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料场在滨北城的西郊，像一块被城市遗忘的溃疡。白昼里不过是一堆锈铁与砖渣的乱葬岗，到了傍晚，斜阳把那些扭曲的钢筋拉出长长的影子，倒有几分像巨人断裂的肋骨。陆衍之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从厂区后门出来时，看门的老周正往搪瓷缸子里续热水，连眼皮都没抬。电缆厂已经三个月没发全额工资了，所有人都像泡在温水里的青蛙，能省一口力气就省一口。
陆衍之把车停在废料场的铁栅栏外，锁好。他其实不需要什么东西，他只是需要走一走。自从研究所解散、他被"分流"到电缆厂当技术员之后，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这段空白，就成了他唯一能呼吸的时间。厂里那些工人看他的眼神他懂——一个清华毕业的硕士，沦落到跟他们一起领下岗安置表，这比任何嘲讽都更锋利。
废料场的深处堆着几台报废的变压器，铜线圈早就被撬走了，只剩下一副副铁壳子像死去的巨兽。陆衍之踢开脚边一只破胶鞋，突然注意到角落里有只木箱被半埋在碎砖下面。箱子的一角已经霉烂，露出里面黄绿色的油纸。他蹲下去，用手扒开碎砖，油纸裹得极紧，一层又一层，像某种郑重的封存。等他把最后一层剥开，里面的东西让他手指微微一顿。
是工业电雷管。一共十二枚，每一枚都裹着蜡纸，引脚完好，保险帽还在。旁边的半张发黄的出厂单上印着"滨北化工三厂 1994年3月"，以及一个褪色的合格章。这批雷管大概是当年厂区改造时遗落的废料，被哪个粗心的保管员跟建筑垃圾混在一起扔到了这里。按照安全规程，它们应该在销毁名录上，但显然——没人清点过。
陆衍之把雷管重新裹好，塞进自己带来的帆布工具包里。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半拍，但他走得极稳，甚至还在废料场门口跟老周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明天见"。老周没看他，对着缸子吹了一口气，茶叶沫子在热水里转了个圈。
那天晚上他没有开灯。他坐在那张掉了漆的书桌前，把十二枚雷管一字排开，用游标卡尺量了每一枚的直径和引线长度，记在本子上。本子是硬壳黑皮的那种，以前在研究所做课题时用的，扉页上还印着"滨北机电研究所 第三研究室"的蓝色字样。他用铅笔在空白页上画了一张简图，电力引爆、延时装置、最小起爆药量，这些公式他闭着眼都能默写。他在研究所那几年做的就是高能材料钝化处理，爆炸动力学是他的本行。
但他从来没想过去炸什么。他只是——好奇。这十二枚雷管像是从时间的裂缝里掉出来的，带着一种荒诞的礼物感。他想知道它们还能不能用，想验证那些公式在现实中是否依然成立。这只是验证。就像当年在实验室里反复做过的那些小规模模拟一样，只是介质从计算机换成了实物。
深夜两点，陆衍之喝了第三杯凉白开，翻开了另一本笔记本。那本子更旧，扉页上贴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是他母亲。照片里的女人眉眼很淡，笑着，嘴角有一点点歪，那是她中风后留下的后遗症。陆衍之记得她去世的那天是1990年的冬天，他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接到电话赶回滨北时，人已经凉了。邻居说她是半夜起来关窗户，摔了一跤，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恨那个邻居。那个姓孙的胖女人，每天夜里十一点准时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放的是那种哭天抢地的琼瑶剧，母亲耳朵不好，总是被吵得睡不好。陆衍之去敲过门，对方隔着防盗门说"嫌吵你搬家啊"。
他没搬家。母亲也再没有关过窗户。
陆衍之把母亲的照片翻过去，压在本子封皮的夹层里。他提笔在空白页上写了几行算式，是关于炸药在密闭空间内的爆压传导效率。写着写着，他的手忽然停住了，笔尖在"临界体积"四个字下面重重画了一条横线。
他开始想起赵德贵。电缆厂的车间主任，去年硬是把陆衍之提议的"自动化质检改造方案"给毙了，理由是"预算不够"。但陆衍之知道真正的原因——那笔三十万的改造预算后来被赵德贵挪去给厂领导修了家属楼的暖气管道。那个冬天，研究所出来的最后一套自动化方案变成了一堆废纸，三个月后陆衍之被从技术组调到了维修组，每天跟扳手和润滑油打交道。
他恨赵德贵吗？他说不上来。那是一种更凉的东西，像吞了一块冰，化不掉也吐不出来。
凌晨四点半，陆衍之拉开抽屉，取出一卷电工胶带和一只旧的电子闹钟。他拧开闹钟的后盖，看着里面的齿轮和发条，忽然觉得这些东西比人诚实得多——给它们设定好的程序，它们就一丝不苟地执行，不贪污、不推诿、不笑里藏刀。
他把闹钟放在桌上，和雷管并排。左手边是一本拆开的《引爆工程学》第317页，右手边是一张滨北市地图。他用红笔在地图上圈了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赵德贵家的位置，在城南老棉纺厂家属院，二楼，煤气管道紧贴着外墙走。第二个点是那条街的变电站，距离家属院约八十米，如果从那里取电，他需要一截足够长的双股铜线。
陆衍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筒子楼之间逼仄的天井，对面五楼的灯还亮着，有人在咳嗽。他把窗玻璃上的雾气擦掉一小块，看着外面铅灰色的天空慢慢变白。滨北城的黎明总是来得拖泥带水，先是从东边厂区的大烟囱后面渗出一层脏兮兮的橘色，然后是一辆运煤车的汽笛声，再然后才是天光的彻底溃败。
