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天傍晚，赵唯明在河湾公园的梧桐树下站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等到了顾远。
顾远比范季同描述的要年轻一些。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路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根被拉紧的琴弦。他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包上印着“九嶷联邦新经济发展基金”的字样。他从河堤上走过来，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很规律，像是过去十二年里每一个早晨走过的那条路线一样。
但今天不是早晨。今天是傍晚。赵唯明故意改了时间。他需要顾远在一个不设防的时段里出现，需要一个打破惯例的相遇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
“顾秘书。”赵唯明从梧桐树后面走出来。
顾远停下了脚步。他看了赵唯明一眼——灰色夹克，洗得发旧的衬衫，眼眶深陷，颧骨突出。这个人看起来不像公园里的路人，倒像一个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病人。
“你是谁？”
“我叫赵唯明。范季同让我来找你。”
顾远的表情在听到“范季同”三个字的时候僵住了一瞬。那一瞬间只有不到一秒，但赵唯明捕捉到了。那不是听到一个故人的表情，而是听到一个债主的名字。
“我不认识什么范季同。”顾远说。
“你认识。”赵唯明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得很低，“你和他一起在宛州医学院读了五年书，你们住在同一个宿舍，你们一起参加过一个学生社团。二十年前方觉晓拿着你们社团的合影去找他，逼他在一份深度方案的执行协议上签字。他用签字换了你的平安——方觉晓没有拿那张照片去找你，而是选择了把他变成南槐四号楼的行刑者。他在铁门后面待了二十年，你在电视塔上爬了二十年。你们的区别在于，他是被迫的，你是自愿的。”
顾远沉默了。河风吹过梧桐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河面上有一艘运沙船驶过，汽笛声拉得很长很长。顾远把公文包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回左手。这个动作他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手在微微发抖。
“你要什么？”顾远问。
“十八层的磁卡。用一次，还给你。”
“不可能。”顾远说，“十八层只有陶主席本人和我能进。每一个进入记录都会被独立供电系统自动记录。你进不去，进去了也出不来。陶景安的办公室有独立的防盗门，防盗门的备用钥匙在他卧室的保险柜里。除了他本人，没有人能打开那扇门。”
赵唯明发现顾远说的是“陶景安的办公室”，而不是“陶主席的办公室”。称呼上的细微差别，往往是一个人内心距离的真实刻度。
“这么说吧，顾秘书。我今晚要去十八层。”赵唯明说，“你不帮我，我也要去。你帮我，也许你还能在事发之后说你是被迫的——就像范季同曾经做过的那样。”
顾远没有回答。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和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他划火柴的手抖得很厉害，划了三下才点燃。烟雾在河风中迅速散开，融入渐浓的暮色里。
“你带照片了吗？”顾远问。
“什么照片？”
“范季同和我的合影。方觉晓二十年前给他看的那张。”顾远吐出一口烟，“二十年前，方觉晓拿那张照片逼他签字。二十年后，你来找我，不可能不带那张照片。如果你想威胁我，至少让我看看那张照片还在不在。”
赵唯明没有说话。
他没有那张照片。他根本不知道范季同说的是不是真话——也许根本不存在什么合影，也许范季同二十年前屈服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和顾远的关系，而是因为别的东西。他来找顾远，靠的不是一张可能不存在的照片，而是赌顾远会对一个被自己间接背叛了二十年的老同学感到某种程度的愧疚。
但他的沉默，在顾远看来，也许正是答案。
“你没有照片。”顾远说。烟头在他的指间燃烧着，红光忽明忽灭。“你甚至连范季同到底为什么帮我——或者说为什么不帮我——都不确定。”
“那你为什么还站在这里跟我说话？”赵唯明反问。
顾远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然后弯腰捡起来，放进了口袋里。这个动作让赵唯明觉得有点意外——一个习惯性地销毁自己留下的痕迹的人，通常也是一个最清楚自己的痕迹有多容易被追踪的人。
