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天，洛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仓颉码专利侵权案相关系列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开庭那天，方诚坐在旁听席第四排靠走道的位置上。他的右脚踝在冬天里又疼了几次，登山杖的橡胶头已经磨得几乎没了，拄在地上会发出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他特意提前半小时到了法庭，挑了一个能看清审判席也能看见被告席的位置。小瑾被沈若兰带回了姥姥家，今天没有来——方诚不想让她再看到法庭的样子。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每一个字都经过麦克风的放大，落在每一个旁听者的耳朵里。韩仲谋因犯行贿罪、胁迫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姚秉坤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钟维岳因犯滥用职权罪、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人被法警依次带出法庭的时候，韩仲谋走在最前面，经过旁听席过道时他的脚步停了一下，侧过头看了方诚一眼。他的金丝边眼镜没了，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看守所马甲，头发剃得很短，鬓角白了。他的表情很平静，没有恨意，没有悔意，也没有方诚在采访中见过的那种从容的微笑。那是一种被剥掉了所有身份和伪装之后残留的空洞。
最后被带进来的是洪敬先。法庭的侧门打开，他走进来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他比上一次在法庭出现时瘦了很多，但步伐依然沉稳，背依然挺得很直。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被告席上的姿态不像一个犯罪嫌疑人，倒像是一个还在主持会议的领导。审判长宣布他的刑期时——因犯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的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方诚看着洪敬先被法警带走的背影，想起了邹伯安录音里那句话——“我是在收税。”洪敬先把别人的开源梦想锁进自己的商业保险柜，然后告诉那个写代码的人他只是在替大家守住盘子。现在他的盘子碎了，那些被他锁进去的东西——代码、批文、签字、录音、银行转账记录——全部从柜子里被倒了出来，摊在法庭的白炽灯下，变成了判决书上密密麻麻的铅字。
庭审结束之后，方诚拄着登山杖走出法院大门。台阶下面站着一群人——邵远、麦志强、严红，还有几个曾经被天域科技起诉过的小厂商代表。邵远今天穿了一件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头发染黑了，看起来比一个月前年轻了十岁。他看到方诚出来，挤开人群迎上去，两只手握住方诚的手，握得很紧很紧，老茧硌得方诚的手指生疼。
“方记者，明辉电子下个月重新开业。”邵远的声音沙哑而郑重，像是在宣读一份等了太久的判决书，“我已经把之前被查封的那批汉卡重新调试好了。第一批货，我捐给洛川市的十所中学，让学生们免费装上。老侯的厂子也重新开起来了，他从河南老家回来了。他说他想见你一面。”
方诚还没有回答，麦志强走了过来。这个在天域科技沉默隐忍了十年的男人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灰毛衣，头发理得很短，眼睛很亮。他手里提着一个老式饼干盒——就是那个在客厅沙发下面藏了十年的铁皮盒子，表面的印花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他把盒子塞到方诚手里，说了一句让方诚在台阶上站了很久的话。
“这里面是六个签名。五个人签了协议，一个人没有签。我把协议书原件烧了，当着韩仲谋的面烧的——他在看守所里看我烧那些纸的时候哭了。”麦志强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他把我们所有人的信任糟蹋了，然后花了十年试图把糟蹋过的东西藏起来。现在纸烧了，东西回来了。”
方诚接过那个沉甸甸的旧饼干盒，把它放进公文包里。邵远的明辉电子重新开业了，侯老板的厂子重新开起来了，还有那些散落在洛川市周围大大小小的中文输入法小厂，正在一间一间地恢复生产。那些曾经被一纸专利证书逼到墙角的“贼”们，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用自己的双手敲键盘了。
四月中旬，《晨光报》的特刊正式出版。这份特刊是方诚花了将近四个月时间完成的完整调查报告，经过崔世昌和报社法律顾问反复校审之后全文刊发。特刊的封面设计很朴素——白底黑字，没有任何图片装饰，只有一行粗体标题：“谁偷走了仓颉码——洛川市仓颉码专利案调查全记录”。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公知技术的开源真相、专利申请的非法程序、侵权诉讼的利益链条、以及权力背后的关系网络。每一部分的结尾都附有证据目录和来源说明，每一个被引用证词的人——从邵远到麦志强到邹伯安到魏明——都在文中以真名出现。
特刊发行那天，洛川市所有的报刊亭都在上午九点之前卖断了货。方诚拄着登山杖路过清泉浴池门口那条街的书报亭时，看见几个买了报纸的人就着路灯在街头站着读完了整份特刊，一直读到天色暗下来字迹看不清了才折好离开。老谢的澡堂那天生意特别好，很多街坊邻居来洗澡的时候都夹着一份报纸，在更衣室里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案子里的细节。
五月初，方诚从清泉浴池搬了出去。他和沈若兰在洛川市城南靠近她工作的那所小学附近租了一间两居室的小房子，朝南的窗户外面有一棵老槐树，夏天会开满白花，风一吹就落得满窗台都是。搬进去那天，小瑾拿着她的蜡笔画满屋子跑来跑去，把每一张都贴在卧室的墙上。方诚站在门口，看着墙上那幅画了三个人、一片蓝天和许多歪歪扭扭的蝴蝶的画，觉得这个小房子的光线比他住过的所有地方都要亮。
搬家之后大概一周，一个周日下午，顾正平来家里吃饭。他还是穿着那件深灰色夹克，但精神比之前好多了，鬓角的白发没再增多，眼神还是很犀利，但说话的语气比之前轻松了一些。沈若兰做了一桌子菜，方诚和顾正平在窗前的饭桌边坐了一下午，喝了一整瓶洛川老窖。喝到最后，顾正平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来。
“沈牧之几天前从国外寄回来的。寄到了公安局，收件人写的咱俩的名字。他托我转告你一句话——‘欠老邹的不止我一个人，但还债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
