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岭南流放营。
晋芸娘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三年。三年里她没有生过疟疾，没有染过瘴气，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晒成了麦色。她瘦了，却比在张府时更结实。每天卯时起床，和女犯们一起去河边浆洗衣裳，傍晚收工回来，吃过糙米饭，便坐在木棚的床沿上，用一根削尖的竹枝蘸着锅底灰，在一块捡来的木板上画梅花。
木板是从柴堆里捡来的边角料，巴掌大小，边缘还带着粗糙的锯痕。她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很稳，每一片花瓣都画得仔细。三年来，她在木板上画了无数朵梅花，每一朵都朝向木板外面，像是在望着什么。旁边的女犯们早已习惯了她的沉默和她的梅花。她们只知道这个操着长安口音的女人从不提自己的过去，问起来也只是微微一笑，然后低下头去继续画那些永远画不完的花。
只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女犯问她：“姐姐，你画的是什么？”
晋芸娘将木板翻过来，在背面用竹枝刻了一行极细极小的字。字很小，笔画很细，和她三年前在女监墙上刻的那行一模一样。她刻完之后把木板翻回去，对着暮色端详了片刻，微微一笑。
“是一个故事。很长很长的故事。”
那个新来的女犯听不懂，也不敢再问。旁边一个在流放营待了七八年的老女犯拉了拉她的袖子，凑到她耳边低声说：“别多问。她是从长安来的，杀过人。”
“杀过谁？”
“她丈夫。”
新来的女犯倒吸了一口凉气，偷偷看了晋芸娘一眼。晋芸娘依旧坐在床沿上画花，侧脸被灶火的余烬映得忽明忽暗，脸上的表情平静而安详，和“杀人犯”三个字沾不上一点边。她不像是会杀人的女人。可流放营里什么人都有，越是看起来不可能的人，犯的事往往越重。
傍晚，晋芸娘收起木板，走到棚口，望着远处暮色中层层叠叠的山峦。岭南的晚风是湿热的，裹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和她记忆里长安城那种清冷干燥的晚风完全不同。她抬手摸了摸鬓边——那朵阿蛮打的银制梅花簪子已经旧了，银面磨得发亮，有几处磕出了细小的凹痕。歪歪扭扭的花瓣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下显得柔和了几分。她将它扶正了，手指在簪子上停了片刻，像是在摸一件失而复得的旧物。
“吃饭了。”女犯营的管事婆子在棚口喊了一声。
晋芸娘转身朝饭棚走去。流放营的晚饭很简单，一人一碗糙米粥、一碟咸菜。她端着碗在角落里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喝着粥，动作依旧很慢，依旧和她在张府吃早膳时一模一样——背脊挺直，姿态端庄，像是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
就在这时候，营门口传来一阵骚动。几个解差押着一个新犯人走了进来，那人被五花大绑，灰布囚衣破烂不堪，头发乱得像个鸟窝，脸上全是泥污和干涸的血痕。他被解差推搡着从女犯营门口经过时，脚下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地上，解差一脚踹在他腰上，骂了一句“滚起来”。
晋芸娘端着粥碗，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那个犯人的脸。然后她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孙敬德。
他老得几乎认不出来了。才三年，头发已经全白了，眼窝深深地凹下去，颧骨像两块石头一样凸出来，嘴唇干裂起皮，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根筷子。他的眼睛浑浊无光，被解差从地上拽起来的时候，整个人佝偻着，像是被抽去了脊梁骨。流放三千里，他在路上走了将近一年。走到一半的时候押解他的差役死了两个——一个被山洪冲走了，一个染了疟疾。换了两拨解差才把他押到岭南。到了之后被分配到男犯营做苦役，每天凿石头、挖沟渠，干最重的活。今天是他第三次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解差用鞭子抽了他一顿，把他扔进了禁闭棚。
晋芸娘端着粥碗，慢慢地喝完了最后一口粥，将碗搁在地上。她站起来，朝营门口走去。管事婆子在后面喊了一声：“你去哪里？”她没有回答，径直走到了男女犯营交界的栅栏旁。孙敬德正被解差押着往禁闭棚走。他的镣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脚步踉跄，随时都要摔倒的样子。
他在栅栏旁边停了一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然后抬起头来。和晋芸娘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他的眼神在那一瞬间从浑浊变成了惊骇，又从惊骇变成了恐惧，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恨，不是怒，而是一种被命运折磨了太久之后，终于见到命运本人时的恍惚。他认出了她。三年了，她的头发长了出来，参差不齐的断发已经变成了齐肩的黑发，用一根布条扎在脑后。她的皮肤黑了，人瘦了，可那双眼睛还是老样子，幽深而明亮，像是两口望不到底的古井。
“你……”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怎么……也在这里？”
晋芸娘站在栅栏这一侧，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姿态端庄得无可挑剔。她没有笑，没有怒，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件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
“流刑。”她说，“两千里。和你一样。”
