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进入瓦尔特公国边境的那个瞬间，汽笛发出了一声近乎哀鸣的长啸。
埃里希·施坦因贝格将额头抵在结霜的车窗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倒影被窗外飞旋的雪片切割成无数碎片。那是一张三十二岁的脸，颧骨比十二年前更加突出，眼窝深陷，灰蓝色的瞳孔像是被某种强碱溶液浸泡过，褪去了所有光泽。他试图对自己的倒影笑一下，嘴角牵动时，玻璃上映出的那个人却露出了一个比哭更接近虚无的表情。
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和湿羊毛的气味。暖气管道在头顶发出间歇性的咔嗒声，像一具衰老的骨骼在寒冷中呻吟。埃里希的对面坐着一个裹着厚呢斗篷的老妇人，她从上一个小站上车后就一直在打盹，花白的头颅随着车厢晃动轻轻摇摆。她没有问过他的名字，没有投来好奇的目光，这让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心——十二年来，他第一次回到故土，却希望没有人认出他。
十二年前，也是这条铁路线，只是方向相反。十七岁的埃里希被两名穿黑色制服的家族护卫押进头等车厢，对面坐着沉默不语的律师赫尔曼·克吕格尔。车窗外是八月葱茏的夏季，黑水湖的波光在树影间闪烁。没有人送他，没有人挥手。他的父亲阿尔布雷希特伯爵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写——或者说，他写了，但信上只有一句话，由克吕格尔在边境线上交给他。
“你不再是施坦因贝格家的人。”
那封信如今还在他的行李箱里，折叠处已经磨损得几乎断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保留它，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接受返回古堡的邀请。葬礼。遗嘱。遗产。这些词汇在电报上排列整齐，却像一个拙劣的谎言。他了解自己的父亲，那个老人不可能在临死前忽然想起流放在外的次子，除非这背后藏着某种比死亡更深的恶意。
汽笛再次响起，火车穿过一条漫长的隧道，车厢沉入黑暗。埃里希闭上眼睛。黑暗总是让他回到黑水湖的水面之下，回到那个八月傍晚，回到海伦娜向他伸出手的最后一刻。
水是冰冷的，即使在夏天。她的手先触到他，然后是她瞪大的眼睛，棕色的瞳孔里盛满了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某个人、某件事比死亡更让她害怕的东西。她的嘴唇翕动着，吐出一串气泡，每一个泡里都裹着一句没来得及说出的话。
然后她松开了手。不是他松开的。是她自己松开的。
埃里希睁开眼睛，火车恰好驶出隧道。白色的雪光如同刀刃刺入车窗，他在那一瞬间的眩目中看见了老妇人睁着的双眼——原来她一直醒着，一直在看着他。
“年轻人，”老妇人说，嗓音像砂纸刮过粗陶，“你的脸色像是刚从坟墓里爬出来。”
“或许正是如此。”埃里希回答。
老妇人没有再说话。火车减速，驶入瓦尔特公国中央车站的穹顶之下。站台上稀稀落落站着几个接站的人，他们的身影在蒸汽中时隐时现。埃里希看到了一个穿深绿色呢子大衣的高个子男人，领口处别着施坦因贝格家族的银制徽章——三条交织的橡树枝，枝头分别停着一只闭目的夜莺。那是父亲的纹章，据说象征沉默、忍耐和致命的力量。
徽章的持有者是他在电报上读到过的名字，古堡的新任管家，一个叫马蒂亚斯·霍夫曼的人。
“埃里希少爷。”霍夫曼在站台上微微鞠躬，声音平淡得没有一丝温度，“车已经准备好了。预计在暴风雪封路前能够抵达古堡。”
埃里希点了点头。他对“少爷”这个称呼没有任何反应——三十二岁被流放者重新被称为“少爷”，这件事本身就透着荒谬，如同一具骨架被重新套上皮肉。
