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函是用手工压纹的棉纸印制的，墨水是深灰色，带着淡淡的炭香。函上只有一行手写体的小字——“十月围猎，如期而至”——落款处没有署名，只压了一枚火漆印章，图案是一只展翅的猎隼，爪下攫着一根折断的橄榄枝。这枚印章不在任何官方纹章档案里，科尔特兰纹章院从不知道它的存在。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十二个人，每个人的书房里都收藏着一封带着这枚印章的信函。
晚宴的地点选在艾德尔港旧城区一栋私人俱乐部的顶层。这栋建筑在外观上没有任何标识，入口藏在一家古董书店的后巷里，需要穿过三道需要独立验证的门禁系统。第一道核对指纹，第二道扫描虹膜，第三道由一名穿着黑色正装的安保人员手动比对照片。三道门之后，是一部用黄铜和胡桃木装饰的老式电梯，上升的时候会发出沉稳的机械嗡鸣，像一个正在清嗓子的老人。
电梯门打开，正对面是一幅占据了整面墙壁的油画。画中描绘的是十七世纪欧洲贵族狩猎的场景——猎犬撕咬着倒地的雄鹿，骑在马上的猎人手举长矛，鹿血染红了积雪的林地。画框是镀金的，厚重得像是从某个没落贵族的老宅里整块拆下来的。每一个走进这间大厅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幅画前停留几秒。
阿利斯泰尔·瓦尔德站在画的右侧，手里端着一杯没有加冰的威士忌，正在和两个人低声交谈。左边的是科尔特兰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马库斯·格雷沙姆，一个头发稀疏但目光锐利的六旬男人，穿着一套剪裁精良的深蓝色西装，袖口的纽扣刻着他家族姓氏的首字母。格雷沙姆预定在明年三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接受提名表决，如果通过，他将在最高法院的席位上至少坐二十年。此刻他正在和瓦尔德讨论某个上诉案件中涉及移民身份认定的法律条款，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
右边的是移民管理局副局长康拉德·奥斯本，一个四十五岁的肥胖男人，脖子粗短，呼吸声很重，每说几个字就要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一下额头。他的移民管理局负责全国所有非法入境者的拘留、审查和遣返，手上掌握着数以万计的无身份者的命运。没有人知道他在十一年前曾因为收受蛇头集团的贿赂差一点被内部调查——是瓦尔德通过某个现在已经退休的司法部官员把那份调查报告压了下去。
“明年的配额需要收紧，”奥斯本说着，用餐巾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年从南境涌入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国会那边有人开始质疑我们遣返流程的效率。”
“配额不是问题，”格雷沙姆接过话头，用手指轻轻转动着酒杯的杯脚，“问题是司法审查的边界。过去三年里有十几起移民申诉案件被地方法院受理，理由是‘行政程序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我们需要一个更明确的判例——”
“帕特尔案。”瓦尔德说出了这三个字，声音不大，但让两个人都停下了动作。
“那个案子还在最高院排期。”格雷沙姆说，“口头辩论安排在明年年初。”
“判决会是什么结果？”奥斯本问。
格雷沙姆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微微一笑，那个笑容在他的薄嘴唇上停留了不到一秒就消失了。“如果顺利的话，联邦法院将不再拥有对移民法官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权。换句话说，移民官说一个人不合格，他就是不合格。没有上诉，没有复审。地方法院的管辖权将被彻底排除。”
瓦尔德把威士忌在杯子里轻轻转了一圈，看着琥珀色的液体挂在杯壁上，像一层薄薄的蜂蜜。“那将是今年最好的消息。”
他抬起头，扫视了一下大厅。今晚到场的一共有十二个人。除了格雷沙姆和奥斯本之外，还有两位现任国会议员，一位退役的陆军准将，一位拥有全国第三大私营媒体的传媒大亨，以及几位在某些关键行业拥有隐形垄断权的商人。这些人在公众面前的身份各不相同——有的以改革派自居，有的以传统价值捍卫者自居，有的一向保持低调，从不抛头露面。但在这间大厅里，他们都放下了自己的公众面具，穿着一模一样的深色猎装，胸口别着同样的猎隼徽章。
