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厅里的晨光从东侧高窗斜斜地切进来，将长桌分成了明暗两半。克吕格尔坐在暗的那一半里，背对着窗户，面前的冷咖啡在瓷杯内壁上留下一圈圈棕色的水渍。他的手指交叉搁在牛皮纸文件袋上，指甲修剪得极短极整齐，每一个指甲边缘的弧线都像是用外科手术刀精确切出来的。
埃里希在门口站了片刻，然后拉开克吕格尔对面的椅子坐下。他的外套上沾着墓室地下的石灰粉和旧蜡烛的烟灰，右手手背上有一道被棺材边角撞出的擦伤，血迹已经干涸成了深褐色。他没有试图掩饰这些痕迹。克吕格尔的眼睛以极快的速度扫过了他的领口、袖口和手背上的伤口，然后收回到咖啡杯上。那双眼睛的动作太快了，快到如果他不是一直在等埃里希出现，就不可能捕捉到这么多细节。
“今天早晨霍夫曼告诉我，弗里德里希少爷不在他的房间里。”克吕格尔说，语调依旧是那种律师特有的、不带任何立场的陈述语气。“他的床没有睡过，外套不见了，车库里少了一匹马。看来他不打算继续参与遗嘱观察期了。按照遗嘱第十四条的规定，主动离开古堡的人将自动丧失继承资格。我已经让书记员将这一情况记录在案。”
“他走得很急。”埃里希说，“连外套口袋里的钥匙都忘了拿。”
他从口袋里掏出弗里德里希那把钥匙，放在桌面上。铁钥匙磕在橡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像是某种古老的宣判。克吕格尔的目光在钥匙上停留了两秒，没有伸手去碰。他的嘴唇微微抿紧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这是整个对话中他唯一流露出的表情变化，其余的时间里他的脸都像是用法律文书的纸张糊成的面具。
“这把钥匙是伯爵生前私人物品的保险柜钥匙。”克吕格尔说，“根据遗嘱附件中的物品清单，这个保险柜应当由遗嘱执行人在宣读日当天当众开启，并对其中的物品进行清点和公证。如今钥匙提前出现在这里，说明保险柜可能已经被非法开启过了。”
“你听起来并不惊讶。”
克吕格尔摘下眼镜，用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灰色手帕擦拭镜片。摘下眼镜之后他的脸看起来老了十岁——眼袋松垂，眼眶下方有两片深色的色素沉淀，那是长期睡眠不足和肾上腺素持续波动的生理证据。一个从不睡觉的人，或者一个无法让自己入睡的人。
“我做了施坦因贝格家族的律师二十四年，埃里希先生。在这二十四年里，我经历过三次伯爵修改遗嘱、两次信托基金重组、一次家族成员被刑事起诉——虽然最后在审前达成了和解——以及四次葬礼。我已经不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惊讶了。但我必须告诉你，你今天早晨从地下墓室里出来时口袋里装的东西，会对遗嘱的执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你知道我去过墓室。”
“我知道你去了档案室。我知道你从档案室出来后去了伊尔莎小姐的房间，在凌晨三点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我知道她在你离开后独自去了厨房，用化学试剂检测了几件餐具。我知道康拉德少爷在凌晨四点短暂清醒了大约十五分钟，对值班的护士说了一些关于‘烟道里的人’的话，然后又陷入了昏睡。我知道弗里德里希在午夜时分离开了他的房间，走楼梯去了东翼，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地面。”克吕格尔重新戴上眼镜，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重新变得锐利而疏离。“我是遗嘱执行人。我的职责是观察一切。我需要知道每一个继承人在观察期内的每一个行为，以便在三个月后做出‘品格与能力’的评估。我不判断这些行为的对错——我只记录它们，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使用它们。”
埃里希靠在椅背上，让晨光落在自己的脸上。他需要克吕格尔看清楚他的表情，需要克吕格尔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不是在试探或猜测。
“你在遗嘱第十六条上设置了对自己最有利的条款——如果所有人都在观察期内死亡或丧失资格，全部遗产归你。然后你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一点。你以为这样做会让每个人都把你当成最大的威胁，从而忽略掉你真正的立场。”他停顿了一下，“但你真正的立场是什么？你不是为自己工作的。你是为那份信托基金修改协议工作的。你知道弗里德里希不是继承人，你知道埃莉泽·冯·凯勒的存在，你知道父亲棺材里藏着的那张纸。你把第十六条设计得那么显眼，不是因为它对你有好处，而是因为它太明显，明显到没有人会认真思考你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
克吕格尔沉默了很长时间。钟摆的声音在这段沉默里显得格外清晰，每一下都像是在为一场漫长的棋局读秒。然后他伸手将牛皮纸文件袋推到桌子中央，手指按在封口上，没有打开，只是按着。
“你对了一部分。错了一部分。”他说，“埃莉泽·冯·凯勒是我的委托人。不是施坦因贝格伯爵——是埃莉泽。二十四年前，她委托我处理一桩遗产纠纷。她的丈夫——弗里德里希的生父——去世时留下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资产，但这笔资产被他的债权人全部冻结。埃莉泽身无分文，怀着一个三个月大的胎儿，手里只有一个能够证明孩子血统的戒指和一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保险箱里是她丈夫的遗嘱，遗嘱中写明将一切留给她腹中的孩子。但这份遗嘱只有在孩子年满二十一岁时才能被法律承认。她需要人在此之前保护这个孩子。”
“她找到了我父亲。”
