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火车站在洛川市西郊，八十年代扩建过一次，后来新站建成，这里就逐渐荒废了。只有几趟慢车还在这里停靠，一天到晚也见不到几个旅客。候车室的天花板很高，日光灯管坏了一半，剩下的几根发出嗡嗡的低鸣，把整个空间照得惨白。
方诚提前十分钟到了。他没有直接进候车室，而是在站前广场对面找了个报摊，买了一份晚报，站在暗处观察了十分钟。广场上没什么人，一个乞丐蜷缩在候车室门口的柱子下打盹，几个拉客的三轮车夫聚在路灯下抽烟聊天。
八点整，他走进候车室。第二排长椅上坐着一个女人，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穿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她面前的座椅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带被她用右手紧紧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方诚走过去，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中间隔了两个座位的距离。
“我是方诚。”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照片。”女人的声音很平静，但方诚注意到她的膝盖在微微发抖。“你发表在《晨光报》上那篇关于化工厂排污的报道，署名的照片拍得不太像你本人。”
方诚没有接话，等她自己说下去。
“我叫林瑜，在天域科技工作了六年。去年辞职的。”她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两人之间的空座椅上，没有直接递给方诚。“韩仲谋这个人，你见过吗？”
“见过一面，在法庭上。”
“那你应该知道，他长得不像坏人。”林瑜的嘴角扯出一个嘲讽的弧度，“他长了一张书生的脸，说话慢条斯理，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科技创新的奖状。每次市领导来视察，他都能把‘民族科技振兴’讲得声泪俱下。但他做的那些事，和他嘴里说的那些话，是完全相反的。”
方诚没有去碰那个信封，而是看着她：“你为什么来找我？”
“因为再没有人说出来的话，以后就永远没人知道了。”林瑜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她闭了闭眼睛，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去年年底，天域起诉了第六家小厂，同样是做输入法的，老板姓侯，六十多岁了，一辈子的积蓄都砸在那个小厂里。韩仲谋开了一个和解条件，要侯老板把厂子关掉，公开登报认错，然后他免掉一半赔偿金。侯老板拒绝了，坚持要打官司。今年三月，侯老板的儿子在放学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断了腿，至今没找到肇事者。四月份，侯老板撤诉了，厂子关了。”
方诚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这个细节他之前在电话采访中隐约听人提过，但没有证据，没有人在正式的采访录音里愿意把这件事说出来。
“你手上有什么？”方诚问。
林瑜终于把那个信封推了过来。方诚打开，里面是三样东西：一张光盘，一个笔记本，几张照片。
光盘是刻录的，银色的盘面上没有任何标签。笔记本是那种普通的黑色皮面记事本，翻开来看，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日期、项目代号和编码方案的技术细节。方诚认出了那套编码——和他在BBS存档里看到的一样，是仓颉码第三版的原始编码表。但笔记本上的内容比BBS帖子里详细得多，不仅包含完整的字根表和拆分规则，还有各部分技术方案的讨论记录、参与编写者的名字和任务分配。
“这个笔记本是谁的？”方诚问。
“邹伯安的。他退休前是天域的前身——天域编码研究所的技术骨干，仓颉码第三版的核心开发者之一。”林瑜顿了顿，补充了一句，“他去年查出肺癌晚期，上个月去世了。笔记本是他老伴在他老家的箱子里找到的，寄给了我。他说他在天域的时候，韩仲谋让大家把所有技术资料都交上去‘统一管理’，他自己偷偷留了一份。”
方诚的手指停在了笔记本的一页上。那一页记录着一次团队会议的纪要，时间是1991年11月，地点是洛川市高新区天域编码研究所三楼会议室。主持会议的人是何守中——也就是后来改名叫韩仲谋的那个人。会议纪要的最后一行写着：
“何守中提出，仓颉码第三版完成后，将以研究所名义在BBS公开发布，供全社会免费使用，以推动华阳国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发展。全体参会人员一致同意。”
下面的签名栏里，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地列在那里：何守中、邹伯安、陆文辉、麦志强、严红、魏明。
方诚盯着这行记录，只觉得一阵凉意从后背升起来。1991年11月，全体人员一致同意公开发布，供全社会免费使用。1992年3月，何守中在BBS上以个人名义发布了这套方案，末尾特意注明“任何人可自由使用、传播、修改，禁止任何人将本方案申请为独占性专利”。1994年7月，他以韩仲谋的新名字将同一套方案申请了专利。1995年到1997年，他用这项专利起诉了至少六家小厂商，累计索赔金额超过两千万元。
“他改了名字，”方诚说，“何守中改成了韩仲谋。”
“改了不止名字。”林瑜的声音变得很冷，“他把自己整个人都改了。当年的何守中是个技术员，穿着拖鞋在研究所走廊里吃泡面，和所有人挤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办公室里写代码。现在的韩仲谋是市政协委员，坐专车，出入市政协会议室和五星级酒店，和专利局的官员称兄道弟。你问他记不记得当年那个何守中，他会告诉你：‘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太成熟。’”
方诚拿起那几张照片。照片拍的是一个私人饭局的场景，从拍摄角度看应该是偷拍的，画面有些模糊。照片里有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桌上摆满了酒菜，背景像是一个高档会所的包间。方诚认出了韩仲谋，他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