方诚把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看上去七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坐在一把藤椅上，身旁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一副黑框眼镜，嘴角有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疤，但笑容很温暖。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1998年3月，陆文辉与沈牧之摄于多伦多。老邹，我们都还活着。我们都还在做你说过的那件事。”
方诚把照片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几遍，然后递给顾正平看。顾正平接过来看了看，嘴角难得地浮起一丝笑意。他把照片放在桌上，端起酒杯，对着窗外渐沉的夕阳说了一句：“老邹如果能看到这张照片，大概会笑。”
“你觉得他会笑什么？”方诚问。
“笑他那些代码终于洗干净了。”顾正平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完，站起来拍了拍方诚的肩膀，“我得走了。局里新接了一个案子，高新区另一家公司的土地出让违规，涉案人里又有洪敬先的老关系。这个城市不会因为一个案子就变干净，但至少现在有人敢查了。”
送走顾正平之后，方诚独自在窗前坐了很久。暮色把院子里的老槐树染成了一片模糊的墨绿，远处的城市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他想起邹伯安在笔记本最后写下的那句话——“有些罪行是为了生存，有些罪行仅仅是为了消遣。”韩仲谋属于后者，洪敬先也属于后者。但邵远是为了生存，麦志强是为了生存，严红是为了生存，贺明是为了生存，郑敬尧是为了生存。那些在公知技术的土壤里挣扎求生的无数小厂主们，他们用公有代码做自己的产品，只是为了活下去。
而邹伯安既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消遣——他是一个在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之后依然选择把真相留在世界上的人。他说不清韩仲谋的动力是什么，但他把自己的动力说得明明白白：“代码是干干净净的。”他只是想把那些干净的东西擦干净。
夜深了，沈若兰哄小瑾睡了之后走到客厅，看到方诚还坐在窗前。她在他旁边坐下来，把一杯热茶放在他手边，然后顺着他的目光一起看向窗外的万家灯火。
“崔世昌今天下午打电话来，说报社收到了一大摞读者来信。有的人骂你，说你是出卖民族科技的罪人。也有的人说谢谢你——他们说以前从来不知道做汉字输入法的人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还有一个读者在信里画了一只蝴蝶，和你女儿画的那种很像。”
方诚笑了笑，低头喝了口茶。窗外老槐树的枝条在夜风里轻轻摇晃，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的街上偶尔驶过一辆汽车。他知道一切并没有真正结束——洪敬先的刑期有十二年，韩仲谋有十一年，钟维岳有六年，姚秉坤有八年。他们总有一天会出狱，而出狱之后这个城市会怎么待他们，那些曾被他们伤害过的人会怎么待他们，谁也不知道。那些在法律灰色地带里继续游走的关系网，并不会因为一张判决书就彻底瓦解。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仓颉码的真相已经被完整地记录并公开了。那些曾经被锁在私人保险柜里的代码，重新回到了它本该在的地方——公共的、开放的、任何人都能自由获取和使用的空间里。
方诚抬起头，看着书桌上那台从报社借来的旧打字机。铅字的金属臂在台灯下反射着暗淡的光，滚筒上还夹着一张打了一半的纸。那是他正在写的一篇新的稿子——不是调查报告，也不是新闻特写，而是一篇关于邹伯安的人物特写。标题还没有想好，但他已经在纸上打出了第一行字。
“1990年春天，六个年轻人在洛川市高新区一间三十平米的办公室里举手表决，决定把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写出来的一套汉字编码方案公开发布，供全社会免费使用。表决结果是六票全票通过。”
他写到一半就停住了。不是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写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不是审讯室里的白炽灯光，不是那些被追捕的恐惧和被背叛的愤怒，而是六个年轻人挤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写代码的身影，是墙上那台笨重的386电脑，是窗外高新区还没有被高楼填满的、空旷而明亮的天空。
那天晚上，方诚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老火车站候车室第二排长椅旁边，但周围不是夜晚，是白天，日光灯没有开，阳光从窗户里大片大片地照进来。邹伯安坐在长椅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毛衣，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了的笔记本。他抬起头来看着方诚，笑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往检票口走去。检票口外面停着一列绿皮火车，车厢门开着，里面有五个人——陆文辉、麦志强、魏明、严红，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林瑜。他们都在等着上车。火车汽笛响了一声，邹伯安回头看了方诚一眼，挥了挥手。不是告别，而是表示他在车上等着。然后火车开动了，带着那一车人驶进了窗外那片被阳光照得通亮的云层。
方诚醒过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窗外老槐树上的麻雀正在啁啾。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起一件事——他的登山杖还靠在床头的墙壁上，但右脚踝今天早上不疼了。这是两个多月来第一次。他轻轻下了床，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清早的冷风带着槐花还没开的清香扑面而来。春天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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