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日光灯比人文楼地下室的更亮，亮得让人无处可藏。
真鹤市警署的审讯室设在三楼走廊尽头，是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方形房间。墙壁刷成毫无温度感的浅灰色，一张固定在地面上的金属桌子，三把折叠椅，墙角装着一台全方位监控摄像头，红色指示灯每隔三秒闪烁一次。房间里没有窗户，唯一的通风口在天花板上，排气扇发出单调的嗡嗡声。
水野浩太坐在桌子一侧的折叠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后背挺得笔直。他已经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两个小时，期间只喝过半杯凉掉的速溶咖啡。他对面坐着的刑警自我介绍说姓吉冈，四十岁出头，头发剪得很短，说话带着浓重的真鹤口音，审讯风格温和但有耐心。不过水野知道，隔壁房间里犬饲圭吾正透过单向玻璃看着这一切。
“所以，水野先生，”吉冈把录音笔往桌子中间推了推，“我们从最开始说起吧。你第一次见到真壁周平，是什么时候？”
水野张了张嘴。那个熟悉的窒息感又涌上来了——舌头像一块干硬的木头堵在喉咙里，气流在声带附近徘徊却冲不出去。他握紧膝盖上的双手，指甲掐进掌心，用疼痛来转移注意力。这招是从高原那里学来的。
“十……十……十二月初。”他艰难地挤出几个音节，“学校……公告栏。”
“公告栏上贴了什么？”
“招……招募……实验参与者。每……每小时五千元。”
吉冈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字迹潦草但有条不紊。“时薪五千，对大学生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你当时知道实验的具体内容吗？”
“不……不知道。”水野摇头，动作有些僵硬，“他说……他说是研究……社会认知。没有说……违法的事。”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涉及到违法行为的？”
水野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只剩下排气扇的嗡嗡声和吉冈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他在回忆——或者说，他在试图把那些已经被反复回放过无数次记忆片段，用语言组织成一段可以被他人理解的叙述。但这太难了。不是因为口吃，而是因为他发现，当他们五个人在钟表铺地下储藏室里填写假报销单、伪造公章、策划纵火的时候，那些行为在他们当时的认知里已经不再是“违法”——它们变成了“任务”，变成了“指令”，变成了“获得认可的方式”。真壁用高额报酬和所谓的团队归属感，悄无声息地替换了他们心中那条道德基准线。
“第一次……从储物柜里拿金属盒的时候。”水野终于说，“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睡不着。我知道那不是真壁的东西。收据簿上有教务处的盖章，公章不可能属于个人。但真壁说——他说他在研究服从。他说他想知道人在什么条件下会跨过那条线。”
“你相信他？”
“我……我需要相信他。”水野的声音忽然变得比之前更稳了一些，口吃在情绪激动的时好时坏，此刻似乎被某种苦涩的自嘲冲淡了，“因为我……已经跨过去了。跨过去之后，我需要一个理由告诉自己，跨过去是对的。”
吉冈停下笔，抬头看着他。单向玻璃后面的犬饲抱着手臂，眉头微微皱起。
在水野隔壁的审讯室里，今井瞳正在和另一位刑警周旋。她的精神状态比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时好了很多——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神已经恢复了那种令人不安的锐利。她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没有动过的白开水，水面纹丝不动，映着天花板上日光灯的倒影。
“你不是那种容易被说服的人。”负责审讯她的刑警姓小林，是鉴证科调来的年轻巡查，三十岁不到，审讯节奏明显有些跟不上今井的思路，“你是经济系的高材生，门门功课拿A。一个大学教授说几句煽动性的话，就能让你心甘情愿去伪造公文？”
今井没有马上回答。她摘下眼镜，用衣角缓慢地擦拭镜片。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当她需要整理思路的时候，就会开始擦眼镜，仿佛通过反复擦拭镜片能让脑子里的逻辑链条变得更清晰。
“我是被收养的。”她把眼镜重新戴上，声音平淡得像在朗读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案例研究，“养父母是好人，好到了过分。他们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重话，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他们的亲生女儿比我大三岁，每次我和她发生争执，养母总是先批评她，从来不管原因。你知道吗？这种无条件的偏袒，反而是一种最彻底的拒绝。”
