事。菊花不是探病用的花，菊花是送别的花。她没说话，也说不了话。她只是看着父亲笨拙地把花插进塑料瓶里，手还在抖，水洒了一桌子。
周婉后来还是来了病房。她穿着一身干净的病号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甚至涂了一点口红——那口红是从护士站借的，桃红色，涂在她苍白的嘴唇上，像一张旧照片上被人用彩笔随便涂了两道。她坐在林晓月床边，笑着说："晓月，妈这几天要去楼上的呼吸科住一阵子，做个小检查。你别担心，妈很快下来陪你。"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稳，像一个母亲在哄孩子打针时说"不疼的不疼的"。
林晓月的右眼看着她，眨了一下。她的左眼依然闭不上，绷带下面渗出一层淡黄色的组织液，在灯光下泛着潮湿的光。
周婉走了。轮椅推出去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林晓月一眼，嘴角还挂着那个口红画出来的笑容。房门关上之后，林晓月听见走廊里传来周婉低低的声音，她对推轮椅的护工说："别让我女儿听见。"这句话很轻，但病房的门太薄了。
那天夜里，林晓月第一次被护士拆开脸上的绷带。换药的过程持续了四十分钟，疼痛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涌到最高处又退下去，退下去又涌上来。她死死咬着一块卷起来的纱布，牙齿把纱布咬穿了，满嘴都是咸腥的血味。护士戴着三层口罩，但林晓月还是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某种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恐惧，是一种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之后的局促。护士的眼睛在说：我不该看这些，我不该看一张不属于人的脸。
换完药，护士给她换上一层新的药膏和敷料，重新裹上绷带。临走前，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圆镜，放在床头柜上。"你自己看吧，"护士说，"早晚要看的。"然后她走了，走得很快，像在逃离一个着火的地方。
病房里只剩下林晓月一个人。心电监护仪嘀嘀响着，窗外的路灯昏黄如旧。她盯着床头柜上那面镜子，镜子背对着她，只露出一圈银色的金属边。她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可能是十分钟，也可能是半个小时。然后她伸出左手——左手比右手伤得轻一些，虽然也缠着绷带，但指尖还能动——她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镜子边缘，慢慢把它转过来。
镜子面向了她。
她看见了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有人的轮廓，有人的颅骨形状，有两只眼睛——一只睁着，一只被纱布覆盖。但除此之外，那和她记忆中的自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鼻子只剩下一半，右侧的鼻翼消失了，留下一个黑色的洞。嘴唇缩成了一小条，像一条被烧断的拉链，牙齿暴露在嘴唇外面，上下两排门牙像一扇被撬开的窗。下巴和脸颊连成一片，没有分界，没有弧度，像一块被反复揉捏又烤焦的面团。
她盯着镜子里的那个东西，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镜子翻过去，扣在床头柜上。她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很轻很低，像某种动物在洞穴深处呻吟。那声音持续了十几秒，然后消失了。她没有流泪。她的眼睛已经不会流泪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日子变成了一种灰色的循环。换药、输液、换药、清创、换药、植皮手术第一次。第一次植皮从她的大腿上取了六片薄如蝉翼的皮肤，贴在她的右脸和额头。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麻醉过后疼得她把病床的护栏掰弯了一截。但那些皮片只活了三天，第四天开始发黑、收缩、脱落，像秋天的梧桐叶一片片卷起来。佟医生站在床尾，看着那些脱落的皮片，推了推眼镜说："血供不好，下次换供区，用后背吧。"
林国栋每天都在医院和外面之间奔波。他找了日升公司三次，第一次门卫不让进，第二次他翻墙进去被保安架出来，第三次他等在厂门口，终于等到了一个自称"办公室主任"的人。那人穿着皮夹克，叼着烟，听完他的话，把烟屁股扔在地上踩了一脚说："老哥，你找我们没用的。我们的气罐有质检报告，全是合格的。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法院告。随便。"然后转身走了，皮夹克的后背上绣着一只展翅的鹰。
林国栋蹲在日升公司的门口，蹲了半个下午。他数了从那扇铁门里开出来的车——三辆桑塔纳，一辆奥迪，一辆面包车。面包车的车厢上印着"滨海日升气雾剂——用心为您"，字是红色的，仿宋体。他掏出一个小本子，把车牌号一个一个记下来。他的手在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虫子爬过雪地。
回到医院，他把这些告诉周婉的时候，周婉已经转到了六楼的呼吸科。她的咳嗽越来越重了，说话的时候胸腔里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杂音，像有人在里面搅动一池泥水。"你别去闹了，"周婉说，"他们有人，我们没有。你把身体搞垮了，谁来照顾晓月。"林国栋低着头，把本子塞进口袋，说："那我就去法院。"