“这个是姚秉坤，”林瑜指着照片里那个秃顶男人说，“当时是洛川市专利局审查处的处长，现在升了副局长。仓颉码的专利审查就是他经手的。”
方诚看着照片。姚秉坤正端着酒杯和韩仲谋碰杯，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那种笑容在模糊的画质里依然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油腻。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1993年12月。专利申请提交前半年。”
方诚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拍摄日期，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可辨。他的手指摩挲着照片边缘，脑海里正在快速拼接着时间线。1992年公开发布，1993年底宴请专利审查官员，1994年提交专利申请并获批。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严丝合缝。
“光盘里是什么？”
“财务资料。”林瑜压低声音，“天域科技前几年的一些内部转账记录和部分邮件存档。里面有几笔转账的记录很有意思，从时间上看，刚好在专利申请获批前后。收款方的账户——我查过——和姚秉坤有直接关系。”
方诚拿起那张光盘，对着光线看了看盘面。这张薄薄的塑料片，轻得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但它承载的信息足以在洛川市掀起一场地震。
“你为什么不在辞职之后就把这些东西公开？”方诚问。
林瑜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因为我害怕。我有个六岁的儿子，在天域家属楼住的时候，韩仲谋来我家做过客，知道我儿子长什么样。他说过一句话——‘小林啊，把孩子培养好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但我听得懂他的意思。”
她的声音颤抖起来，手指紧紧攥着公文包的带子。“上个月，魏明出事了。”
“魏明？”方诚翻开笔记本最后一页，在签名栏里找到了这个名字。
“他也是仓颉码第三版开发团队的成员，后来一直在天域做系统管理。两个月前，他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了邹伯安，两个人通了几个电话。然后他就开始收集公司内部的一些资料。上个月五号，他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被人堵在巷子里打断了右手。医生说粉碎性骨折，就算长好了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灵活了。”林瑜的声音越来越低，“打他的人跑之前说了一句话——‘下次就轮到你的脑袋。’”
方诚把照片和笔记本收回信封，和光盘一起放进自己的包里。他正要说话，林瑜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方记者，”她的声音急促起来，眼眶泛红，“邹伯安死了，魏明残了。知道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有一天我也出了什么事，至少还有你把这些说出去。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方诚没有挣开她的手。他看着她的眼睛，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来找我，你觉得我能做到什么？”
“我不知道。”林瑜松开了手，颓然靠回椅背上，“但老邹去世前给我打过最后一个电话，他说：‘小林，咱们这些搞技术的人，一辈子就图个干干净净的东西。代码是干干净净的，想法是干干净净的，但有些人把这些干净东西弄脏了。’他说完这句话第二天就进了ICU，再也没出来。”
候车室的广播忽然响了，播报着一趟过路慢车的到站信息。广播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林瑜站起来，擦了擦眼睛，重新把公文包的带子攥紧。
“我得走了。我坐这趟车回老家，短期内不会再回洛川。”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方诚，“这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电话，他是做网吧生意的，在下面几个县都有店面。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地方暂时落脚，可以找他。你就说你是林老师的朋友。”
方诚接过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你打算躲多久？”方诚问。
“躲到这个案子翻过来为止。”林瑜转过身，朝检票口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方诚一眼，“方记者，有件事你得提前知道——韩仲谋这个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有多坏，而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他觉得那些公有技术本来就该是他的，因为‘如果我不把它商业化，它就烂在BBS上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他自己真的相信。”
林瑜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脚步声渐渐远去。方诚独自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那个装了信封的包压在他膝盖上，沉甸甸的。他低头看表，八点三十五分。他和林瑜的会面只持续了三十五分钟，但这三十五分钟里接收的信息量，超过了他过去三年所有调查的总和。
他正要把包拎起来离开，忽然察觉到一个细节——候车室另一端的第三排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什么时候进来的，方诚完全没有注意。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戴着帽子，正低头看一份报纸。报纸举得很高，刚好遮住了他的脸。