小林愣了一下。“这算什么拒绝？”
“它的潜台词是——你不是我的孩子，我没有资格纠正你。在这个家里，你永远是一个需要被特别照顾的客人。”今井端起水杯，在杯沿上轻轻碰了一下嘴唇，没有喝，“我在真鹤大学经济系拿了三年奖学金，每一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但我的养父母从来没有来参加过我的任何一次表彰仪式。不是因为他们忙，是因为我姐姐——他们的亲生女儿——在同一年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了。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来为我的成功庆祝，就是在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每一次表彰仪式，我的座位旁边永远是空的。三年来，没有人给我鼓过掌。”
她的声音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出现了极其微弱的颤抖，但她迅速用推眼镜的动作掩盖了过去。
“真壁看透了这一点。他知道我所有论文的选题，知道我引用过濑户口香织的每一篇调查报道，知道我在图书馆借阅记录里反复检索过哪些关于福利制度漏洞的资料。他找到我，不是为了操控我——他根本不需要操控。他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够了。”今井顿了顿，“他说，这个国家假装在保护弱者，实际上每天都在牺牲弱者。而你可以证明这一点。”
隔壁审讯室里，佐佐木里帆把腿翘在桌子边上，被刑警提醒了两次才放下来。她的态度看起来是五个人中最不合作的——但这恰恰是她最擅长的伪装。她用满不在乎的语气回答每一个问题，用耸肩膀和冷笑来填满那些本该流露出脆弱的间隙。她告诉审讯她的刑警，她进少管所是因为十四岁时用美工刀划伤了继父的手臂——“他推我妈，我就推他，他用酒瓶砸我，我就用美工刀。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在未成年人案件里本来就模糊，法官给我判了一年管教，出所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替我做主，除了我自己。”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轻快，像是在讲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笑话。但单向玻璃后面的犬饲注意到，她在讲述的过程中用左手反复揉搓着右手的虎口，那根布满老茧的手指机械地画着圈。那个位置——是她当年握美工刀的位置。
真正让审讯室气氛凝固的，是金城优。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平放在桌面，后背挺得笔直，姿态标准得像是来参加一场入职面试。他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平稳得近乎机械，把从第一天走进人文楼B2层到最后一晚在024室对峙的整个过程，按照时间顺序一个细节不落地陈述了一遍。中间没有任何情绪起伏，没有任何自我辩解，就像在背诵一份实验报告。
当刑警问他为什么不拒绝真壁的指令时，他的回答让整个审讯室安静了将近半分钟。
“我是特招生。”他说，“柔道部只有两个公费名额。我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大四的学长，全国大学柔道锦标赛的铜牌得主。我的生活费、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全部来自特招生奖学金。如果我退出实验，真壁只需要打一个电话，我在第二天就会收到退部通知。而退部之后，三个月内我必须补缴所有公费，否则勒令退学。”
他看着刑警的脸，眼神里没有抱怨，没有委屈，只有一种被反复锤炼过后的平静。
“我是从冲绳的离岛考到真鹤大学的。我们那个岛只有一所小学加初中，高中要坐船到那霸去读。整个岛上能考上国立大学的人，十年里只有我一个。我离开岛的那天，全村人凑钱给我买了机票。他们觉得我是全村的希望。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那种感觉——你不是你自己，你是一群人的面子。”
犬饲在单向玻璃后面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把烟圈缓缓吐向天花板。他审讯过很多犯人，听过无数种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但金城没有在开脱，他只是在陈述。他的语气里没有愤怒，没有悲情，只有一种被生活反复教训之后形成的、近乎宗教般的认命感。这种认命感，就是真壁打开他们心门的钥匙。
最让犬饲意外的，是高原俊也。
高原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状态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差。他在拘留所里一夜没睡，眼眶下面的黑眼圈浓重得像淤血，嘴唇干裂起皮，双手不时地轻微颤抖。但他坐下之后说的第一句话，让负责审讯他的吉冈刑警停下了正在转动笔杆的手指。
