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水野的遗书

那封信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被送到京都市警视厅的。

邮戳是四天前，瀚海道钏路市中央邮局。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姓名，地址栏用工整的铅笔字写着“京都市警视厅搜查一课 林田圭太警部补殿”。信封右上角贴着一张八十圆的普通邮票，整封信没有任何特别之处，除了封口处粘着的那一小截透明胶带——胶带内侧隐约可见一枚指纹。

林田在指纹被鉴定课提取走之后，戴上手套拆开了信封。里面是两张对折的白纸，纸上有字，笔迹潦草，多处涂改。写信的人显然在写这封信时反复斟酌措辞，有些地方写到一半就被划掉重写。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开头的第一句话。

“林田警部补，我叫水野隼人。我在法律上已经死了。这是我最后的告白。”

林田在会议室的椅子上坐下，将两张信纸摊平在桌上。窗外雨声绵密，松冈坐在对面，双手交握放在桌面上，神情专注而紧张。

“我在钏路的地下室里写这封信。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送到你手上，但如果送到了，那就意味着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我写这封信不是为求情，不是为辩解。我只是不想让另一个人的沉默替我回答。”

水野隼人在信的第二段开始了正式的陈述。他的笔迹在最初几行还有些颤抖，写到后面逐渐稳定下来。

“佐伯诚一郎找到我是三年前的秋天。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云井很久了，在北海道一带的居酒屋和后厨之间辗转，靠打零工活着。他给我打电话时，我以为那是某种施舍，或者是某种重逢。我后来才知道，他从来不会施舍任何人。他只会使用别人。他让我回京都，说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我帮忙。他说——‘这件事除了你，没有人能替我做’。”

林田的视线在“除了你没有人能替我做”这几个字上停留了片刻。寺岛拓真说过，佐伯从来不做任何事——他只需要找到一个人的弱点，然后拧紧。对水野隼人来说，这个弱点从一开始就摆在明面上：他需要被需要。

“我回到京都是三年前的十月中旬。佐伯在新宿站东口接我。他比云井时期瘦了一些，穿了一件深色风衣，站在路灯下抽烟。看到我时他笑了，那个笑容和我在云井学徒四年间见过的一模一样。他带我去吃了饭。吃饭的时候他没有提正事，只是问我在北海道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很想念云井。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也想’。”

信的第三页描述了一件林田在调查中从未触及的事。

“吃完饭之后他带我去了歌舞伎町一间酒吧。酒吧在地下室里，只有一个吧台和两张沙发。调酒师看到佐伯就立刻退出了吧台区域，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佐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吧台上推给我。文件封面写着——‘镜中人行动’。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把你从这个世界里抹去的计划’。他把计划书翻开，里面详细列明了如何制造失踪假象、如何更换身份、如何永远不再被任何人找到。全部都是为我定制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帮我。他说——‘因为你是我的人’。我以为他说的是真心话。我现在写到这里时仍然想不通这句话里有多少是真心，多少是陷阱。”

林田翻到第四页。水野的笔迹在这里变得急促起来，墨水的颜色也从深蓝变成了几乎是黑色的浓蓝，像是写信人在用力把字刻在纸上。

“‘镜中人行动’执行得很顺利。佐伯安排我在钏路的旅馆办理入住，在房间里留下行李，然后从后门离开。他亲自在钏路等我，开着一辆没有车牌的灰色面包车。他带我去了北海道东部一座废弃矿山附近的小屋。他说那里叫‘起始之屋’——因为一切新的身份将从那里开始。”

“我在那座小屋里住了大约半年。佐伯每隔几周会来一次，带来食物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他来的那几天会和我聊天，聊过去的事情，聊云井，聊师父。他从来不提他做了什么，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外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那里。我没有问为什么。我不需要问。他是佐伯诚一郎。我从小就想成为他。现在他需要我。这对我来说比任何解释都足够。”

“半年后他带来了第一部手机。他说这是只有他能打进来的手机，用于‘紧急联络’。我收下了。从此以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他的短信。短信内容很简单——‘在吗’——‘准备好’——‘快了’。我每次都会回复‘在’。然后就是沉默。直到今年九月。”

林田翻到第五页。第五页的内容比前四页加起来都更密集，笔迹也更凌乱，边缘有些地方被水渍浸染，字迹模糊但勉强可辨。

“今年九月十二日，佐伯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直接打电话。他说——‘时机到了’。他说师父需要消失。他说这是师父自己要求的——师父欠了星海会五亿三千万，星海会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消失，师父会被杀。唯一的办法是在星海会动手之前，由我们来制造一场假的失踪。我的任务是在十月十二日晚上十点，在那夜山山脚入口处接应师父和师母，带他们去‘起始之屋’，然后用提前准备好的假身份证和现金让他们离开。他说他自己会在札幌参加年会，制造不在场证明。”

“佐伯说——‘水野，你是唯一能救师父的人’。我信了他。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在瀚海道踩点，找到了一条没有监控的防火道，找好了换乘的车辆，准备好了小屋里的生活物资。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十月十二日晚上十点，我开着一辆黑色雷克萨斯——就是师父自己的车——在那夜山山脚入口处等着。”