“因为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顾远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如果你能回答我，我就帮你。”
“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自己不做？”顾远盯着赵唯明的眼睛，目光忽然变得异常锐利，“范季同，为什么二十年来一直在等着别人替他做这件事？”
赵唯明想了想，然后说了一句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话。
“因为范季同说，他是一个已经淹死的人。一个已经淹死的人，不可能把别人从水里拉起来。所以他需要一个不会游泳却还在往深水区走的人。”
顾远听完这句话，表情变了一下。那不是愤怒，不是愧疚，是一种赵唯明无法辨认的情感。像是在漫长的冬夜里忽然听到了冰块破裂的声音。
“你跟我来。”顾远说，“但磁卡只能用到地下十七层。十八层的防盗门钥匙我没有。你必须自己想办法。”
赵唯明跟在他身后走出了河湾公园。暮色已经完全沉下来了，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河堤上的梧桐树投下长长的影子。两个人沿着河堤走了一段，穿过一个地下通道，走到了河湾区电视塔的后门。
后门是一扇不起眼的铁门，藏在电视塔装卸区的角落里。顾远掏出磁卡在门禁上刷了一下，铁门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声，锁开了。
电视塔地下二层的景象和赵唯明在凌晨见过的完全一样——战时通讯指挥所被改造成了备用办公区，水泥柱子上挂着防爆灯，空间尽头是那座货运电梯。但这一次，电梯旁边多了一样东西：楼层索引图上，十八层到二十一层的空白处被人用黑色记号笔加了一行小字——“新经济发展基金宛州办事处”。
“这边走。”顾远刷卡启动电梯，按下十七层的按钮。电梯缓缓上升，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动。赵唯明注意到电梯的楼层按钮面板上，十八层及以上的按钮被一块金属面板封住了，面板上有一个额外的刷卡槽。
“十八层以上需要二次刷卡。”顾远说，“我的权限只到十七层。刷卡进十八层会触发门禁记录，记录直接传送到楼宇安保系统。安保系统每周向陶景安的秘书处汇报。我是秘书处负责人，所以汇报的人是我自己。但如果你刷卡的时间超出了我的汇报周期——”
“汇报周期是多久？”
“一周。今天是周五，他的管家周一早晨会检查门禁记录。如果你今晚刷卡进入十八层，到周一之前还有两天时间。这两天里，如果管家没有收到任何异常报告，记录就会在周末被自动清除。”
赵唯明盯着他。“你愿意帮我刷卡？”
顾远没有说话。电梯在十七层停下，门打开了。门外是一条铺着灰蓝色地毯的走廊，走廊两侧是区委书记会议厅和备用会议室，灯光昏暗，空无一人。走廊尽头是一道安全楼梯的铁栅栏门，门上装着电子锁。
顾远走到铁栅栏门前，掏出磁卡，在锁上刷了一下。铁栅栏发出一声蜂鸣，弹开了。
“楼梯通向十八层。”顾远说，“沿着楼梯走到顶，就是陶景安的私人办公区。防盗门的钥匙在你口袋里——如果你真的没有钥匙，就从另一条路进去。”
“什么路？”
“通风管道。十八层的中央空调系统有一根主送风管，通向陶景安的私人档案室。这栋楼的空调系统图纸在十七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档案柜里，柜子没锁。”
顾远转身准备离开，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范季同还跟你说了什么？除了那张照片。”
赵唯明想了想。“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的闹钟响了二十年，提醒他你还活着，而他还在南槐。他从来没恨过方觉晓。他只恨自己。”
顾远没有回头。但他握着公文包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捏得骨节发白。
“你从通风管道进去之后，”他说，“去找一个黑色的铁皮保险柜，放在办公桌下面。密码是陶景安父亲的忌日。记住——如果被抓住，不要说你认识我。”
他走进了电梯。电梯门缓缓合上，楼层数字开始向下跳动。
赵唯明独自站在十七层的走廊尽头，面前是通往十八层的安全楼梯。楼梯间里没有窗户，墙壁上刷着灰白色的防火涂料，每一级台阶上都铺着防滑橡胶垫。这是整栋楼最安静的地方——楼下的广播局早已下班，会议室从来没有人加班，十七层以上连清洁工都进不来。
他沿着楼梯往上走，脚步很轻，呼吸很轻。走到十八层的楼梯平台时，面前出现了一扇厚重的钢质防盗门，门上没有门牌号，没有锁眼，只有一道窄窄的门禁感应区。顾远说过，他没有钥匙，也没有能刷开这扇门的磁卡。赵唯明没有试图推门，他转身走进了楼梯平台右侧的机房。
