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田圭太在佐伯雪乃打来电话的第二天清晨,站在了佐伯诚一郎公寓的门口。
他按门铃时手很稳。松冈站在他身后一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整理好的全部证据清单。京都的早晨已经有了初冬的寒意,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缓缓散开。公寓楼下的银杏树落了一地金黄,被晨风卷起来打在路边停着的车上。
门开了。开门的是佐伯雪乃。她穿着一件素色的家居服,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面容憔悴但没有哭过的痕迹。她的眼睛和林田之前见过的那些被害者家属不同——不是绝望,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经历了漫长黑夜之后终于看到天亮的平静。
“请进。”她侧身让出通道,“他在客厅。”
佐伯诚一郎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没有系领带,外面套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和上次在审讯室里那个从容不迫、甚至带着某种优越感的男人相比,此刻的佐伯看起来像是一尊被抽走了支撑的雕像。他的坐姿仍然端正,但肩膀的线条塌了,双手放在膝盖上而不是交叉在胸前,整个人透出一种不再设防的疲惫。
他的目光落在林田手里的日记本上。那本深蓝色布面装订的本子,被雪乃用一条橡皮筋重新绑好,放在证物袋里。佐伯看到它时,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而是某种肌肉记忆般的条件反射,像是被人叫到了自己曾经以为永远不会被叫到的名字。
“这是我妻子的东西,”他说,“你们有搜查令吗?”
“佐伯先生,”林田在他对面坐下来,“您妻子自愿把这本日记交给我们。她不需要搜查令。”
佐伯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缓缓点了点头。这个动作里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有一种接受了某种不可避免之事的人才会有的迟钝。
“在我打开这本日记之前,”林田把证物袋放在茶几上但没有拆开,“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
“问吧。”
“水野隼人现在在哪里?”
佐伯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但声音依然平稳:“我不知道。”
“您最后一次联系他是什么时候?”
“一年前。我给他发了最后一条短信,告诉他不用再等了。”
“‘不用再等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佐伯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几上那杯凉透的茶喝了一口。吞咽时喉结滚动得很慢。然后他把杯子放下,双手重新放回膝盖上,用一种几乎让人感到陌生的平稳语气开了口。
“意思是,桐山一真不会来了。我骗了他。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桐山活着离开那夜山。”
这句话落在客厅的空气里,像一块石头沉入静止的水面。松冈的手指在文件夹边缘停住了。雪乃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没有动,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您是在认罪吗?”林田问。
“我是在陈述事实。”佐伯说,“您手里那本日记里写的东西,加上水野隼人可能已经寄给您的信,加上寺岛拓真手里的星海会内部文件——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我没必要再否认。”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从茶几上移开,落在自己交叉的双手上,“但我需要您明白一件事。这个计划不是我一个人策划的。星海会提供了资金和人员。坂卷秀夫——星海会的社长——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桐山一真消失。因为桐山知道辉石创生的全部资金流向,知道他名下有多少空壳公司,知道他洗了多少钱。桐山不是单纯的债务人。他是证人。”
“坂卷秀夫的名字在寺岛提供的文件里出现过。”林田说,“我们在查。”
佐伯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这个答案。
“我认识桐山一真四十四年。”他忽然换了一个话题,语气没有任何过渡地变得柔软下来,“十二岁那年冬天,寿町下了很大的雪。我在一家中华料理店后巷的垃圾桶里翻东西吃。桐山在那家店的后厨做工,出来倒垃圾时看到了我。他没有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保鲜膜包着的饭团,掰成两半,把大的一半递给我。”
他垂下眼睛,盯着自己摊开的双手。
“我用了四十年来还那半个饭团。用了我自己的方式。雲井的每一块招牌、每一间包房、每一个排队的客人,都是我还给他的。但不够。永远不够。因为他在厨房里流汗的时候,我在前堂里收钱。他的名字在寿司上,我的名字在账单上。我们是一个人的两只手——但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或者,左手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
“三年前他来求我帮他消失。他跪在我面前。额头贴着榻榻米。那个姿势——我现在想起来,胸口还是会疼。但我没有拉他起来。我享受了那一瞬间。我等了三十年,等他终于来求我。然后我把他扶起来,说了‘好’。”
他的声音在这里出现了极其细微的颤抖。不是哭泣,不是哽咽。而是一种像旧收音机在调频时发出的那种细碎杂音。
