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钦州到洛阳，两千六百里路，陈昭平和阿蘅走了整整四十天。
不是路难走，是陈昭平走不快。他在甘蔗田里伤了右肩，砍刀挥了半个月，肩胛骨上的筋腱拉伤了，走快了就疼得冒冷汗。阿蘅在路边拔了草药嚼烂了给他敷上，用破布缠紧，走几十里就重新敷一次。他咬着牙不吭声，她就假装没看见他额头上的汗。两个人一天走六七十里，走到天黑了就随便找个村子借宿，或者窝在路边的破庙里过夜。有一次实在找不到地方，两个人在一棵大榕树下背靠背坐了一整夜，天亮时头发上全是露水，像落了一场看不见的霜。
过衡州时，陈昭平在驿站的旧址上站了很久。几个月前他们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排木棚，如今已经被一场山火烧得只剩几根焦黑的梁柱。他在废墟里翻了翻，找到一小块没被烧完的粗陶片——那是驿站厨房里腌菜用的陶缸碎片，上面的盐渍还泛着白霜。他把陶片揣进怀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
过韶州时，他去了一趟城北的官舍。那间关过慕容宝节的土屋已经空了，门口贴了封条，封条被雨水泡烂了，只剩半截糊在门框上。他站在门口往门缝里看了一眼——屋里什么都没有，竹床搬走了，地上的稻草扫干净了，只有墙上留下几道手指抓过的痕迹。他站在门缝前，把那份誊抄的留底从怀里取出来，看了最后一遍，然后把它撕碎了。碎纸片从门缝里塞进去，落在空荡荡的屋地上，像一场微小的、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雪。
越往北走，天气越凉。过了长江之后，空气里那股黏糊糊的潮热终于散干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干爽的清冷。陈昭平在路边摊上买了两件旧棉袍，自己和阿蘅一人一件。棉袍很旧，袖口磨破了，棉花从破洞里钻出来，但穿在身上暖烘烘的。阿蘅穿上之后忽然笑了一下——那是她走了几千里路以来第一次笑。陈昭平问她笑什么，她说这件袍子比他当年在洛阳穿的那件还强些，至少补丁少了几个。
进入河南道的时候，路两边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麦田。麦子已经黄了，风一吹就翻起一层金色的浪。陈昭平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麦浪，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慕容宝节在浈阳说过，他爹死之前在地里割麦子，他梦见了他爹。陈昭平当时没有接话，现在站在麦田边上，他想接，但接话的人已经不在了。
洛阳的城墙是在一个傍晚出现的。
陈昭平站在官道尽头，看着远处那道灰色的轮廓一点一点变大、变清晰。城墙还是老样子——夯土筑的，被风雨冲刷得坑坑洼洼，城门楼上的瓦片缺了几块，门洞里挂着一盏破旧的灯笼。他三年前从这道城门走出去的时候是个满腹诗书的秀才，如今回来，是个被流放过、砍过甘蔗、死了心的废人。
但城门还在。母亲还在。阿蘅还站在他旁边。
他低下头，拍了拍身上的灰，把棉袍的下摆拉整齐，把文竹从行囊里取出来端在手上，然后迈步走进了城门。
家还是老样子。
崇仁坊后巷那间矮门面，门口的石阶被踩得凹下去了一大块，门楣上那块写着“陈记豆腐坊”的木牌被烟熏得发黑，但字迹还在。陈昭平站在门口，听见门里传出石磨转动的闷响——那是母亲在磨豆子，和每一天的卯时一样。
他伸手推开了门。
石磨的声音停了。母亲坐在磨盘后面的矮凳上，手里攥着一把泡胀的黄豆，回过头来。她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三年前深了一倍，两只手被豆浆泡得发白起皱。她看着门口站着的儿子，手里的黄豆从指缝间簌簌地落在磨盘上，一颗一颗，在木槽里弹跳着，滚到了地上。
她没有哭，也没有扑过来。她只是站起来，走到陈昭平面前，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她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磨豆子磨出来的茧，但贴在他脸上的温度是他这辈子摸过的最暖的东西。
“瘦了。”她说。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的豆子泡了多少水。
陈昭平跪下去，额头碰在母亲膝盖上，没有哭出声，但整个身体都在抖。母亲的手放在他后脑勺上，一下一下地抚着，像小时候他背书背不出来急得哭的时候一样。
那天晚上，豆腐坊的烟囱冒了三年来最旺的一次炊烟。母亲把留着过年的白面拿出来烙了饼，又把灶台后面藏了半年的腌萝卜取出来切了一碟。阿蘅在灶下烧火，被烟呛得直咳嗽。陈昭平坐在磨盘旁边的小凳上，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喝豆浆，豆浆是母亲现磨的，放了糖，甜得他眼眶发酸。
吃完饭，他把文竹放在窗台上。洛阳的窗台比钦州窝棚的窗台宽多了，花盆摆上去还能放一壶茶。第十根新芽已经完全展开了，嫩绿的针叶密密匝匝地挤在花盆里，像十把撑开的小伞。母亲问他那是什么花，他说是文竹，从长安带回来的。母亲哦了一声，没有追问。
第二天一早，陈昭平去了汴州。
他是搭了一辆运豆渣的驴车去的。汴州在洛阳东边，不到二百里，驴车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汴州之后他按照常老头说的地址找到了一家染坊，染坊不大，门口晾着几匹蓝布，被风吹得啪啪作响。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蹲在染缸旁边，光着膀子，两条胳膊被靛蓝染得发青。
