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是在听证会结束后第三天被送来的。
没有寄件人,没有回邮地址,连包裹外面的牛皮纸都是新的——没有折痕,没有指纹,没有任何可以追溯的痕迹。包裹通过旧城区一家私人快递中转站投递,那家中转站的登记系统只要求一个手机号,而那个手机号在送出包裹之后两小时就停机了。寄件人显然知道怎么在被追踪之前断掉所有线索。
包裹被直接送到了国会议员科尔在司法大厦的办公室,收件人一栏写着“移民监督委员会——科尔议员亲启”。科尔拆开包裹的时候,莉迪亚正好在他的办公室里汇报后续的物证鉴定进展。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科尔办公桌前,看着他从牛皮纸里抽出一个黑色的塑料盒。
盒子里面是一盘标准尺寸的迷你DV录像带,带盒侧面贴着一个手写的标签,标签上只写了四个字:“狐穴·第四场”。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在黑暗中匆忙写下的,笔画的力度不均,有些地方墨迹断了,有些地方墨迹太重洇成了一团。
科尔把录像带交给委员会的IT技术员,要求确认格式并在封闭会议室里播放。技术员来回翻看了带盒,说这盘录像带的格式是七年前市面上才有的型号,现在几乎找不到还能读取它的设备。最后他从委员会储藏室里翻出了一台积灰的旧DV播放器,用转接线连上了会议室的投影仪。
投影仪的灯泡预热了将近半分钟,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屏幕上先是出现了一片深蓝色的雪花噪点,然后画面猛地亮了——不是清晰的、专业的摄像画面,而是那种用手持DV在低光照条件下拍摄的晃动影像,镜头边缘有明显的暗角,画面质量粗糙,但每一个细节都足以让人分辨出眼前正在发生什么。
拍摄地点是罗斯莫尔庄园后山的林地。镜头里最先出现的是一排火把,插在临时搭起来的铁架上,把一小片空地照得如同白昼。空地上有一张长桌,桌上放着酒瓶、玻璃杯和一个打开的铁质急救箱。几个人坐在折叠椅上,穿着深色猎装,脸上戴着猎狐面具。他们在喝酒,聊天,笑声从录像带的劣质麦克风里传出来,夹杂着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几声低沉的犬吠。
在画面的背景中,可以看到一个人被绑在一棵粗壮的松树上。那是一个南境男人,衣服被撕烂了大半,胸膛和腹部裸露着,皮肤上有好几道新鲜的伤口,血沿着肋骨往下淌,在火把光下反射出湿黏的暗红色。他嘴里塞着灰色的布条,头低垂着,下巴抵在锁骨上,看不清楚脸,但从他胸腔的起伏可以看出他还活着。
“第四场,第十一号猎物。”一个声音从画面外传来,是瓦尔德的,辨识度极高——那是一种受过良好训练的、温润而稳重的嗓音,在慈善晚宴上说出“每一分钱都不会被浪费”的时候是同样的嗓音。录像带里的他用同样的语气在说话,语调平和而愉悦,像是在为一场私人高尔夫球赛做现场解说。
然后他从镜头边缘走进画面,穿着猎装马甲和长筒靴,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他把威士忌放在长桌上,从椅子旁边拿起一把细长的猎刀。不是那种粗犷的猎刀,而是一把精致的、细长锋利的开信刀——银质刀柄,刀身细窄,刀刃在火光下泛着冷蓝色的寒光。他把刀在手指间转了一圈,走向那个被绑在树上的男人,停在他面前,用手背拍了拍那个人的脸,让他抬起头来。
那个男人抬起头,镜头拍到了他的脸。他大约三十岁,颧骨很高,右耳缺了半块——不是天生的,是被利器削掉的,创面已经结痂但边缘还泛着新鲜的粉红色。这是安瑟尔在雨夜猎场上看到的那个人。他在被塞住嘴之前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因达卢斯”,然后他的名字和喊声一起消失在了科尔特兰的失踪记录里。
瓦尔德用刀尖抵住那个男人的喉咙,没有立刻切下去,而是维持着那个动作,偏了偏头,像是一个画家在审视画布上即将落笔的位置。他开口了,声音和他在慈善晚宴上对那个患病儿童说话时一样温柔。
“你的身份从未存在,”他说,“没有人记得你,没有人会找你。你活着和死了,对这个国家来说没有区别。”
然后他把刀按了下去。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科尔的手按在桌面上,指节发白。技术员低下了头。莉迪亚看着屏幕,面无表情,但她的手指紧紧攥着她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的边角,纸张被捏出了深深的皱痕。
录像还在继续。瓦尔德把刀从那个男人喉咙里抽出来,用一块白布擦了擦刀刃上的血,把白布扔在地上。他转过身,对着镜头举起了那把开信刀,像是在展示一件刚刚完成的作品。火光在他的猎狐面具后面跳动着,那对蓝色的眼睛透过面具的眼洞看着摄像机镜头,里面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丝毫的悔意,只有一种被满足之后残留的、懒洋洋的愉悦。
录制在这里戛然而止。屏幕重新变成了深蓝色的雪花噪点,投影仪的灯泡嗡嗡作响。
科尔是第一个开口的。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盘录像带是从哪里来的?”