“真壁周平。”高原的声音沙哑而疲惫，“他是我哥哥。”
吉冈愣住了。“你说什么？”
“同母异父的哥哥。”高原抬起眼睛，那双眼睛因为连续熬夜而布满血丝，但瞳孔深处的光仍然亮着，“我们的母亲叫高原静子，就是虚舟计划里的样本19。她在实验中被诱导和首席研究员发生了关系，生下了真壁。真壁被送到海东福利院，在那里长大。三年后，我母亲在出院后的第二年遇到了我的父亲，生下了我。我的名字——高原俊也——是我母亲起的。俊也，俊，和真壁那个‘周’字在日文里是同一个偏旁。”
审讯室里的空气凝固了。犬饲在单向玻璃后面掐灭了香烟，向前迈了一步，几乎贴在了玻璃上。
“你是怎么知道的？”吉冈问。
“犬饲刑警从地下室里翻出来的档案——佐佐木传话给我了。”高原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昨天夜里，我在这里的拘留室反复想了一整个晚上。我想到我小时候——我母亲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手里拿着一个婴儿的毛线鞋，红色的，已经洗得褪色了。我问她那是谁的鞋，她从来不回答。我以为是给我织的，但那只鞋太小了，我的手塞不进去，我甚至不记得婴儿时期穿过它。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只鞋，是真壁的。”
他低下头，把脸埋进双手之间。他的肩膀在轻微地颤抖，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母亲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她活在自责里整整四十年。”高原的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闷闷的，却格外清晰，“真壁说他被这个社会拒绝了。但事实上，他在出生之前，就已经被这个社会最黑暗的一套系统拒绝了——虚舟计划把他当成实验数据，他父亲把他当成需要被隔离的证据，而我母亲——她连选择记住他的权利都没有。唯一给他温暖的，可能只是那只他从未收到过的小小毛线鞋。”
他沉默了片刻。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多了一种他之前从未展现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沉静而坚决的力量。
“我不是在替他辩护。他做的事——伪造公文、侵吞经费、陷害无辜、致人死亡——每一件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我想说，在我认识他之前，在人文楼B2层那扇铁门打开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做错的婴儿。”
高原抬起头，把手从脸上移开。他的眼眶是干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
犬饲在单向玻璃后面站了很久，直到审讯室的灯光熄灭，高原被带回了拘留室。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那个从虚舟计划地下档案室里带回来的泛黄文件夹，翻到样本名单的最后一页。他在“样本19·高原静子”的名字旁边，用红笔轻轻画了一个圈。然后他拨通了真鹤市警署搜查本部的内线电话。
“通知厚生福利省和海东医科大学，明天上午十点，我们要开一个联合听证会。”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这个案子不再只是真壁周平和那五个学生之间的事。虚舟计划从昭和三十九年到令和六年的全部档案，每一页都必须公开。包括那份观察员名单——尤其是藤卷雅彦。”
与此同时，真鹤湾防波堤外的海面正在涨潮。冬季的潮水来势凶猛，灰色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拍打在防波堤上，激起数米高的白色水雾。在水野浩太曾经站过的那盏路灯下，一个穿着深色风衣的人影静静地站着，面朝大海，手里拿着一个和犬饲桌面上一模一样的泛黄文件夹。海风把他的白发吹得凌乱不堪，但他一动不动，只是看着远方海平面上那一线微弱的晨光。
藤卷雅彦把文件夹翻到最后一页，在高原创下那份家族图谱上面，用钢笔缓缓写下最后一行字。
“样本7与样本26的对抗与和解，标志着第四阶段追踪观察的核心假设得到完整验证。实验数据已饱和。虚舟计划——正式终止。”
他合上文件夹，对着海面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朝真鹤市警署的方向走去。他没有带律师，没有带公文包，只在风衣口袋里装了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以及一张四十六年前高原静子抱着婴儿的黑白照片。
那张照片的背面，除了已经泛黄的原版字迹之外，多了一行他刚刚写上去的新墨——“给真壁周平，你的母亲从未忘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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