“是她找到了伯爵。伯爵年轻时和埃莉泽有过一段短暂的关系——这一点你父亲从没有向你提起过，但玛格丽特知道，档案室里也有记录。伯爵得知埃莉泽的处境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埃莉诺收养了那个孩子，给了他施坦因贝格的姓氏，将他列入家族信托基金的受益名单。作为交换，埃莉泽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并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她的儿子永远不能成为施坦因贝格家族的主要继承人。这份协议就是你在墓室里看到的那一份。”
“所以弗里德里希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以为自己是长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杀死了阻止他提前支取信托基金的养母，杀死了发现真相的妹妹。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来争夺一份他根本无权继承的遗产。”
“是的。”克吕格尔说，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不属于职业面具的情绪波动——是疲惫，深重得近乎悲伤的疲惫。“而我作为埃莉泽的律师，在过去的二十四年里一直处在一种极其精密的矛盾中。我的委托人让我保护她的儿子。我的职业操守要求我忠诚于我的委托人。但同时，我又是施坦因贝格伯爵的遗嘱执行人。伯爵知道弗里德里希的罪行。他在死前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让那个孩子继承遗产？他连自己的母亲都杀死了，他凭什么继承我的东西？但他没有报警。不是因为顾忌家族名誉，而是因为一旦报警，弗里德里希的身世就会被公开，埃莉泽的名誉会毁于一旦。伯爵在最后那些日子里，仍然在考虑那个女人的处境。”
“所以你设计了一份遗嘱，让继承人自己毁灭自己。不是用法律，不是用毒药，而是用贪婪和恐惧。你只需要把规则告诉每一个人，然后退后一步看着他们互相撕咬。你不需要做任何违法的事——你只是在做你作为一个遗嘱执行人和律师的分内工作。”
克吕格尔没有直接回答。他将手从文件袋上移开，拿起那杯已经彻底冷透的咖啡，抿了一口。冷咖啡在他的喉咙里滑过时，他的喉结明显滚动了一下，仿佛吞咽的不是液体，而是某种更苦涩的东西。
“我昨天晚上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弗里德里希在逃离古堡之前打给我的——不是打给城堡的电话，是打到我私人专线。他说他在墓室里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足以证明遗嘱是无效的，他可以以此在法庭上推翻整个遗产分配程序。他听起来很激动，声音在发抖。我没来得及告诉他真相——关于他的身世、关于他无权继承的任何真相。他挂断了。”
“然后他去了马厩。”
“他去了马厩。”克吕格尔重复了一遍，然后将目光转向窗外。窗外是古堡庭院中积雪覆盖的喷泉，喷泉中央那座石雕夜莺的翅膀上挂满了冰凌，在晨光下呈现出一种即将融化的脆弱感。“但马厩方向不是唯一的路。如果有人想离开古堡而不被发现，他可以走地下排水系统的旧石道，那条路通向古堡围墙外北边的伐木道。伐木道的尽头是一片冰封的沼泽地，那里的冰层在正午之前不会冻得很厚。马的重量会让冰层破裂。”
埃里希站起来，走到窗前。喷泉上的夜莺雕像正对着他，那些冰凌像刀锋一样从翅膀边缘向下延伸。庭院中只有霍夫曼的脚印，从马厩方向一直延伸到厨房门口，又折返了回去。没有弗里德里希的痕迹，没有马蹄的痕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堡外面有人正骑着一匹马逃向已经冰冻的沼泽地。
但他知道，如果弗里德里希真的死了——如果冰层破裂，马匹溺水，弗里德里希的身体沉入沼泽底部——那么事情并不会结束。遗嘱第十六条仍然在等待着剩下的人。遗嘱观察期仍然在进行。奥古丝塔姑妈还活着，康拉德还躺在床上，伊尔莎还在用她的化学试剂检测每一件进入古堡的食物和饮品，玛格丽特还在档案室和卧室之间的某个地方独自承受着所有的秘密。
而埃里希自己，正站在古堡明暗交界的晨光中，口袋里装着一个死去女孩的日记、一把生锈的铁钥匙、一枚没有他姓氏的戒指，以及一个父亲用沉默和一张薄纸对一个杀人犯做出的最终判决。
克吕格尔从椅子上站起来，将文件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他经过埃里希身边时停了一下。
“弗里德里希昨晚在马厩里给他的私人律师海涅曼打了最后一通电话。马厩扩建时专门设了一条电话线，记录簿上记载了通话时长——三分十七秒。我通过一些渠道获知，海涅曼在通话结束后的凌晨四点，向首都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诉，要求法院在七个工作日内对施坦因贝格遗嘱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海涅曼在申诉状中引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论据——遗嘱签署当天，阿尔布雷希特伯爵的精神状态评估报告存在程序瑕疵。而提供这条关键信息的人，是一个你认识的名字。”他转身看着埃里希。“伊尔莎·施坦因贝格。她在三个月前以私人身份联系了海涅曼，并将那份精神病学报告的副本邮寄给了他。”
埃里希的手指在外套口袋里收紧。伊尔莎——那个眼睛里流淌着所有被压抑的悲伤的孪生姐姐，那个在凌晨三点向他坦白湖边真相的妹妹，那个用硝酸银检测氰化物残留并用马钱子碱试剂追查士的宁来源的化学自学者——她同时也在暗中帮助弗里德里希推翻父亲遗嘱的法律基础。不是为了帮助弗里德里希。是为了别的什么。
“她知道弗里德里希会在今早之前拿到他需要的任何来自墓室的证据。她已经等了十二年，现在，她在做最后的反击。”克吕格尔最后一句声音极轻，穿过走廊，消融在古堡深处隐约传来的钟声里。“你别低估那个女孩。她也许是这座古堡里唯一真正得偿所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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