他回到桌前，把雷管和闹钟收进工具包，地图折好塞进裤兜。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但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很干净——他不是为了伤害谁，他只是想做一个实验。实验需要变量，需要观测对象，需要记录结果。赵德贵的煤气"泄漏"会是第一组数据，他可以从中学到实际爆压与理论值的偏差，学到延时机构的温漂系数，学到居民楼结构的共振频率。
至于赵德贵会不会受伤——陆衍之在笔记里写下了一行小字："目标存活概率约72.3%，附加伤害概率约18.5%。"然后他合上本子，没有再犹豫。
六点整，滨北电缆厂的上工铃响了。陆衍之背起工具包走出筒子楼，经过楼下早点摊时买了一根油条，边走边吃。油条凉了，有点硬，但他嚼得很认真。他路过厂门口的布告栏时瞥了一眼，上面贴着一张新的下岗名单，他的编号排在第17位。下个月开始，他连维修组的岗位也没有了。
他把最后一口油条咽下去，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短到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当天晚上十一点，陆衍之再次出门。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旧工装，戴着手套，工具包斜挎在胸前。滨北城九月的夜风已经带了些凉意，路灯坏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也昏昏沉沉的，照着路面上干涸的泥印。他步行穿过三条街，经过那家仍然开着门的录像厅，门口的海报上是周润发叼着牙签的剧照。陆衍之没有停留。
棉纺厂家属院的门卫室黑着灯，老头早就睡了。陆衍之从侧面围墙的豁口翻进去，落在冬青丛后面，蹲了将近两分钟，确认没有狗叫，才贴着墙根绕到二号楼下。赵德贵家在二楼东侧，厨房窗户朝北，煤气立管就沿着外墙的雨水管旁边走。陆衍之从工具包里取出那枚改造过的雷管——他已经用闹钟的发条和一段电阻丝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延时触发装置，设定时间是凌晨三点整。雷管用胶带固定在煤气立管的阀门接口处，外面裹了一层泡沫塑料减震，再用黑色塑料袋伪装成管道保温层。
他做完这一切，退后三步，仰头看着那扇黑洞洞的窗户。窗帘没有拉严，露出一条窄缝，缝隙里透出电视机屏幕幽蓝的光。赵德贵还没睡，大概又在看什么抗战剧。
陆衍之站在那里，心跳忽然变得很慢、很响。他听到自己的耳膜里有血液流动的潮声，像遥远的海。他想起母亲最后那夜的窗户，想起姓孙的女人电视机里的哭喊声，想起研究所主任在解散会议上说的"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想起下岗名单上自己的编号。
三分钟。他只站了三分钟。
然后他转身，翻出围墙，走过录像厅，走过早已关闭的菜市场，走过路灯下两只在翻垃圾的野猫，回到筒子楼，上床，闭上眼睛。
凌晨三点整，一声闷响从城南方向传来。陆衍之在黑暗中睁着眼，数了整整一百二十下自己的呼吸，然后翻了个身，把被子蒙过头顶。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第三版有一小块豆腐干新闻："棉纺厂家属院发生煤气爆燃，一人轻伤。"陆衍之在厂门口报摊上看到那行字时，正在掏钱买烟。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计算中的"轻伤"应当是赵德贵的左臂二度烧伤，但新闻说的是"赵姓住户及其妻子均送医"。
两个人。
附加伤害率从18.5%变成了100%。他的公式出了问题。漏算了卧室与厨房之间那道门是否关严，漏算了夫妻二人的睡眠深度差异，漏算了一个人在爆炸前可能恰好起夜。
陆衍之把报纸折好，塞进工具包。他把那包刚买的烟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有点。烟丝的味道在舌尖上散开，苦涩而干燥。他忽然想起昨晚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其实听见了救护车的声音，但他告诉自己那是幻觉。
现在他知道那不是幻觉。
他吐掉那根烟，踩灭，然后走进电缆厂的铁门。门卫老周今天换了新茶叶，搪瓷缸子里飘出茉莉花的香气。陆衍之经过时，老周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小陆，你脸色不太好啊。"
陆衍之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昨天没睡好。"
他没说错。他确实没睡好，而且他隐约预感到，从今以后，他可能再也无法真正睡着。
因为他在那个凌晨三点零四分——爆炸声传来的那一刻——心里最先涌起的情绪不是愧疚，而是一个工程师本能的、近乎兴奋的念头："数据偏了，要改模型。"
这个念头像一枚钉子，从那天开始，就钉在了他的颅骨内侧。
而它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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