陈昭平走上前去问是不是常平。年轻人抬起头，疑惑地说是。
陈昭平从怀里取出那卷素帛递给他。常平接过去展开，只看了一眼就认出了父亲的字迹。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把帛卷放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靛蓝染缸里冒出来的热气在他脸上凝成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分不清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
翻到最后时，常平忽然停住了。他指着帛卷末尾一行歪歪扭扭的批注问陈昭平这是谁写的。陈昭平凑过去看了一眼——那行字不是常老头写的，字迹很潦草，像是另一个人添上去的，只有六个字。
“老常头没死。他在钦州。”
陈昭平认出了那个字迹——是何司仓。
何司仓在流人屯管了十几年，经手过无数流人的生死档案。他大概是在常老头托陈昭平捎帛卷之后悄悄添上去的，用他的方式，做了一个他这样的人能做的事情。陈昭平把帛卷合上还给常平，然后把何司仓添字的事说了一遍。常平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对着陈昭平深深一揖。他揖下去的时候额头碰在染缸沿上，沾了一抹靛蓝，那道蓝印子挂在他脑门上好几天都没洗掉。
回到洛阳已经是三天后了。陈昭平推开豆腐坊的门时天已经黑了，母亲和阿蘅正坐在油灯下挑豆子，两个人没有说话，但动作配合得很默契——母亲筛豆，阿蘅挑坏豆，一盏灯把两个女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重叠在一起。
他走进去，从怀里取出那封一直没拆的信——那封在商州驿站里阿蘅带给他的母亲的信。一路上他都没有拆，不是因为忘了，是因为不敢。今天他拆了。信里只有两行字，是代书先生写的，字迹潦草但一笔一划都端正。
“娘知道你受了苦。不管朝廷怎么判你，你是娘的儿子。洛阳的屋子一直给你留着，豆子便宜了，你回来有豆腐吃。”
陈昭平把信放在桌上，抬头看着窗台上的文竹。
花盆里又冒出了一根新芽。第十一根。嫩黄的尖尖顶着灰白色的泥土，从第十根新芽旁边斜斜地探出来，还没有完全展开，但已经在长了。
他没有告诉母亲和任何人，他在流放路上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出卖过谁、换回了什么。那些事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知道了。它们会一直留在他腰带暗缝里那两份布局图曾经藏过的位置——那个位置现在空着，但那种硌着骨头的触感从来没有消失过。
他打算明天开始帮母亲磨豆腐，后天去街上摆个代写书信的摊子。常老头托他捎信的事让他想到，这世上也许还有很多人也在等着一个能替他们捎信的人。
第二天一早，陈昭平搬了张旧桌子出了门，在巷口的槐树下面支了个摊子。桌上铺了一张纸，纸上写着四个字——“代写书信”。他研好墨，把秃了头的狼毫笔在笔洗里润了润，然后坐端正，等着第一个客人。
巷子里的街坊陆续起了床，有人认得他，远远地指指点点，说这不是陈家那个被流放的秀才吗？怎么回来了？也有人不认得，只当他是个新来的代书先生，路过时停下来问多少钱一封。
第一个真正坐下来的是个老太婆，想给在徐州做买卖的儿子写封信。她说，他写。信很短，不过五六句话——报平安，问冷暖，叮嘱按时吃饭。写完他把信举起来念给老太婆听，老太婆听完点了点头，从怀里摸出三文铜钱放在桌上。
陈昭平拿起那三文铜钱，觉得掌心很沉。
他想起自己在慕容府第一天拿到的那包五两银子——那包银子他藏了很久，后来在路上花光了，最后一块碎银是在钦州买糯米糕时用掉的。那时候他觉得五两银子很重，能让他母亲过半年的好日子。现在他觉得这三文铜钱更重——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名字赚来的。
傍晚收摊时，巷口的槐树影子斜斜地铺了一地。陈昭平把桌椅搬回屋里，顺手给窗台上的文竹浇了水。第十一根新芽已经完全展开了，嫩绿的针叶密密匝匝地挤在花盆里，在晚风里轻轻摇晃。
远处传来街头巷尾的市声，有人在叫卖糖炒栗子，有人在收晾了一天的衣裳，有小孩在巷子尽头追着一条黄狗跑，笑声脆生生的。陈昭平站在窗边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回屋里。
阿蘅正往桌上摆碗筷，母亲在灶台边搅着一锅热豆浆。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火光照在两个人脸上，红彤彤的，暖洋洋的。陈昭平在桌边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豆浆。豆浆是新磨的，放了一点点盐，咸味很淡，淡得刚好。
窗台上，文竹安静地生长着。从长安到洛阳，从岭南到河南，它见过毒酒和木枷，见过大理寺的白墙和流人屯的竹棚，见过慕容宝节倒下的背影和阿蘅在田埂上等他的样子。现在它安静地站在洛阳一户豆腐坊的窗台上，在晨光和暮色里，一根一根地抽着新芽。
第十一根新芽旁边，第十二根正在破土。
洛阳的春天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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