法院在滨海市的解放路上，一栋灰白色的七层大楼，门口有两根罗马柱，柱子前面摆着两只石狮子。林国栋去了一趟立案庭，排了两个小时的队，窗口里的工作人员隔着铁栏杆听了他的陈述，头也没抬地递给他一张清单。"材料不全，"工作人员说，"需要被告的工商注册信息、产品质检报告原件、鉴定机构的伤残等级证明。你把这些凑齐了再来。"林国栋把清单接过去，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问："同志，这些东西我咋凑？"工作人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和护士看林晓月的眼神有点像——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之后的那种局促。"下一位。"工作人员说。
林国栋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滨海市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的、碎碎的，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那件深蓝色工装上。他站在台阶上仰头看天，雪落进他的眼睛，他没有眨眼。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门口的保安过来问他"同志你没事吧"，他才动了。他把那张清单叠好，塞进工装胸前那个有拉链的口袋里，拉链拉到头，按了一下。
那天晚上他回到医院，没有去看周婉，也没有去林晓月的病房。他坐在一楼大厅的塑料长椅上，身边是一个卖零食的自动售货机，里面摆着薯片、饼干和健力宝。他盯着那排铝罐看了很久。健力宝的罐体是红白相间的，和那天餐桌上的气罐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形状。他忽然站起来，走到售货机前，把身上所有的硬币投进去，按了最下面那排的一个按钮。
售货机没有反应。
他又按了一下，还是没有。
他抬起脚，对准了售货机的玻璃面板，但他没有踢下去。他的脚在半空中停了几秒，然后慢慢放下来。他靠着售货机蹲下去，把头埋在膝盖中间。自动售货机的指示灯在他头顶一闪一闪，绿色的光落在他的后颈上，像一只冷血动物在吐信子。
十二天之后，周婉的呼吸科病房里来了一群穿白大褂的人。他们围在床前，佟医生站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张新的CT片子。林晓月不知道这件事，她当时正在自己的病房里接受第三次清创，麻醉过后她疼得意识模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数频闪的次数，数到一百三十二的时候昏了过去。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天黑了。雪停了，路灯亮着，路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白。她发现床边多了一个人——林国栋坐在那里，低着头，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的工装换了一件，但也是旧的，袖口上有一块新的油渍，可能今天又在修车摊上待了一天。
林晓月的右眼转向他。他的表情很安静，安静得不像正常的人。那种安静像冬天地面结了冰的池塘，表面平整光滑，下面的东西都已经冻住了、静止了、不会再动了。
"晓月，"林国栋开口了，声音很轻，比她记忆中父亲所有的声音都要轻，"你妈……你妈她明天要做个手术。小手术。"他顿了一下，仿佛在咀嚼那几个字，然后又说了一遍，"小手术。"他把右手伸进被子，握住林晓月的左手。他的手很凉，冻得发红的指节像一串干瘪的枣子。
林晓月躺在床上，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光，什么光都没有，像两口已经干涸多年的井，井底只剩下淤泥和碎瓦片。她忽然意识到，父亲在说谎。她的母亲不在六楼了。她的母亲可能已经不在任何一层楼了。
她想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手，但没有力气。她只是被那只冰凉的手握着，听着心电监护仪的声音从嘀嘀变成嘀——长音，平稳的、没有起伏的长音。但那不是她的监护仪，是隔壁床的。隔壁床的老太太刚刚走了，护士正在拉帘子。
林国栋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穿着工装、袖口带油渍的泥塑。窗外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影子很长，一直延伸到病房的门边，像一条黑色的河。
那条河的尽头，门缝外面，有一双皮鞋正在经过。皮鞋锃亮，裤腿笔挺，走得很慢，经过这间病房时停顿了不到一秒，然后继续向前。皮鞋的主人是谁，林晓月看不见。但她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走廊里讲电话，普通话很标准，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淡："……对，红灯笼那个案子，家属是林国栋。你查一下日升那边有没有留底……不用惊动，先看看材料在谁手上……"
脚步声远去了。
林国栋没有听见。他仍然低着头，握着女儿的手，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站在冬天的田野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还是一直在活。
林晓月的右眼盯着门缝，那里已经空了，只剩一截白色的墙。但她把那脚步声刻进了脑子里，和那个气罐上的厂名刻在一起——刻得很深，深到假以时日，她一定能从那脚步声里，挖出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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