“在星海会的债务面前,桐山一真必须死。如果他活着,星海会不会放过他。坂卷秀夫对任何潜在的证人都不会手软。所以我做了选择。我选择和星海会合作。我选择让水野隼人执行。我选择飞往札幌制造不在场证明。我选择了每一个步骤。我不后悔,但我也不能原谅自己。”
“不能原谅自己的哪一部分?”林田问。
佐伯沉默了片刻。窗外有鸟掠过银杏树,影子从窗帘上滑了过去。
“不能原谅我在最后一刻握住了那把铁锤。”他抬起眼睛,直接看着林田,“水野隼人在信里写了吧?他写了我的手在某个时刻握住了锤柄。他没有撒谎。我确实握了。不是帮他稳住,不是帮他用劲——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想阻止还是想参与。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了和桐山在寿町一起吃的那个饭团。那个念头只存在了不到一秒,然后我的手已经在锤柄上了。”
“DNA证据确认了您的汗液和头发在那把铁锤上。您在案发现场。”
“是的。我在。”
客厅里安静了下来。松冈翻文件的声音显得异常清脆。雪乃在餐桌旁轻轻闭上了眼睛。佐伯诚一郎把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在胸前交叉,然后又放下,像是在反复确认同一个姿势的不舒适。
“林田警部补,”他终于说,“我只有两个请求。”
“请说。”
“第一,水野隼人不是主犯。他是被我利用的。是我让他以为这是救师父的行动。是我把铁锤放在他手里。是我不接他的电话,不发短信,让他一个人待在那座废矿小屋里孤独地等了三年,等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身份。他信里写的那句话——‘我不懂得怎么把感情变成工具’——他说得不对。他不是不懂。他是拒绝懂。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染黑的人。”
他深吸一口气。
“第二,请不要让雪乃被传唤太久。她嫁给我二十年,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她只是不该嫁给我。”
林田没有承诺这两条请求中的任何一条。他只是站起来,从腰后取出了手铐。
“佐伯诚一郎,我以涉嫌策划杀人、教唆杀人、毁弃尸体、伪造文件、洗钱等多项罪名,正式逮捕你。”
手铐合上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佐伯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那圈银色的金属,表情里没有恐惧,也没有解脱。他只是在站起来时侧过头,看了雪乃一眼。
雪乃没有看他。她盯着茶几上那杯凉透的茶,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态和佐伯之前一模一样。
佐伯被带出门时,在玄关处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对着门板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雪乃。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除了他。”
门关上了。走廊里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咚声。雪乃独自坐在餐桌旁,终于让眼泪从眼眶里滑了下来。
当天晚上,星海商事株式会社社长坂卷秀夫在京都市内一处会员制俱乐部的包厢中被逮捕。同时,执行人员姜光纪在新宿一间短租公寓中被控制。辉石创生株式会社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全国多地同步展开了对星海会关联企业的集中搜查。
林田在搜查本部将佐伯的日记翻到了最后一页。那一页只有一段话,被雪乃用手指标记过,纸张上有一小块被眼泪打湿后干涸的皱痕。
“不要相信这里面的任何一句话。连我自己都不信。但请不要怀疑一件事:我爱过他。他是唯一把我从垃圾桶旁边拉起来的人。我后来做的每一件对不起他的事,都是以爱作为开头的。”
林田合上日记。他将它和信一起放进档案夹,在标签栏写下了案件编号和佐伯诚一郎的名字。然后他走到白板前,在画满了名字和线条的板面上找到最顶端的三个名字——桐山一真、佐伯诚一郎、水野隼人。
他用黑色马克笔在佐伯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这个勾意味着结案。但他没有在水野的名字后面打勾。
水野隼人仍然在逃。那封信寄出后,他再次消失了。钏路邮局监控拍到他在四天前凌晨四点二十分将信封投进邮筒,然后转身走进了尚未天亮的街道深处。从那一刻起,没有任何一个摄像头再捕捉到他的身影。
林田站在白板前,盯着那个没有被打勾的名字。他想起水野隼人在信里写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欠我。”
他不知道水野隼人说的是佐伯还是他自己。也许两个都是。也许两个都不是。
松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新的传真。
“钏路警署在废弃矿山小屋附近发现了新的活动痕迹——三罐空罐头、一本烧掉了一半的笔记本,还有一件叠好的深灰色西装。西装标签上写着佐伯诚一郎常穿的品牌和尺码。”
“水野还在那附近。”林田接过传真,“他为什么不出来?”
松冈没有回答。但答案不需要说出来。
水野隼人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会出来。他在等佐伯的案子进入公审阶段。那一天他将被传唤作证。那时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在逃的共犯,而是案件中最关键的人证——一个被佐伯从贫民窟捡起、又亲手丢进黑暗里的影子。
而他的出现,将彻底摧毁佐伯诚一郎和星海会的最后防线。
林田把传真放在案卷最上面。
“保护好那个小屋。别让星海会的人先找到他。”他说,“水野隼人是下一个证人。”
窗外京都的夜空澄澈无云,银杏叶在街灯下铺了一地金黄。那辆灰色轿车仍停在公寓楼对面的路边,只是这一次,车里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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