信的第五页在这里停顿了很长时间，纸上有一块明显的空白，像是写信人写到此处放下了笔，沉默了很久。

然后继续——

“师父的车来了。但不是他开的。开车的人是姜光纪——星海会的执行人员。副驾驶上坐着佐伯诚一郎。后排坐着师父和师母。师父的双手被扎带捆在身后。他看到我时，眼神里没有任何惊讶。他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师母在哭。”

林田的手指捏紧了信纸边缘。松冈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会议室的雨声突然变得异常响亮。

“佐伯下了车，走到我面前。他对我说——‘情况有变。星海会不同意假失踪方案。他们要亲自处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现在走，我当你没来过。第二，帮我完成这件事。’我问他是什么事。他把一把铁锤放在我手里。然后他指了指师父。”

“我说——‘你骗了我’。”

“他说——‘我从来没有骗过你。我只是没有告诉你全部。你是唯一能替我做这件事的人。姜光纪是外人。这件事不能交给外人。这件事必须由我们自己人来完成。你和我，水野。你是我的影子。影子是不会让主人失望的。’”

信的第七页。水野隼人的字迹在这里几乎难以辨认——不是潦草，是用力过度导致笔画变形。

“我握着那把铁锤站在那夜山的冷风里。师父看着我。他没有喊叫，没有挣扎，没有流泪。他只是看着我。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隼人，没关系的’。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信的第八页被从中间撕掉了一半，只剩下上半截。残留的文字写道——

“铁锤击中了他。一次。两次。三次。佐伯站在我身后，他的手在某一刻握住了锤柄——我不知道他是要帮我还是要推开我。一切都变得模糊。师母在尖叫，然后姜光纪把她拖回了车里。佐伯说——‘烧掉。全部烧掉’。他从后备箱取出了汽油桶，浇在车上和师父身上。然后他把打火机递给我。”

“我说——‘我不’。”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不是愤怒，不是失望。那是一种——计算完毕的眼神。他已经不需要我了。从我把铁锤挥下去的那一刻，我已经完成了他在计划里给我设定的功能。”

“姜光纪点着了火。火光照亮了整条山道。佐伯说——‘你可以走了。回钏路的小屋等着我。我会联系你’。我转身走了。我没有跑。我只是走。一步一步地走。直到火光在我背后完全熄灭。”

信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小段话。

“林田警部补，这封信不是自首。我在法律上已经死了。死了的人不需要自首。这封信是证据。是佐伯诚一郎策划谋杀的全部过程。我把它寄给你，是因为我欠师父四年的学徒生涯和一辈子的教诲。他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他确实想用假身份逃避债务，他确实每月向西村汇钱，他确实知道星海会和佐伯之间的交易。但他不欠我的。那天晚上，在那夜山的冷风里，他对我说——‘没关系的’。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他原谅了我，在我举起铁锤之前。”

“而佐伯诚一郎。我崇拜了他整整一生。从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学会了穿西装。我学会了签名。我住在他在新宿的公寓里，等他每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短信。我花了三年时间试着变成他。但我变不成他。我永远也无法变成他。因为我不懂得怎么把感情变成工具。因为我在那夜山上哭了。”

“现在我知道我是谁了。我不是佐伯诚一郎的影子。我是水野隼人。是十五岁那年站在云井后厨门口不知所措的少年。是握过铁锤的杀人犯。是法律上已经死了的人。”

最后一句话单独写在整封信的最下面——

“你们要找的水野隼人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人在那夜山火光亮起时，和师父一起死了。剩下的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欠了东西。他欠师父一个交代。所以他把这封信寄给你。”

没有签名。信纸边缘只有一枚指纹——和信封胶带上发现的那枚完全一致。

林田把信纸一张张重新叠好，放进证物袋。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松冈开口时声音沙哑：“警部补，这是自供状。佐伯现在可以被正式逮捕了。策划杀人罪，教唆杀人罪，毁弃尸体罪——”

林田打断了他。他翻到信的第七页——就是被撕掉半页的那一张。

“这封信缺了半页。水野说他从铁锤挥下去到点火之间发生了什么，这一段被撕掉了。”林田用手指点着撕痕，“撕痕不整齐，不是剪刀裁剪的，是手撕的。信纸上有折痕，这半页在封进信封之前就被折起来撕掉了。”

“他自己撕的？”

“也可能是被逼的。”林田站起来，在会议室里走了几步，“水野隼人写了这封信，但没有写完成时间。这封信从钏路寄出，邮戳是四天前。四天前星海会已经知道警方在追查。星海会已经清理了西村和人。他们接下来要清理谁？”

松冈反应过来，脸色一变：“寺岛拓真说——下一个可能是姜光纪，再下一个是水野。”

林田拿起手机拨通了钏路警署的电话：“这里是京都市警视厅搜查一课林田。请立刻派遣警力前往钏路市中央邮局周边，调取四天前所有监控录像。找一个大约三十岁、瘦削、单眼皮的男性——”

他把手机用肩膀夹在耳旁，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调出了一张照片——水野隼人在云井后厨那张旧照。照片上那个十九岁的少年穿着沾满油渍的学徒服，正笨拙地模仿着佐伯的站姿。

而电话那头，钏路的警员已经开始调取邮局周围的监控录像。

雨水顺着会议室的窗户不断滑落。那封信安静地躺在证物袋里。它没有签名，却有指纹。它不是自首，却比自首更沉重。写信的人说自己在法律上死了，但他在信中留下了一种无法被宣告死亡的东西——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