黑色轿车驶出站前广场，穿过市区狭窄的鹅卵石街道。瓦尔特公国的首府在冬日里显得萧瑟而美丽，巴洛克式建筑的尖顶覆盖着新雪，煤气街灯在暮色中亮起昏黄的光晕。一切都和十二年前一样，仿佛这座城市被某种咒语封存在时间里。埃里希甚至认出了莫德尔街上那家旧书店的招牌，依旧是那块褪色的蓝色木板，上面的烫金字母已经残缺不全。
“市里变化不大。”他说。
“变化都在看不见的地方。”霍夫曼回答，目光始终直视前方覆满积雪的道路。
轿车驶出市区后，道路开始蜿蜒上升，进入施坦因贝格家族的领地。黑水湖出现在右侧的峡谷中，水面在铅灰色天空下呈现出一种不祥的静止。埃里希强迫自己移开目光，但湖水的颜色已经烙进了他的视网膜——那个颜色，和海伦娜眼睛里最后的反光一模一样。
“葬礼已经结束了吗？”他问。
“伯爵的遗体已于三日前入殓。”霍夫曼说，“根据遗嘱的要求，棺柩并未封钉，停放在城堡地下的家族墓室中，等待所有继承人到场。”
“所有继承人。”埃里希重复了一遍这个短语，品味着它齿间的味道。“也就是说，我仍然是继承人之一。”
“遗嘱将在七日后由克吕格尔律师当众宣读。具体内容，他一字未透露。”
埃里希没有再问。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暴风雪开始从山脊上俯冲而下，将车窗外的世界变成一片翻涌的白色。
当他们抵达古堡时，巨大的橡木大门已经为他们敞开，门厅里十六支蜡烛在穿堂风中摇曳。埃里希踏上门厅的黑色大理石地面，抬头看见穹顶上那幅褪色的天顶画——还是那幅《审判日》，天使和恶魔争抢着从坟墓中爬出的灵魂，颜料在几个世纪的潮湿空气中起泡、剥落，让一些面孔变得残缺不全。
“埃里希。”
这个声音从楼梯上方传来，轻软的、带着一丝沙哑，像丝绸在旧木上拖过。埃里希没有立刻抬头。他认得这个声音——十二年了，它一点没变。
继母玛格丽特站在二楼回廊的阴影中，一只手搭在铁艺栏杆上。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丝绒长裙，领口系得一丝不苟，金灰色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光洁的发髻。她比埃里希记忆中老了一些，但也仅仅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那些纹路在她微笑时不但没有破坏面容，反而增添了一种诡异的风韵，仿佛时光在她身上只是增加了一层保护色。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走下楼梯，每一步都缓慢而匀称，像是节拍器上精确计算过的摆幅。“你父亲若是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欣慰。”
“我不相信在天有灵这种事。”埃里希说。
玛格丽特在他面前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她右手无名指上那枚蓝宝石戒指，是施坦因贝格家族女主人的象征。十二年前，它戴在他生母的手上。母亲去世三个月后，这枚戒指就易了主。
“你大哥在书房等你。”玛格丽特说，声音里没有一丝波动。“他有些话想在你父亲的书房里对你说。我想，那是关于十二年前的事。”
埃里希没有回答，只是从她身侧走过，踏上通往书房的螺旋石梯。他能感觉到玛格丽特的目光钉在他的背上，像两枚冰冷的图钉。
书房位于古堡东塔楼的顶层。埃里希推开门时，扑面而来的是皮革、灰尘和陈年雪茄烟混合的气味。壁炉里的火已经烧了很久，将整间屋子烤得干燥而闷热。弗里德里希·施坦因贝格站在父亲的书桌前，背对着门口，正在翻看一本皮质封面的厚重册子。
他比埃里希大五岁，身材更加魁梧，肩膀宽阔得几乎要撑破那件裁剪考究的猎装外套。但他的头发已经过早地斑白，这让他的背影看起来像是某个衰老的官僚，而非施坦因贝格家的长子。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弗里德里希没有回头，继续翻着那本册子。
“我也以为。”埃里希说。