机房的门没锁。里面是一排排灰色的铁皮柜和嗡嗡作响的配电设备，天花板上密布着银色保温材料包裹的通风管道。赵唯明找到了主送风管——一根直径大约一米的方形铁皮管道，从机房顶部横穿而过，通向陶景安办公区的方向。
他爬到配电柜上，用随身携带的螺丝刀拧掉了通风管检修口的四颗螺丝。检修口打开之后，里面是一片漆黑，风从管道里灌出来，带着一股干燥的灰尘气味。
赵唯明把手电筒咬在嘴里，双手撑住管壁，钻了进去。
通风管道很窄，他只能匍匐前进。铁皮管壁在他身下发出低沉的嗡鸣，那是空调系统运作的震动。他每爬一米都要停下来听一下周围的动静——有没有脚步声，有没有人声，有没有防盗门的蜂鸣声。什么都没有。十八层空无一人。
他在通风管道里爬了大概十五分钟，经过了三个出风口。第一个出风口下面是一间会客室，红木家具，羊毛地毯，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第二个出风口下面是一间书房，墙上挂着大幅的宛州市老地图，书架上码着整套的联邦法规汇编。第三个出风口下面，就是他真正要找的地方。
陶景安的私人档案室。
赵唯明透过出风口的百叶窗往下看。房间里没有开灯，但窗外的城市灯光从落地窗里透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淡橘色的光晕。他看到了那张办公桌——红木的，桌面上除了一个笔筒和一部黑色电话机外空无一物。办公桌下面，有一个黑色的铁皮保险柜。
他拧掉出风口的百叶窗螺丝，双手抓住管壁往下一荡，落在厚厚的地毯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轻响。
落地之后他没有马上站起来。他蹲在原地，等了整整三十秒。房间里没有任何警报声，走廊里没有脚步声，窗外只有远处河面上偶尔传来的一两声汽笛。
他站起来，走到办公桌旁边，蹲下来检查保险柜。铁皮的，密码转盘式，三圈数字。他想起顾远说的话——“密码是陶景安父亲的忌日”。
他不知道陶景安父亲的忌日是哪一天。但他在范季同的档案室里见过一张陶景安的履历表，上面写着他父亲的名字叫陶成之，曾在宛州师范学校任教。陶成之。赵唯明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名字——乔邦国在院子里用木棍画地籍图的时候提过一句，说陶景安之所以对河湾区这么执着，是因为他家祖坟就在老码头旁边，祖宅也在河湾。祖坟。老码头。防汛工程。他突然觉得自己很蠢——防汛基金挪用的第一块土地，就是老码头旁边的陶家祖宅地基。
赵唯明站起来走到书架旁。书架上有一本宛州市地方志年鉴。他翻开年鉴查找陶成之的词条——找到了。“陶成之，宛州师范学校历史教师，1979年病逝，享年七十二岁，葬于河湾老码头陶家祖坟。其子陶景安遵遗嘱将其旧居捐予区教育局，后因防汛工程需征用该地块——旧居于1986年被拆除。”
他继续往下翻。在1979年宛州市教育系统的讣告栏里，有一条陶成之的讣告。讣告上写着陶成之的逝世日期是1979年——8月14日。
零八一四。
赵唯明把年鉴放回书架，回到保险柜前，转出三圈数字——零八、十四、七九。保险柜发出一声低沉的咔哒声，锁开了。
柜门打开。里面没有现金，没有金银首饰，只有厚厚一沓用牛筋绳捆扎的旧文件。最上面的是一份1986年的文件——关于河湾区防汛基金专户设立方案的批复，签批人是时任宛州市委书记陶景安。中间是一份1987年的合同副本，合同内容是仲盛实业公司对老码头防汛工程的招标中标通知，上面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中标金额从最初的五十万被涂改成了一百二十万，涂改处盖着陶景安的私人印章。最下面，是一个暗红色的人造革本子，封面上没有字。
赵唯明打开本子，认出那是陶景安的私人工作笔记。他随手翻开一页，字迹潦草但清晰可辨——“方已处理完老码头防空洞封堵事宜。卫提出要加建地下金库，我同意的条件是仲盛地产未来三年利润的百分之十五要转入基金海外账户。档案由方统一保管，执行人范医生。其他人不要参与。”
他翻到另一页——“《行政诉讼法》于今年五月一日生效，方建议加快深度方案进度，尽早完成林远舟灭口。我批准。但注意，林妻沈若兰已签和解协议，不需要再动她。多余的动作只会留下多余的尾巴。”
赵唯明把这些页面一页一页拍下来，手指按在快门上的力度异常稳定。拍完之后他把工作笔记放回保险柜，锁好，然后站起来。
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从未想过的事——陶景安从一开始就知道林远舟。不是方觉晓在自作主张，不是卫仲谋在背后操弄。是这个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亲自在一本工作笔记上写下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名字，然后亲自批准了把他从活人变成活死人的深度方案。
林远舟不是被误伤。他是被精确瞄准的。