方诚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他站起身，不紧不慢地朝候车室门口走，用余光观察着那个男人的动作。那个男人没有跟上来，依旧低着头看报纸。
方诚走出候车室，在站前广场上快步穿过，打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他报了一个地址——不是自己家，而是报社附近的一个老旧小区，他在那边租了个小单间当工作室，只有沈若兰知道这个地方。
出租车行驶到半路，方诚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黑色轿车。没有开车灯，隔着三四辆车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方诚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从报社出来时看到的那辆车。
“师傅，到了前面那个路口帮我左转，然后立刻右转进巷子里。”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照做了。出租车猛地拐进一条窄巷，发动机的轰鸣在两侧墙壁之间回荡。方诚回头看去，那辆黑色轿车在巷口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加速，消失在夜色中。
方诚在巷子里下了车，沿着昏暗的窄巷走了七八分钟，确认身后没有人跟着，才拐进一栋老旧的居民楼。他快步上了三楼，掏出钥匙打开那个单间的门，锁上门，拉上窗帘，然后才把包里的信封拿出来，在台灯下摊开。
光盘、笔记本、照片。三样东西静静地躺在灯光下，每一件都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把光盘插进去。光驱嗡嗡地转了几秒钟，屏幕上弹出一个文件夹窗口，里面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几十个文件。他逐个点开，看到了一行行银行转账记录、邮件正文的扫描件、内部会议纪要的翻拍照片。其中一份文件显示，1994年1月，天域科技向一个名为“星辉科技咨询公司”的账户转账三十万元，用途备注写着“技术服务费”。而林瑜在文件夹里专门附了一个文档，里面列出了星辉科技咨询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姚建，是姚秉坤的亲弟弟。
方诚靠回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忽然想起林瑜临走前说的那句话——“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他说‘如果我不把它商业化，它就烂在BBS上了’。他是认真的。”
窗外的城市正在沉睡。洛川市的夜晚安静得像一潭深水，但方诚知道，水面之下有无数暗流正在涌动。那些被迫关停的小厂，那个在法庭上喃喃自语的老厂长，那个被摩托车撞断腿的孩子，那个死在肺癌里、至死不肯签字交出笔记本的老工程师，那个在暗巷里被打断右手的系统管理员。
他们都是这潭深水里的涟漪。而此刻，这些涟漪正在方诚手中的笔记本里、光盘里、照片里汇聚成一波巨大的浪，只待有人推上最后一把。
他从包里掏出林瑜给他的那张纸条，看了一遍，记住了号码，然后把纸条塞进笔记本的夹层里。他拿出移动电话，拨通了沈若兰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方诚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点了，这个点沈若兰应该已经睡了。但她的电话平时从来不关，就算睡前也会把音量开到最大，怕错过方诚的紧急来电。他重新拨了一遍，依然没有人接。第三次拨号的时候，电话在响了两声后被人接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的声音不是沈若兰的。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像砂纸摩擦金属。
方诚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冻住了。
“你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那个男人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调说了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尖划在玻璃上：
“方记者，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但有一件事你写错了——你写的那些字，不是你一个人的。”
电话挂断。忙音刺耳地响起来。方诚盯着手中的移动电话，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通话结束，时长：十二秒。
他猛地站起来，拎起包就往门外冲。下楼的时候他拨通了沈若兰娘家的座机号码，同样没有人接。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脚步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发出急促的回声。
冲到楼下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洛川市的夜空。月亮已经完全被云层遮住了，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浓厚的黑暗中。远处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悠长而苍凉，像是某个正在远去的亡灵在唱歌。
方诚攥紧了包带，朝家的方向狂奔而去。那个装了笔记本、光盘和照片的包随着他的奔跑在腰间剧烈摇晃，里面的东西碰撞着，发出沉闷的响声。
在这些声响的间隙里，他听到自己胸腔里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林瑜说的那句话，邹伯安临死前说出的那句话——
“代码是干干净净的，但有些人把干净东西弄脏了。”
而此刻，那些人已经开始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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