大厅的角落里有一张圆桌，桌上放着一排木制展示架，架子上陈列着俱乐部历年来的“特别猎获”纪念——用树脂封存的兽角、嵌在玻璃框里的猎物牙齿，以及一枚精致的小型头骨，据说是一只已经灭绝的南境山地狼的遗骸。但每一个俱乐部成员都知道，那些展示品里没有一件来自真正的动物。
墙上的猎隼旗帜下方，刻着一行细小的拉丁文箴言，字体是罗马石刻体：“Venatio Sine Termino.”——猎无止境。
晚宴在八点整开始。长桌上铺着酒红色的桌旗，银质烛台上插着七根白色蜡烛，光线柔和而庄重。菜单是四道菜，每一道都搭配了对应的葡萄酒。席间的话题从政治到金融，从移民政策到最高法院的判例，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释放着权力的信号。这些信号的交换像是一场看不见的棋局，而瓦尔德坐在棋盘的正中央，温和而沉默，只是在适当的时候点点头，或者微微笑一下。
正餐结束后，管家推着一辆胡桃木餐车走进了大厅。餐车上放的不是甜点，而是一个用黑布覆盖的方形物体。管家把餐车停在大厅中央，然后退了出去，顺手把门从外面反锁了。
瓦尔德站起来，走到餐车前，揭开了那块黑布。
黑布下面是一个铁笼。笼子里关着一只活物——不是野兽，是一个人。一个男人，皮肤是南境人特有的深橄榄色，头发被剃光了，头皮上纵横交错着好几道旧伤疤。他的双手被反绑在铁笼的栏杆上，嘴里塞着一块灰色的布条，眼睛半睁着，浑浊的瞳孔里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希望，只有一种被长时间折磨之后残留的空洞。他的肋骨透过薄薄的皮肤一根根凸出来，每一次呼吸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各位，”瓦尔德环视了一下桌边的所有人，声音温和而平静，“这是今年的开场猎物。他的身体数据已经发到了你们的加密终端上——体重四十七公斤，空腹血糖偏低，肺活量约在正常范围的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他跑不远。但作为开场，足够了。”
桌边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不是热烈的、兴奋的那种，而是一种礼貌的、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时的肯定。传媒大亨萨姆纳——一个头发银白、戴着无框眼镜的男人——凑近了一些，饶有兴趣地看了看笼子里的人，然后转向瓦尔德：“他的来源？”
“和往年一样。”瓦尔德说，“从移民管理局的遣返名单里筛选的。没有身份，没有亲属，没有任何社会联系。从法律上讲，他不存在。”
“不存在的人，死了也就死了。”退役准将哈洛伦说着，喝了一口红酒。他的军旅生涯结束于十年前一场在南境边境的小规模冲突，那之后他就迷上了猎场——他说在猎场上追捕一个活人比在战场上杀人更让人兴奋，因为战场上只需要扣扳机，而猎场上需要耐心、技巧和对猎物心理的精准把控。
格雷沙姆没有鼓掌，也没有笑。他只是看着笼子里的人，像是在翻阅一份法律意见书。他的表情是职业性的冷静，一个受过几十年法律训练的大脑在处理任何事物时都会自动过滤掉情感，只留下对规则的考量。
“奥斯本，”格雷沙姆转向移民管理局副局长，“你刚才说南境涌入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多少被送进了遣返名单？”
“大约四成。”奥斯本擦了擦额头。
“那剩下的六成呢？”
奥斯本愣了一下。“目前滞留在各地的临时收容所里。有些在等待身份审查，有些在——”
“我是说，”格雷沙姆打断他，声音没有提高，但语气里带上了一层薄薄的冷意，“遣返名单之外的那些人，你们的筛选标准是什么？”
奥斯本张了张嘴，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了瓦尔德。瓦尔德没有看他，只是把手放在铁笼的栏杆上，指尖轻轻敲了敲冰冷的金属。
“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筛选机制。”瓦尔德替奥斯本回答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在正式进入遣返程序之前，所有无身份者都会经过‘新起点’基金会的评估。哪些人值得留下，哪些人不值得；哪些人有希望融入，哪些人没有。融入不了的，分流到各个收容所。收容所满员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从名单上消失。消失的人去哪里——说实话，我们不问。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里不可不免的损耗。”