孙敬德的嘴唇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解差不耐烦地拽了他一把，把他从栅栏旁拖开，朝禁闭棚走去。他被拽着往前走，脚步踉跄，头却一直扭着，死死地盯住晋芸娘。那目光里充满了恐惧、困惑和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求。
晋芸娘看着他被拖走，消失在禁闭棚的门后面。然后她转过身，回到木棚里，重新拿起那块画了梅花的木板。锅底灰已经干了，她用手指蘸了一点水，继续画。枝干从木板的左下角向上延伸，一笔一笔地攀向空白处。旁边那个新来的女犯怯生生地看着她，不敢说话。老女犯叹了口气，低声对新来的说：“那个男的是她仇人。她丈夫的死，跟那个男的脱不了干系。听说那个男的以前是个大官，在长安城里呼风唤雨，后来犯了事，被流放到这儿来了。他逃跑了好几次，都被抓回来。上次跑了三天，在山里迷了路，差点被老虎吃了。这次跑了五天，跑到漓江边上，被渡口的兵丁认出来了。”
新来的女犯听得目瞪口呆，看看晋芸娘又看看禁闭棚的方向，半天才憋出一句：“那她……她会不会……”
“不会。”老女犯摇了摇头，“她在这里三年，从来没跟人打过架，连骂人都没骂过一句。她只是画花。”
晋芸娘没有听她们说话。她把木板翻过来，在背面刻了一行字。字很小，笔画很细，只有凑近了才能看清。她刻完之后放下竹枝，将木板搁在枕边，躺下来，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闭上了眼睛。
脸上没有泪，没有笑，没有恨，没有怒。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彻底的平静。
第二天一早，流放营里传开了一个消息——孙敬德昨晚在禁闭棚里用一块碎瓷片割了腕。发现的时候血流了小半盆，人已经凉了。禁闭棚地上用血写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字：“晋老三，我还你。”
解差把这句话抄下来报给了营管，营管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让解差去问女犯营那个叫晋芸娘的女犯认不认识这个人。解差去了，回来禀报说晋芸娘只说了一句话。
“她说什么？”
“她说——‘不欠了。’”
营管沉默了一会儿，将那张抄了血字的纸折好塞进了卷宗里，没有再追究。流放营里死人不是什么稀罕事，逃跑的、病死的、自杀的，一年总有那么几个。孙敬德不过是其中之一。
傍晚，晋芸娘收工回来，坐在木棚的床沿上，拿起那块画了梅花的木板。背面的字，她又添了一行。然后她把木板翻过来，继续画正面那枝没有完成的梅花。竹枝蘸着锅底灰，在木板上缓缓移动。枝干已经画完了，花苞已经缀了四五朵，最顶上那朵绽开了三片花瓣，还剩两片没有填。
她画得很慢，因为她不着急。明天可以画第四片，后天可以画第五片。一年后，就是满枝繁花。
她摸了摸鬓边那朵歪歪扭扭的梅花簪子，将它在掌心里攥了一瞬，然后松开。夜风从木棚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灶火忽明忽暗。远处山峦层层叠叠，猿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像是在替谁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而长安城里的那些人——阿蛮，裴行俭，张良，王氏——也许会在某个下雪的夜晚忽然想起她。想起那个穿着素白衣裳、鬓边簪着梅花簪子的女人，想起她说过的那些话，想起那个消失在蓝田关外、再也没有回来的背影。
阿蛮现在是一家小绣坊的女掌柜，坊里雇了三个绣娘，专做梅花纹样的帕子和衣裳。她打的招牌上画了一枝歪歪扭扭的梅花，有心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裴行俭调任去了洛阳，临走前把四箱卷宗锁在了案牍库最深处，锁上贴了封条，封条上只写了一个字：梅。没人问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张良已经致仕，赋闲在家，头发全白了。每年晋老三忌日那天，他会独自去普济寺，在观音殿的香炉里插三炷香。他不求什么，只是插香。王氏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坐在窗前看看院子里的石榴树，坏的时候整日整夜地咳嗽。有一回她咳完之后忽然对张良说了一句话：“当年我挑丫鬟的时候，她跪在最边上，低着头，不吭声。我问她会不会调朱砂。她说会。她爹教的。”
张良没有回答。窗外那棵石榴树又开了花，红得像晋芸娘当年用朱砂染过的丝线。满树的红，风吹过来的时候簌簌作响，像是在替谁说着一串永远说不完的话。
而岭南的晚风，还是往南吹的。
晋芸娘将木板翻过来，在背面又刻了一行字。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棚口，望着远处暮色中层层叠叠的山峦，忽然微微一笑。她想起了裴行俭在蓝田关对她说的那句话——“从今往后，你姓晋，叫晋芸娘。”她想起了阿蛮抱着她哭时那朵歪歪扭扭的梅花簪子被攥得发烫的温度。她想起了老冯头提着石灰水桶站在女监墙前最后没有刷掉那三枝梅花。她想起了普济寺的钟声，花厅里琥珀色的桂花黄酒，蘸了朱砂的狼毫笔在素绢上落下第一片花瓣的样子。她想起了一个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想起的人——那个染坊隔壁巷子里的木匠的儿子，她爹快答应的那门亲事。他叫什么名字她不记得了。他的样子她也不记得了。她只记得那门亲事没有成，她爹把她卖了，然后上吊了。如果那门亲事成了，她现在会在哪里？也许在那条巷子里开一间小木器铺子，生一儿一女，日子平淡如水。也许她永远不会知道乌头和白附子的区别，永远不会知道苦杏油封在蜂蜡里是什么颜色，永远不会跪在雪地里冻僵了膝盖去求一个不会见她的人。可那门亲事没有成。她的人生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张府，拐进了女监，拐进了岭南。她不知道这两条路哪一条更好。她只知道她走了其中一条，不能回头。
她转过身，回到棚里，重新拿起那块画了梅花的木板。明天，第四片花瓣。而后天，第五片。再往后，就是满枝繁花。木板背面，她最后刻的那行字在灶火的余烬中隐约可见：活着。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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