赵唯明把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来，塞进夹克的暗袋。他正要爬上通风管，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电梯在运行。楼层数字正在向上跳动。
不是从一楼往上，是从地下二层往上。有人正在从防空洞的入口进入电视塔。赵唯明的后背窜起一股凉意——方觉晓。防空洞被灌水之后，他知道档案室可能已经暴露了，现在他要来十八层转移保险柜里的东西。
电梯数字停在十八层。防盗门外传来刷卡的蜂鸣声。门开了。脚步声沉重而急促，不是方觉晓的步伐——方觉晓走路很轻很稳，这个人的脚步杂乱无序，像是在跑。赵唯明迅速爬进通风管道，没有来得及拧上出风口的百叶窗。他透过敞开的出风口往下看，看到一个身影踉踉跄跄地冲进了走廊。
那个人不是方觉晓。也不是卫仲谋。是范季同。
范季同站在走廊尽头，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息。他的白大褂上全是泥浆和黑色的水渍——他是从防空洞游过来的。那个被方觉晓用消防水泵灌满了地下水的防空洞，他没有钥匙，没有路线图，但他游过来了。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在齐胸深的冰水中趟过了三百米的黑暗甬道，爬上了电视塔的六十级台阶，刷开了他本该没有权限刷开的十七层铁栅栏。
赵唯明从通风管道里跳下来，范季同抬头看着他，眼镜片碎了一片，左边的眼角有一道血口子往下淌着血。
“不要拿保险柜里的东西。”范季同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那里面有一页东西你不该带走——是苏惠民对你的精神鉴定结论。他今天中午出了报告，诊断你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我拿到副本，方觉晓今晚就要派人把你送进南槐。”
“我已经拿到了所有证据。”赵唯明说。
“我知道你拿到了。但你回不去南槐了。林远舟让我来告诉你——方觉晓已经对你下了强制入院令。你现在回去，会被直接绑上电休克治疗椅。你不回去，林远舟说他也会继续装疯，撑到最高监察署来人的那一天。”
赵唯明沉默了。他口袋里的胶卷装着陶景安的笔记、防汛基金的转账记录、十一人的名单、方觉晓的备忘录、卫仲谋的签名、苏惠民伪造的鉴定结论。但这些证据需要一个活着的证人——一个能站在法庭上、用清醒的口齿把整件事情讲出来的证人。
“林远舟还说了什么？”他问。
“他说——‘告诉赵唯明，法律不会缺席，但证人会迟到的。我可以等。让他走。’”
电梯的蜂鸣声忽然又响了。这一次是从一楼上来。赵唯明和范季同同时回头看向电梯上方的楼层显示屏——数字在往上跳。三楼、六楼、十二楼、十五楼。电梯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往十八层上升。
方觉晓来了。
“走。”范季同推了赵唯明一把，“走通风管道，原路出去。”
“范老师，你怎么办？”
范季同没有回答他。他走到十八层走廊的尽头，站在防盗门前，整理了一下沾满泥浆的白大褂领口。那个动作和赵唯明在四号楼走廊里无数次见过的一模一样——整理领口，挺直腰板，然后推开门走进去。
电梯停在十八层。门开了。方觉晓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两个穿黑风衣的人。
范季同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落地窗外宛州市满城的灯火。他在防盗门前堵住了去路。
“方秘书。”他说，“这座电梯里的楼层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就会被人传到楼宇安保系统。陶主席的管家周一早晨打开那份记录的时候，会看到三条异常数据——一条是我今晚刷开的十七层铁栅栏，一条是你们今晚刷卡进入十八层的记录。还有一条，是防空洞里至今还在往上的水位。”
方觉晓推了推金丝边眼镜，脸上没有表情。
“范医生，你今晚不该在这里。”
“我知道。”范季同说，“但我今晚在这里，二十年之后的第一次。方觉晓，你让我写的评估报告我没有写。你让我交给你的实习医生评估材料我已经烧了。你说过一句话——证据要留着，留着才有用处。我今天把这句话还给你，再送给你一个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
“我也是证据。”
走廊里的应急灯忽明忽暗，照着范季同沾满泥浆的白大褂。窗外宛州市的万家灯火透过落地窗映在他的背影上，让那个一直背对着所有人的人终于在最后一刻，把面孔转向了方觉晓。
而在他身后通风管道的黑暗深处，赵唯明抱着装了胶卷的帆布挎包，正在一寸一寸地向前爬行。管道里回荡着空调系统低沉的嗡鸣，身后隐约传来了防盗门被砸开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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