他的措辞是“损耗”，用的是管理设备时讨论折旧率的语气。铁笼里的男人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身体往前倾了一下，额头撞在铁栏杆上，发出一声钝响。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说话。那个声音在十二个人的沉默里迅速消散了，就像一滴水滴进滚烫的铁板，蒸发得无声无息。
瓦尔德重新拿起酒杯，示意大家回到座位上。
“明天，罗斯莫尔会有一个新货到。”他说，“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和诸位此前见过的都不同——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不过他很快就会消失。在他消失之前，我想各位可以享受这最后一次猎场上的暖场。正式的围猎季，从下周开始。”
“罗斯莫尔的那个，会不会带来麻烦？”萨姆纳推了推眼镜，“法医中心那边——”
“已经有人在处理了。”瓦尔德说。
这句话说完，他没有再多解释一个字。因为他知道，在这间大厅里，不需要解释。这些人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听风险评估，而是为了确信那些风险已经被别人替他们处理好了。他们的手上不会有血迹，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调查报告里，他们的公众形象会继续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报纸头版和电视屏幕上。
格雷沙姆举起酒杯，示意所有人跟着他一起。十二只酒杯在烛光中抬了起来，琥珀色的威士忌和深红色的葡萄酒在杯壁上晃动，像两种不同浓度的血液。
“逐无籍者。”格雷沙姆说出了俱乐部的箴言。
十二个声音同时重复了一遍，低沉而整齐，像某种经过排演的仪式。铁笼里的男人闭上了眼睛。他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像是在默念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个名字，也许是一段祈祷，也许只是他记忆中最后一缕还没有被恐惧吞噬的温暖。
晚宴在十一点结束。十二个人各自从不同的出口离开，乘坐不同的车辆，驶向城市不同的方向。他们之间没有合影，没有签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们今晚曾共处一室的痕迹。古董书店后巷的那扇门重新合上，黄铜电梯停在底层，顶层大厅里的烛台被逐一熄灭。
最后一个离开的是瓦尔德。他独自站在那幅十七世纪狩猎油画前面，抬起头，看着画中被猎犬撕咬的雄鹿。雄鹿的眼睛是画家用最后一点白色颜料点上去的，圆睁着，望着画面之外的某个虚无的空间，像是在问一个问题——一个没有人会回答的问题。
瓦尔德伸手把画框右下角掀起一角，露出了嵌在墙壁里的一个小型电子保险箱。他输入密码，保险箱门弹开，里面放着一本皮革封面的手写日志。他把日志翻开到最新的一页，用一支黑色的钢笔在上面写下一行字：
“十月十四日。罗斯莫尔标的，编号7246-ARC。转移日。”
他把日志放回保险箱，关上画框，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然后走向电梯。电梯门合上的时候，他对着黄铜面板里自己模糊的倒影，露出了一个和今天下午在收容所剪彩时完全相同的微笑——温和、真诚、无懈可击。
而在两百公里之外的罗斯莫尔镇警所羁押室里，安瑟尔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他梦见自己跪在一片长满苔藓的石地上，四周是戴着猎狐面具的影子，一个接一个地从黑暗中走出来，举起手中的十字弓。他在梦里拼命想站起来，但他的膝盖骨被人剜掉了，两条腿像两根折断的树枝，撑不起任何重量。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用拳头用力砸着自己的膝盖——那只没有受伤的腿，膝盖骨还在，隔着皮肤能摸到它的轮廓。他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和眼泪混在一起，顺着下巴滴在水泥地上。
他不知道，再过不到八个小时，他就会被押上一辆驶往艾德尔港的囚车，经过那段十四公里长的、没有监控也没有信号的山地路段。而那些戴着猎狐面具的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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