莉迪亚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上。她的声音很平稳,但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用解剖刀镌刻在骨头上的。“拍摄角度。拍摄者站在长桌的右侧,略高于其他人。从持DV的手法和镜头语言来看,这不是偷拍,是参与者中的一员拍摄的。镜头的移动很自然,和猎杀过程中的互动完全同步。”
科尔看着她。“你是说——”
“俱乐部内部至少有一人保留了每一次猎杀的影像记录。不是出于良心——至少现在不是。可能是作为某种保险,或者某种纪念。但现在,这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决定把它交出来。”
技术员将录像带的内容转存为加密数字档案,同时把原始带锁进了委员会的物证保险柜。科尔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联络官,要求立刻启动证据保全程序。莉迪亚在会议室里待到所有人都离开,她一个人坐在关了灯的会议室里,面对着那面仍然残留着投影光斑的白色墙壁,把那把旧解剖刀从帆布包里拿了出来,放在桌上。她坐了整整半个小时,没有动,也没有哭。然后她把刀收回包里,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
联邦调查局在当天傍晚拿到了录像带的数字拷贝。技术分析组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确认了录像的拍摄时间——画面边缘的时间戳显示为十月十五日夜间,正好是安瑟尔翻墙闯入庄园的三天前。法医影像分析专家将录像中那把开信刀放大并与莉迪亚的创伤图谱进行了逐帧比对。刀刃的宽度、弧度、以及刀尖在受害者皮肤上造成的切口形态,与梅里克湾浮尸颈部残留的浅表切伤特征高度吻合。
深夜,联邦调查局正式向司法部申请了对瓦尔德庄园的全面搜查令。
次日上午,联邦调查局武装探员突袭了罗斯莫尔庄园。莉迪亚作为法医顾问随队进入现场。她穿着现场工作服,提着铝制工具包,在庄园后山的林地中央那片平坦的空地上站定了下来。空地中央残留着一张木质长桌的印痕——桌脚在泥土里压出了四个浅坑。她蹲下来,用标尺测量了四个浅坑的位置和间距,与录像中长桌的位置进行比对。完全一致。
她在松树树干上找到了残留的绳索勒痕——录像中那个缺了半块耳朵的男人被绑在这棵树上,绳索在树皮上磨出新鲜的凹槽。她用棉签在树皮缝隙里提取了微量血迹样本,标注为“物证编号EK-17-42”。
在她身后的挖掘区域,联邦调查局的取证团队正在用探地雷达扫描后山的整片林地。雷达屏幕上的影像显示出不规则的地下空洞和回填痕迹——不是十九个,而是二十三个。最新的四个空洞的回填土比其他的更松散,植被覆盖更少,时间不超过三年。
挖掘从中午开始,持续了整整三天。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用铲子和刷子一寸一寸地刨开泥土,每挖出一样东西就停下手里的活,由莉迪亚上前确认和编号。第一具完整遗骸在挖掘开始后两小时暴露出来——俯卧位,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膝盖骨缺失,第七和第八肋骨之间有钝器刺入的裂口。莉迪亚跪在泥土里,用自己的工具箱里那把旧解剖刀轻轻拨开遗骸周围的泥土,把每一块骨骼的状态、位置和创伤记录在案。她没有说话,但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某种近乎庄严的沉静。
到第二天傍晚,挖掘队已经出土了十一具遗体。每一具的骨骼上都带着与赫利俄斯工坊工具相匹配的创伤——刀的切口、箭簇的穿洞、钝器的骨折。有些遗体的大腿骨上还残留着被马犬咬碎的齿痕。第三天的挖掘又出土了六具,总数达到十七具。另外六个被雷达标记的地下空洞,被确认为是焚化坑——里面有被高温焚烧过的碎骨碎片和焦黑的金属扣环,DNA提取难度极高但并非不可能。