弗里德里希终于转过身。他的脸比十二年前浮肿了许多，眼袋松垂，嘴角的法令纹深刻得像是刀刻。他打量着埃里希，目光里没有惊讶，没有愧疚，甚至没有敌意——只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
“你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吗？”弗里德里希问道，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天气。
“电报上说是心脏衰竭。”
“电报上说。”弗里德里希重复着，忽然笑了一声。那个笑容转瞬即逝，留下的是一个近乎悲悯的表情。“父亲在签署完新遗嘱的四十分钟后倒在这张书桌前。医生到的时候，他的瞳孔已经散大。没有人做尸检。继母说没有必要。”
“你怀疑是谋杀。”
弗里德里希没有回答，只是将那本厚重的册子推到埃里希面前。那是一本施坦因贝格家族的账本，最新的一页上，用红墨水圈出了几笔异常的支出——全部发生在父亲死前的一周内，收款方是一家在首都注册的化学试剂公司。
“有人订购了大量的阿托品。”弗里德里希说，“以古堡的名义。但管家的采购记录里没有这一项。”
壁炉中的一根木柴在此时断裂，发出一声脆响。火光在弗里德里希的脸上跳动了一下，让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得如同蜡像般失真。
埃里希望着账本上的红色圈注，感觉到一种奇异的麻木从指尖向上蔓延。他本以为自己会被愤怒或悲伤占据，至少是某种明确的情绪。但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仿佛这件事发生在另一个陌生人身上，而他只是一名站在玻璃窗外的观众。
“我需要休息。”他说。
弗里德里希点了点头，没有挽留。
埃里希的房间被安排在塔楼的第三层，是他童年居住过的那一间。推开门时，他发现屋子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狭小的铁架床、靠窗的松木书桌、墙上褪色的鸢尾花图案壁纸。甚至连桌上那盏煤油灯都是原来的那一盏，灯罩上有一道当年被他不小心磕出的裂纹。
他的行李箱已经被提前送到了房间，放在床脚的地板上。埃里希走过去，打开箱子，从夹层中取出了一个包裹在旧报纸里的锡盒。盒子里是一整套缩微胶片，拍摄对象是他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所有关于施坦因贝格家族的资料——信托基金的流向、家族成员的财务状况、父亲近年来签署的所有公开文件。
这是他回来的真正理由。不是遗产。不是和解。而是一个问题。
海伦娜死前究竟发现了什么？
他合上锡盒，走向窗边。窗外的暴风雪已经吞没了整个世界，看不见山，看不见湖，看不见任何方向。就在这时，他的目光扫过窗台边缘一个细小的刻痕，心脏骤然收紧。
那是一行用小刀刻在石头窗框上的字，字迹纤细而潦草，仿佛刻字的人当时正处于极度的恐惧或紧迫之中。他认出了那笔迹——是海伦娜的。
上面写着：
“别喝这里的水。有人在看。”
埃里希的呼吸停滞了一拍。他慢慢伸手触摸那行字迹，指尖划过凹陷的刻痕。十二年了。这些字在这里等了十二年了。
身后忽然传来敲门声。沉闷的，缓慢的，三下。
“埃里希少爷。”是管家霍夫曼的声音，依旧没有起伏，“夫人请您去楼下用茶。她说，有一件关于您妹妹旧物的事情，需要让您知道。”
埃里希的手指仍停留在那行刻痕上。窗外的暴风雪呼啸着拍打玻璃，像有什么东西正试图从外面的黑暗中冲进来。
他将锡盒塞进床垫下面，转身走向门口。
在拉开房门之前，他停顿了一秒，回头看了一眼窗户——雪花粘在玻璃外侧，正在缓慢融化，像是一张张面孔正在流泪。
那些面孔里，有一张是海伦娜的。但当他眨眼的瞬间，它们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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