挖掘现场的警戒线外聚集了大量的记者。天空灰蒙蒙的,随时可能下雨,湿冷的秋风把警戒线吹得哗哗作响。联邦调查局的新闻发言人在现场通报了初步发现,用词谨慎但事实无可辩驳。
当天晚上,伊莎贝尔在病房里用笔记本电脑远程完成了她的第二篇头版报道,标题是一行引用:“你的身份从未存在。”报道把录像带的发现、挖掘现场的实况、莉迪亚的骨骼创伤图谱、以及安瑟尔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全部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叙事链。她写完之后把文档发给主编,然后在止痛药的副作用带来的眩晕中闭上了眼睛。窗外传来报贩在街角叫卖号外的声音,那声音穿过湿冷的空气,传进了艾德尔港无数扇亮着灯的窗户里。
而在罗斯莫尔镇警所,拉莫斯警官站在电视机前,看着新闻直播里那十七具遗骸从泥土中被抬出的画面。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到档案柜前,打开铁柜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他两个月以来收集的所有材料——安瑟尔的原始笔录、转移通知的复印件、那支被调了包的碳纤维短箭的替代品、以及一份他自己写的详细备忘录,记录了从十月九日清晨那个少年浑身泥泞地走进警所前厅到E17公路囚车失踪之间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和每一个异常信号。
他把信封封好,在正面用黑色马克笔写了一行字:“联邦调查局证据补充——罗斯莫尔警所维克多·拉莫斯警官提交”。然后他把信封放进了警所的快递箱里,贴上联邦调查局艾德尔港分局的地址,亲自撕下了快递回执单。
做完这些事,他重新在前台椅子上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窗外的罗斯莫尔山区正在被秋雨洗刷,远处的山脊线上,那座灰色石头庄园的轮廓在雨幕中若隐若现。他想起安瑟尔在羁押室里用那双纯黑色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刻,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你相信我说的话吗?”他当初没有回答,但现在他想,他应该回答了。
他把咖啡喝完,拿起手机,拨了安瑟尔留在他笔记本上的那个号码。号码已经停机了,但他在语音信箱里留下了一句话。他说得很短,只有几个字,但他知道那个少年如果还活着,会听到的。
“我信了。”
而此刻,在艾德尔港东区地下深处的汇流井里,安瑟尔正蹲在塞巴画的猎场地图前面,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用一根从旧铁栅栏上掰下来的铁丝在围栏边界上反复描摹着每一个标记——地下室、排水沟、振动探头的位置、观景平台的朝向。他把塞巴告诉他的每一句话都画进了墙上的地图里,把阿米尔用生命试出来的每一条路线都刻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塞巴躺在平台上看着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问了一句:“你要回去了?”
安瑟尔没有回头。他把最后一条曲线画完,把铁丝插进墙壁的缝隙里,站起来。
“那些录像带,”他说,“那个俱乐部里不止一个人害怕。有人在往外扔东西。瓦尔德现在很孤独。孤独的猎物最好追。”
他把煤油灯提在手里,弯腰捡起地上那根磨尖的铁条,转身走进了黑暗的管道。塞巴在他身后看着他消失在管道深处,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只残缺的右手在毯子上缓慢地画了一个圆圈——那是南境人在祭奠死者时画在泥土上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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